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战略”框架下澳越关系的发展及影响

在“印太战略”框架下,近年来澳越两国关系不断升级,双方合作全面推进,两国尤其强化了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和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协调。澳大利亚希望借助与越南关系的升级提升地区影响力和彰显中等强国地位;越南则希望在南海问题上获得澳大利亚的支持。澳越关系的深化对南海局势及亚太地区秩序的稳定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推进两国合作制衡中国的战略盘算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共识下,澳越两国关系将会继续深化,尤其是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将会是两国关系的主要内容。为了维护南海局势和地区秩序的稳定,中国和东盟国家要相向而行,尽力排除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争端,构建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主导的南海地区秩序。

大国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战略均衡”外交

与莫里森政府一边倒地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相比,阿尔巴尼斯政府展现出更多的战略自主性,提出“多极地区秩序”与“战略均衡”,呼吁与地区中小国家一道塑造大国战略竞争的国际环境。这既是对历届工党政府独立外交传统的继承,又是澳大利亚为了在中美大国博弈的夹缝中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但建立在澳美同盟基础上的独立外交并不独立,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战略均衡政策并不均衡。阿尔巴尼斯政府对外政策的矛盾之处在于:在呼吁主权与战略自主的同时,又在不断强化对美安全依赖;提出要尊重地区中小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空间,又极力拉拢地区国家选边站;期待改善对华经贸与外交关系,又在国防方面极力应对中国的“威胁”,一如既往地把澳美同盟视为对冲任何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保证。因此对工党政府的所谓“独立外交”和“战略均衡”,不宜抱有过高期待。

美国对华政策重构过程中的国会——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个案

作为美国联邦政府最高立法机构,国会在美国政府外交决策过程中始终扮演重要甚至关键的角色。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框架的确立及其对华政策重构的推进,国会在对华强硬问题上日益与行政当局达成共识,并通过立法、听证、调查等途径,强化中美关系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进一步介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在国际环境、美国社会、议员个人等三个主要层次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应运而生。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快速整合国会两党既有优势力量,聚焦于经贸、核心科技、台湾地区问题、军事安全等议题,以提出涉华立法提案、举办涉华政策听证会、发起涉华调查案以及发布研究报告等跨党派合作方式,炒作中美战略竞争。该委员会的相关涉华作为,阻碍了中美人文交流,推动对华经贸科技“脱钩断链”,负面冲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对两国关系未来走向注入更多不确定因素。其相关动向还产生了极具危害的外溢效应,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冲突与对立,增加地区与全球治理的成本。但鉴于该委员会在美国国内遭遇的反对、内部存在的分歧及其缺陷,以及中美关系大局的结构性约束,这一国会特设机构在美国对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注定是有限的。展望未来,中方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与耐力,在加强美国国会研究、推动中美人文交流、鼓励两国智库专家对话、与美方在全球战略议题上开展合作等方面多管齐下,为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正轨奠定理论与政策基础。

澳大利亚战略视野下的AUKUS抉择

澳大利亚是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发起者。从澳大利亚决策过程看,AUKUS的战略设想源于顶层设计,并在“全政府”的组织原则下,由澳大利亚国防部牵头执行,且以两党共识传统为默认前提。AUKUS的成立进一步证明,澳大利亚已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这一方面反映出澳大利亚制衡中国的战略决心,另一方面释放出其放弃对美国从“印太”地区战略收缩的风险进行对冲的战略信号。在美国“轴辐”同盟体系向“节点防御”体系转型的过程中,AU⁃KUS极大提升了澳大利亚在美国“印太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促使澳大利亚进一步加速与美日英等核心盟伴深化战略“互操作性”,最终导致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高度复杂化。

体系压力、决策者认知与澳大利亚作为中美第三方的战略选择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的中等强国,也是当前美国“印太”战略的节点国家,其近年来在中美互动中的战略选择表现出从“平衡”到“失衡”的急剧转变。基于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的内在张力,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独特逻辑可被概括为“体系压力—决策者认知—战略选择”框架,即地区局势和联盟分歧是其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两个变量的组合决定了国内决策者对威胁程度和排序的认知以及对本国国际角色的不同定位,进而导致差异化的战略选择。二战后,澳大利亚作为中美第三方的战略选择经历了四个阶段:“同盟优先”阶段,地区局势紧张,联盟分歧小,决策者因外部威胁感知显著而推进“依附性制衡”;“面向亚洲”阶段,地区局势缓和,联盟分歧由大变小,决策者因联盟风险和地区收益感知上升而选择“自主性对冲”;“霸权副手”阶段,地区局势与联盟分歧的压力均上升,决策者在威胁认知不清晰时选择“补充性对冲”;“印太旗手”阶段,地区局势紧张,联盟分歧大,决策者因对华威胁感知更高而走向“主动性制衡”。理解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规律,有助于总结中美互动中第三方国家的行为逻辑,为更好地稳定地区局势和推进周边外交提供思路。

