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与罗斯福政府国际托管制度构想的蜕变(1941-1945)——兼论战后国际秩序构建中的美国主义

1941—1945年,国务卿赫尔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策划、讨论和起草了联合国托管制度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国务院日益偏离了总统罗斯福最初的路线构想,不仅主动大幅收缩了托管制度的适用范围,而且调整了托管制度的性质定位、权力结构和组织程序,深刻影响了联合国托管制度的走向。这一调整是国际压力与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精确地表达了二战后美国社会走向国际主义、承担全球责任的性质和限度。从根本上说,美国的托管制度方案是国务院从唯我独尊的美国主义出发,将民族自决和种族主义、门户开放与门罗主义、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等各种矛盾调和起来的产物,本身就蕴含了失败的种子。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观念与政策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问题应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其独特性。地区范围、地区制度框架及地区统合原则是地区秩序的构成要素。在东南亚秩序构建进程中,日本形成相互并存的、多层次地区概念。从亚太到扩大的东亚、“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两洋交会”再到“印太构想”,日本的地区秩序观经历经济导向、价值观导向及印太框架3个时期的演变。日本从强调包容性转变为强调同质性,价值观外交愈发突出。日本通过双边与小多边主义强化安全合作,安全议题的分量不断上升。以新版“安保三文件”为指导,日本在2023年推进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安全合作新框架,使援助外交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援助走向“经济+安全”双轨并行的新态势。日本从均势与陆海对立的思维定势出发,地区概念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试图借此阻滞与稀释中国的影响力。

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

拜登政府从护持美国霸权地位出发,全方位、深层次调整美国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既有别于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拜登主义”外交理念。拜登主义以“务实的现实主义”、“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内政-外交互联思维为内涵逻辑,致力于因应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对美国霸权的冲击。拜登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出五大外交政策支柱并产生多方面战略影响,也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内政和外交层面的制约因素,能否成为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历史遗产有待观察。总体而言,拜登主义都代表了美国主流精英对时代变局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政策转型探索,有其重要意义。

日本“新安保三文件”下的强军计划论析

随着岸田政府在2022年12月出台“新安保三文件”,日本的军力建设迎来重大转变。日本打破了国防预算“GDP 1%”原则以及“专守防卫”原则,试图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并全面强化军力,以期成为“能战”的军事强国。“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动因有多方面,包括日本对周边国家“威胁认知”的偏差,日本配合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强日美安全合作的需要,以及日本国内更加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发展前景上,日本强军计划并非完全乐观,其国防预算增长计划有可能无法得到全面落实、“和平主义”思潮以及“募兵难”问题也会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美国为何愿当北极地区麻烦制造者

2023年12月19日,美国国务院公布涉及北极地区的美国外大陆架界限地理坐标,单方面宣布对北极和白令海等七个区域外大陆架的主权要求,面积近100万平方千米。美国对北极外大陆架的主权要求不仅是“狮子大开口”式的霸道,更是对国际法和北极秩序的挑战。这一举动直接冲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大陆架主权划设的法理基础,更加剧了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美国故技重施挑起北极大陆架划界争端,再次表明美国才是扰乱北极地区稳定与发展的真正“搅局者”。

美国数字霸权及其应对

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控制成为国际政治领域讨论的重要话题。当少数国家或实体对全球数字技术格局产生不成比例的绝对影响时,就形成了所谓数字霸权。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建立数字霸权,企图将数字技术优势转化为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以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

美日韩关系“北约化”遗祸东北亚

戴维营峰会展示出的美日韩关系“北约化”,是朝鲜半岛及东北亚未来可能生战生乱的根本原因。美国拜登政府诱压日韩两国政府,改变了亚洲以往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模式,树立起三国安全密不可分的新地缘观,形成全面合作的准同盟机制,将遗祸东北亚。该机制可概括为:核为媒、情相连、兵同轨、物共享、链整合。美国对其军事力量进行全球布局和结构调整,推动军事要素与战略资源东移,东北亚面临变成主战场和火药桶的风险。2024年将是美日韩三国“惊险”的选举之年,选情扑朔迷离,对三边合作整合将起反作用。日韩两国围绕美国核保护伞的“延伸威慑”,亦存在不小分歧。

