“印太战略”框架下澳越关系的发展及影响

在“印太战略”框架下,近年来澳越两国关系不断升级,双方合作全面推进,两国尤其强化了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和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协调。澳大利亚希望借助与越南关系的升级提升地区影响力和彰显中等强国地位;越南则希望在南海问题上获得澳大利亚的支持。澳越关系的深化对南海局势及亚太地区秩序的稳定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推进两国合作制衡中国的战略盘算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共识下,澳越两国关系将会继续深化,尤其是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将会是两国关系的主要内容。为了维护南海局势和地区秩序的稳定,中国和东盟国家要相向而行,尽力排除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争端,构建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主导的南海地区秩序。

美国对华政策重构过程中的国会——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个案

作为美国联邦政府最高立法机构,国会在美国政府外交决策过程中始终扮演重要甚至关键的角色。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框架的确立及其对华政策重构的推进,国会在对华强硬问题上日益与行政当局达成共识,并通过立法、听证、调查等途径,强化中美关系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进一步介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在国际环境、美国社会、议员个人等三个主要层次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应运而生。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快速整合国会两党既有优势力量,聚焦于经贸、核心科技、台湾地区问题、军事安全等议题,以提出涉华立法提案、举办涉华政策听证会、发起涉华调查案以及发布研究报告等跨党派合作方式,炒作中美战略竞争。该委员会的相关涉华作为,阻碍了中美人文交流,推动对华经贸科技“脱钩断链”,负面冲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对两国关系未来走向注入更多不确定因素。其相关动向还产生了极具危害的外溢效应,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冲突与对立,增加地区与全球治理的成本。但鉴于该委员会在美国国内遭遇的反对、内部存在的分歧及其缺陷,以及中美关系大局的结构性约束,这一国会特设机构在美国对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注定是有限的。展望未来,中方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与耐力,在加强美国国会研究、推动中美人文交流、鼓励两国智库专家对话、与美方在全球战略议题上开展合作等方面多管齐下,为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正轨奠定理论与政策基础。

大国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战略均衡”外交

与莫里森政府一边倒地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相比,阿尔巴尼斯政府展现出更多的战略自主性,提出“多极地区秩序”与“战略均衡”,呼吁与地区中小国家一道塑造大国战略竞争的国际环境。这既是对历届工党政府独立外交传统的继承,又是澳大利亚为了在中美大国博弈的夹缝中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但建立在澳美同盟基础上的独立外交并不独立,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战略均衡政策并不均衡。阿尔巴尼斯政府对外政策的矛盾之处在于:在呼吁主权与战略自主的同时,又在不断强化对美安全依赖;提出要尊重地区中小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空间,又极力拉拢地区国家选边站;期待改善对华经贸与外交关系,又在国防方面极力应对中国的“威胁”,一如既往地把澳美同盟视为对冲任何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保证。因此对工党政府的所谓“独立外交”和“战略均衡”,不宜抱有过高期待。

“日澳双锚”如何推动亚太安全秩序转型

在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中,日本和澳大利亚凭借能力投射、关系连接、代理制衡三大功能成为美国极其倚重的“南北双锚”。日澳既重视维护美国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又有实现地位提升和加强安全保障的意愿。2013年以来,日澳借联盟管理机制处理与美国的矛盾分歧,通过强化防卫能力建设、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推动对华竞争、引领小多边合作等,推动着亚太权力分配格局重塑、权力关系对抗化和制度上的重叠竞争。然而,由于美国在联盟管理上对日澳拥有不对称优势,两国往往需要服从于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亚太安全秩序转型不能完全反映两国利益。中国应重视日澳在战略布局中的作用,就地区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同日澳深化共识、协调行动。

印度—澳大利亚—印尼的印度洋安全合作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印度洋开始成为世界大国战略竞争的中心舞台。印度、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作为域内海洋大国,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尤为关注。尤其是近年来,海域内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其中非法捕鱼、毒品贩卖、人口走私活动屡禁不止;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发,沿岸国家损失严重;海域内大国军事化竞争态势严峻,地区安全局势日益紧张。在此背景下,三国基于“东向行动”政策、印太战略观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积极探索三边印度洋安全合作的可能。目前,基于合作安全的理念,三国印度洋安全合作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在双边层面,合作基础扎实,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健全,构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三边层面,合作机制由二轨外交向一轨外交转变,共识不断增多,形式逐渐完善;在多边层面,三国正在以东盟和印度洋为中心的国际组织中,探索更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机会,但模式较为单一。未来,由于印度和印尼之间海洋安全合作的紧迫度不高,驱动力不足,造成了三边合作的短板效应,且三国对于印度洋未来的秩序构想不同,关注的次区域也有所差异,因此,三边印度洋安全合作的等级不会有质的提升,但形式仍有望拓展。中国作为印度洋的重要利益攸关方,有必要对此保持密切关注,三方的印度洋安全合作既可能营造更为安全的海洋环境,惠及周边各国,也可能滑向反华联盟,威胁中国周边安全。