印度—澳大利亚—印尼的印度洋安全合作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印度洋开始成为世界大国战略竞争的中心舞台。印度、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作为域内海洋大国,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尤为关注。尤其是近年来,海域内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其中非法捕鱼、毒品贩卖、人口走私活动屡禁不止;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发,沿岸国家损失严重;海域内大国军事化竞争态势严峻,地区安全局势日益紧张。在此背景下,三国基于“东向行动”政策、印太战略观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积极探索三边印度洋安全合作的可能。目前,基于合作安全的理念,三国印度洋安全合作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在双边层面,合作基础扎实,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健全,构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三边层面,合作机制由二轨外交向一轨外交转变,共识不断增多,形式逐渐完善;在多边层面,三国正在以东盟和印度洋为中心的国际组织中,探索更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机会,但模式较为单一。未来,由于印度和印尼之间海洋安全合作的紧迫度不高,驱动力不足,造成了三边合作的短板效应,且三国对于印度洋未来的秩序构想不同,关注的次区域也有所差异,因此,三边印度洋安全合作的等级不会有质的提升,但形式仍有望拓展。中国作为印度洋的重要利益攸关方,有必要对此保持密切关注,三方的印度洋安全合作既可能营造更为安全的海洋环境,惠及周边各国,也可能滑向反华联盟,威胁中国周边安全。

“追随”或“自主”：美澳同盟中澳大利亚外交困境与选择

二战后,美澳同盟一直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基石,为其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但受同盟"连累"与"抛弃"困境影响,澳大利亚在对外政策制定中也面临着"追随"或"自主"的行为选择困境。作为同盟中的非主导国,澳大利亚遵循"美澳同盟关系稳固前提下的有限自主"的行为选择逻辑。受此影响,一方面,澳大利亚在对外行为中优先追求安全利益,在美澳同盟框架下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倚借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地位维持其既得利益和国家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一定程度的外交自主选择空间,提升其作为"中等强国"在亚太乃至世界范围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澳大利亚的对华对冲战略

As an influential middle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ustralia feels ambivalence toward the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o maximiz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ustralia has adopted a "hedging strategy" towards China, the impact of which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of profound concern.

近年来澳大利亚官方对南海争端的基本立场

澳大利亚毗邻东南亚,又是美国在亚太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军事盟友。澳大利亚对南海的态度与立场,很大程度上影响对东盟和美国的立场。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澳大利亚官方和主流媒体报道的官方对南海争端的态度和发言进行总结和分析,探讨澳大利亚官方对南海争端的基本立场。

试论澳大利亚的印太体系概念与战略路径选择

本文简要分析了澳大利亚印太体系战略的展开。澳大利亚由于身份焦虑和国家利益,建立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并在冷战后大力推动亚太体系的建设。随着印度的崛起和印度洋重要性的增加,澳大利亚开始提出印太体系战略。这一概念使得澳大利亚处于地缘政治的关键位置。但澳大利亚的印太体系战略并不是一个联合周边民主国家遏制中国的框架,相反澳大利亚政府目前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开放有效的地区体系。这一路径选择虽然困难,但可以为澳大利亚超越美国小伙伴角色、成长为全球大国提供真正的帮助。

澳大利亚公共外交探索期的管理与实践研究——一种国际传播的视角

本文以国际传播为切入点,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概念被引入之初,澳大利亚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尝试和努力所呈现的特点。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管理具有延续性、专业性、两级管理体系、以需求为导向等特点,而其实践则是多维度、与理论发展相辅相成。其管理与实践的各个方面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奠定了当今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重要基础。

澳大利亚台海政策辩论及延续:成因、影响与走向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传统中等强国,近年来在美国“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其一些鹰派政客与媒体频繁挑战涉华议题,在中国台湾问题上不断炒作战争言辞,通过反华宣传声称中国“威胁”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观,并预测两国将爆发战争,企图抵制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突出表现为莫里森政府时期出现的“战鼓论”。所谓“战鼓论”,主要是指澳大利亚一些鹰派人物通过反华宣传,声称中国“企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影响澳大利亚,对澳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观构成威胁,并暗示澳大利亚应准备迎接因台海问题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莫里森政府不断炒作“战争”议题,制造紧张舆论。这一动向与美澳同盟的联动影响、国内政治党争的推波助澜、游说集团的煽动鼓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战鼓论”对中澳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双方在地缘政治、外交和贸易等领域出现一系列矛盾和争端,同时给民进党当局释放错误信号。澳大利亚所谓“战鼓论”强硬派一度甚嚣尘上,在塑造澳大利亚对华公众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随着澳大利亚政权轮替,所谓“战鼓论”强硬派对政策的影响已经减弱,也受到了经济利益、民意、政治力量等掣肘,不过也并未退场。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台后,中澳关系出现转圜迹象,双方都致力于改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访问、经贸谈判措施,双边关系有所升温。但澳大利亚台海政策依然受到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所谓“战鼓论”在未来是否会继续活跃,会否干预台海事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澳大利亚执政者对其国家利益的判断和外交战略布局。为发展稳定的中澳关系,中国应坚决反对所谓“战鼓论”,与各界保持接触,寻求长期对话,活跃双边交流,充实合作纽带,培植政治互信,管控和妥善解决分歧,从而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冷战后澳大利亚为何追随美国?

冷战结束后,澳美同盟不仅没有像人们想象地逐步弱化,反而出现不断巩固和强化的趋势。澳大利亚在冷战后并没有明显的安全威胁,其安全环境甚至得到显著改善,为何仍然维持和强化澳美同盟关系、紧密追随美国?本文以伊拉克战争为案例,分析冷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原因。作者认为,冷战期间,澳大利亚追随美国主要源于保障安全以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冷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意在提升地位,以争取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美澳双边安全关系的新发展、战略限度与中长期态势

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安全关系出现了新进展:两国安全合作的战略地位提升,技术层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安全政策的协调更加密切,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进一步偏向美国。但这种新发展也有一定的战略限度,即避免过度激怒中国。由于密切的中澳经济关系、中澳两国间不存在直接的领土冲突以及相对中立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美安全合作短期内存在这样的战略限度。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影响澳美安全合作战略限度的因素。两国中长期的安全关系总的来说会朝着更加密切、重要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一态势最终取决于地区力量结构以及中美澳三边关系的变化,原因在于,美澳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没有太大的现实障碍,并有相当的动力继续加强安全上的合作。同时,随着澳大利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经贸依赖关系的加深,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的降低可能成为一个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选择的长期重要因素。

“澳新美同盟”的名称由来及其属性刍议

澳新美同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新美三方所缔结的一个防御合作同盟。由于澳新双方尤其是澳方在同盟的提议以及同盟条约文本的拟订过程中发挥了独特建设性作用,所以该同盟被称之为＂澳新美同盟＂。该同盟缔结的主要原因或目的就是防范日本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因而在缔结之初,它无疑是一个区域性防御同盟。后来随着亚太地区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希望将其纳入反共产主义的轨道,致使同盟不得不打上冷战的烙印。然而在冷战期间,澳大利亚卷入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要通道是＂东南亚条约组织＂。这就在实际运作中大大弱化了澳新美同盟的冷战属性。

从中立到介入:澳大利亚南海立场的转变

2012年前后,澳大利亚在南海所持立场发生了明显转变,由客观中立转向积极介入,不仅是在政治方面介入,甚至还在军事层面介入。中国在南海坚决维权、美国高调介入、澳大利亚寻求拓展外交空间、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等因素导致了澳大利亚立场的转变。澳大利亚在南海存在重要利益,其对南海并无战略野心;中澳都关心南海的自由通航,都不愿意南海走向军事冲突,两国之间的战略猜疑可以通过相互沟通、增大外交透明度、战略对接予以解决。虽然澳大利亚未来会加大对南海的介入程度,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战略手段都将是有限的,中国不必感到过分担忧。

冷战后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思想

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研究具有较为久远的思想传统。面对地区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冷战后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研究,从维护新世纪澳大利亚生存与发展角度出发,集中关注澳面临的诸多现实或潜在安全挑战。减弱对澳美军事同盟关系的过度依赖、推动塑造新的地区权势秩序、加强对周边和南半球国际事务的影响,是冷战后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研究者提出的重要观点。冷战后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研究较为清醒地指出了当前澳对外战略当中存在的问题,但对澳当代对外战略实践发挥的影响较为有限。

澳大利亚的南极战略：逻辑框架与实施路径

南极地区关涉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深刻影响着澳大利亚的国家认同。澳大利亚的南极战略目标在于提升其在南极地区事务中的领导力,强化其在南极地区的存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澳大利亚巧妙利用国际法规则实现自身诉求,并积极推进在南极科学考察、后勤保障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国家行动与国际合作。澳大利亚在南极地区寻求国际合作为中国携手澳大利亚参与南极地区事务提供了契机。"一带一路"倡议、中澳南极对话为两国南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略论澳大利亚卷入朝鲜战争及其对澳亚关系的影响

战后初期远东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两大阵营在远东的对峙发展为军事对抗时,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追随美国"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其亚洲政策又走进了新的误区。它从二战中摆脱宗主国英国的控制,转向追随美国在亚洲推行冷战、争夺远东霸权的政策,损害了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和自身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形象。本文论述了澳大利亚卷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进程,考察了战争中澳美关系的变化,并分析了朝鲜战争对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次大战以来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的演变

二次大战以来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的演变徐州师范学院张秋生二次大战以来，一直认为属于西方并面向西方的澳大利亚，开始与亚洲国家建立关系，并逐步确立了＂面向亚洲＂的政策。笔者拟就产生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原因与发展轨迹作一概要论述。一、二战与澳大利亚对亚洲认识的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