澳大利亚战略视野下的AUKUS抉择

澳大利亚是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发起者。从澳大利亚决策过程看,AUKUS的战略设想源于顶层设计,并在“全政府”的组织原则下,由澳大利亚国防部牵头执行,且以两党共识传统为默认前提。AUKUS的成立进一步证明,澳大利亚已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这一方面反映出澳大利亚制衡中国的战略决心,另一方面释放出其放弃对美国从“印太”地区战略收缩的风险进行对冲的战略信号。在美国“轴辐”同盟体系向“节点防御”体系转型的过程中,AU⁃KUS极大提升了澳大利亚在美国“印太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促使澳大利亚进一步加速与美日英等核心盟伴深化战略“互操作性”,最终导致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高度复杂化。

体系压力、决策者认知与澳大利亚作为中美第三方的战略选择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的中等强国,也是当前美国“印太”战略的节点国家,其近年来在中美互动中的战略选择表现出从“平衡”到“失衡”的急剧转变。基于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的内在张力,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独特逻辑可被概括为“体系压力—决策者认知—战略选择”框架,即地区局势和联盟分歧是其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两个变量的组合决定了国内决策者对威胁程度和排序的认知以及对本国国际角色的不同定位,进而导致差异化的战略选择。二战后,澳大利亚作为中美第三方的战略选择经历了四个阶段:“同盟优先”阶段,地区局势紧张,联盟分歧小,决策者因外部威胁感知显著而推进“依附性制衡”;“面向亚洲”阶段,地区局势缓和,联盟分歧由大变小,决策者因联盟风险和地区收益感知上升而选择“自主性对冲”;“霸权副手”阶段,地区局势与联盟分歧的压力均上升,决策者在威胁认知不清晰时选择“补充性对冲”;“印太旗手”阶段,地区局势紧张,联盟分歧大,决策者因对华威胁感知更高而走向“主动性制衡”。理解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规律,有助于总结中美互动中第三方国家的行为逻辑,为更好地稳定地区局势和推进周边外交提供思路。

澳大利亚台海政策辩论及延续:成因、影响与走向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传统中等强国,近年来在美国“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其一些鹰派政客与媒体频繁挑战涉华议题,在中国台湾问题上不断炒作战争言辞,通过反华宣传声称中国“威胁”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观,并预测两国将爆发战争,企图抵制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突出表现为莫里森政府时期出现的“战鼓论”。所谓“战鼓论”,主要是指澳大利亚一些鹰派人物通过反华宣传,声称中国“企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影响澳大利亚,对澳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观构成威胁,并暗示澳大利亚应准备迎接因台海问题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莫里森政府不断炒作“战争”议题,制造紧张舆论。这一动向与美澳同盟的联动影响、国内政治党争的推波助澜、游说集团的煽动鼓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战鼓论”对中澳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双方在地缘政治、外交和贸易等领域出现一系列矛盾和争端,同时给民进党当局释放错误信号。澳大利亚所谓“战鼓论”强硬派一度甚嚣尘上,在塑造澳大利亚对华公众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随着澳大利亚政权轮替,所谓“战鼓论”强硬派对政策的影响已经减弱,也受到了经济利益、民意、政治力量等掣肘,不过也并未退场。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台后,中澳关系出现转圜迹象,双方都致力于改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访问、经贸谈判措施,双边关系有所升温。但澳大利亚台海政策依然受到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所谓“战鼓论”在未来是否会继续活跃,会否干预台海事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澳大利亚执政者对其国家利益的判断和外交战略布局。为发展稳定的中澳关系,中国应坚决反对所谓“战鼓论”,与各界保持接触,寻求长期对话,活跃双边交流,充实合作纽带,培植政治互信,管控和妥善解决分歧,从而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中老年人需求表达机制研究--基于S市SJ区城乡接合部空巢老人的调查

满足困难老年人群体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是当前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主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实现服务对象老年人有效的需求表达,也是不断提升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模式效果的必然要求。城乡接合部地区空巢老人是最为弱势的老年群体之一,他们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中需求表达面临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基于对S市SJ区的实地调研,分析了城乡接合部地区空巢老人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各阶段需求表达的现状及成因,探讨了他们的需求表达对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影响,并尝试构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中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表达机制。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海上威慑实践与中国应对

拜登政府以来,美国以“一体化威慑”调整对华海上威慑策略,其目标指向防止地区热战与海上利益的维护,最大化利用美国“非对称”竞争优势以对中国实施成本强加,最小化中国行动成功的概率以对中国进行风险强加.2021年9月中旬后,美国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作为实施海上“一体化威慑”的重要抓手.该安全伙伴关系的海上威慑实践主要体现在:增强美国海上拒止能力,推动关键盟友威慑能力一体化以及推动威慑范围的延展.但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对华海上集体威慑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比如英国与澳大利亚对美国的追随存在上限,美国战略调动能力与资源的限度,国际与区域规制的约束,以及三国共享核潜艇技术的诸多风险与不确定性.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海上“一体化威慑”实践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海上利益维护以及地区安全与发展倡议带来的挑战,中国应基于“真正的多边主义”稳定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加强中国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与威慑力,进一步发挥中国与东盟“亚洲式”团结优势以进行有力应对.

“澳新美同盟”的名称由来及其属性刍议

澳新美同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新美三方所缔结的一个防御合作同盟。由于澳新双方尤其是澳方在同盟的提议以及同盟条约文本的拟订过程中发挥了独特建设性作用,所以该同盟被称之为＂澳新美同盟＂。该同盟缔结的主要原因或目的就是防范日本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因而在缔结之初,它无疑是一个区域性防御同盟。后来随着亚太地区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希望将其纳入反共产主义的轨道,致使同盟不得不打上冷战的烙印。然而在冷战期间,澳大利亚卷入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要通道是＂东南亚条约组织＂。这就在实际运作中大大弱化了澳新美同盟的冷战属性。

对老年人临终关怀的法理思考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对老年人法律上尊严的保障是法律应有之义。对老年人的临终关怀体现了法律对人性尊严的尊重,我国急需在立法上确立对老年人临终关怀的法律保障机制,使得临终关怀得到国家和社会更大程度的支持和保障。

论人的审美灵境

人生的审美灵境作为人之生命活动自由自觉的展开状态及对其意义的诗性领悟,它是人与自身及他者矛盾解决的涵容共生于生存境界。它既寓存日常存在之中,又将人从中提升出来。通达此境界的枢机在于人要有一种既不超乎现实存在之外,又不拘执于现世存在的满足之中;既不凌驾于他者之上,又不随顺于他者操控的自由自觉以至爱人爱物的柔静、创造的人生态度。

不同粒径分布分维数铀矿石的浸出规律

为了研究堆浸铀矿石粒径分布对堆浸效果的影响,配置5组不同粒径分布分维数的铀矿样进行室内柱浸试验,测定不同时刻浸出液的铀浓度和pH值,计算对应时刻的浸出率和酸耗。结果表明:分维数越大的铀矿样,浸出液中铀离子浓度峰值出现得越迟、峰值越小,且在峰值出现后,铀离子浓度越大;在浸出初期,分维数越大的铀矿样,浸出率越低,这种差距在浓度峰值出现之前逐渐增大,峰值过后逐渐减小;而在浸出后期,分维数大的铀矿样的浸出率依次逐渐超过分维数较小的铀矿样的浸出率,并保持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浸出初期,若要获得相同的浸出率,分维数越大的铀矿样,其酸耗量也越大,酸耗量的差距随着浸出时间的延长先增大而后逐渐减小;在浸出后期,要获得相同的浸出率,酸耗则出现相反的变化情况。

子女数、居住方式与家庭代际支持--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

子女数与居住方式影响了老人家庭代际支持,且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首先,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子女数显著提高了老人获得经济支持与精神支持的概率;但女儿数与农村老人照料支持呈显著负相关。其次,对城镇老人而言,与配偶居住挤入了子女的经济支持,但对老人获得精神慰藉起到了负向影响;独居和居住养老机构分别降低了老人获得精神支持和照料支持的概率。对农村老人而言,与配偶居住在挤入子女经济支持的同时,却挤出了子女的精神慰藉与照料支持;独居和居住养老机构对老人获得精神支持和照料支持起到负向影响。子女数调节了居住方式对老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即一个理想化的结果是:子女在尊重老人选择居住方式的同时,弥补因居住方式导致家庭代际支持的缺失。

“追随”或“自主”：美澳同盟中澳大利亚外交困境与选择

二战后,美澳同盟一直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基石,为其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但受同盟"连累"与"抛弃"困境影响,澳大利亚在对外政策制定中也面临着"追随"或"自主"的行为选择困境。作为同盟中的非主导国,澳大利亚遵循"美澳同盟关系稳固前提下的有限自主"的行为选择逻辑。受此影响,一方面,澳大利亚在对外行为中优先追求安全利益,在美澳同盟框架下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倚借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地位维持其既得利益和国家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一定程度的外交自主选择空间,提升其作为"中等强国"在亚太乃至世界范围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必要性与问题

近年来,巴基斯坦一直强烈要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其积极申请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行动是出于其战略考虑,以谋求自己在反恐和经济发展上的现实利益,并构成巴基斯坦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具备必要性和一些有利条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目前看,实现这一目标还需时日。

澳大利亚的对华对冲战略

As an influential middle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ustralia feels ambivalence toward the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o maximiz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ustralia has adopted a "hedging strategy" towards China, the impact of which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of profound concern.

近年来澳大利亚官方对南海争端的基本立场

澳大利亚毗邻东南亚,又是美国在亚太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军事盟友。澳大利亚对南海的态度与立场,很大程度上影响对东盟和美国的立场。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澳大利亚官方和主流媒体报道的官方对南海争端的态度和发言进行总结和分析,探讨澳大利亚官方对南海争端的基本立场。

澳日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准同盟——兼评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的签署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多年来,澳日关系的变迁是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表征。澳日不久前签署的《防务与安全声明》无疑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为两国防务与安全合作提供了政策性指导,并将推动两国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走向准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