多维距离视角下中国影响力评价研究——以东南亚国家为例

基于“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东南亚地区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中国影响力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影响力均超过美国,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民众对中国影响力评价最高,菲律宾和缅甸的民众对中国影响力评价最低,在马来西亚中美两国影响力差距最大,在菲律宾两国影响力差距最小。回归结果表明,经济距离、制度距离和社会距离对中国影响力评价起显著抑制作用,地理距离起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微弱,文化距离正向作用不够稳健;异质性结果显示,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社会距离对低收入人群影响更大,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对美国评价高的人群作用更大,地理距离缩小了受访者对中国影响力评价的差距,而经济距离、社会距离扩大了受访者对中国影响力评价的差距。这启示增强与东南亚各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民间友好往来、加强影视文化输出可以有效提高中国影响力。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战略变迁、战略逻辑与战略影响

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的趋势已成为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重要特征,其间美国历届政府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基于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美国不断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意在维持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单极霸权,其所形成的战略构架主要体现在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已常态化,军事威慑力显著增强;不断加大在亚太地区经贸合作中的介入和影响,推进在经贸领域的战略渗透;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加快表现的战略焦虑和为防止“美国衰落”及为巩固其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对华关系从确定“接触”和“建设性关系”演进到“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对华遏制的成分不断凸显,由此中国不断增大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影响力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变量。时至今日,强化联盟体系、实施战略围堵、注重规则制衡、聚焦高新科技竞争与封堵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和防范的新动向。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通过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推进价值观外交成为美国构筑联合制华阵营的重要策略。同时,中美作为世界重要大国,面临人类共同的危机和挑战,基于两国间共同的利益交汇点,在共存环境下双方也存在寻求合作而非对抗的趋向和空间。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发展的走向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

东盟反恐情报合作:演进、架构、特征及限度

[研究目的]东南亚的安全与稳定,不仅关涉地区安全,更是各国友好交往的基础。洞悉东盟反恐情报合作,对了解该地区反恐情势有重要参考价值。[研究方法]该文以东盟反恐情报合作为研究对象,从演进、架构、特征及限度等四个方面,综合剖析东盟反恐情报合作的进展与实践。[研究结论]研究发现,东盟反恐情报合作的开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政治安全、跨国犯罪等逐步聚焦于反恐情报的。与垂直架构不同,东盟反恐情报合作是一种以东盟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并具有平台特性、平行协同、非同步性、交叉性等特征。当然,东盟反恐情报合作仍受“东盟方式”的影响,并且缺乏预防性反恐等内容。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东盟反恐情报合作的深度,也降低了地区反恐的实效。

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脉络、逻辑与影响

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演变脉络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调整,包含政策领域与政策路径等。在此过程中,日本突出东南亚外交的政治色彩并全面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各领域双边关系,在持续深化经济外交的基础上取得了经济合作机制化建设进展,且正致力于推动与部分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及其机制化建设,进而试图主导地区秩序构建。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政策逻辑主要体现在国家战略转型、地区框架建构与大国关系互动3个层面。其中,日本国家战略的目标诉求与实施路径,始终对其东南亚外交起到规范作用;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既是地区框架建构进程的有效组成部分,又受其规范与制约;日本始终需要考虑美国、中国等大国因素,且美国因素是约束日本外交取向的首要因素。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深化了日本与东盟国家间双边关系,为日本自身的国家战略转型提供路径支撑,但在地区层面上则导致东亚合作框架泛化、东盟中心地位弱化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不稳。

美日重塑印太地区秩序与日本的角色变化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联合重塑印太地区秩序的步伐加快。日本改变以往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搭便车”的习惯,通过积极的“印太战略”外交,已经逐渐转变为美国重塑印太地区秩序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辅助者。特朗普政府时期,日本影响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拜登政府时期,日本弥补了美国国际领导力的不足。美日在联合重塑印太地区秩序中形成更加紧密的互补关系,美日主从关系地位已经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日本角色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试图以此留住美国,确保美国安全承诺的有效性,并在国际秩序变革中谋求有利的国际地位。美日在未来国际秩序走向、对华竞争手段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但一系列强化同盟关系的举措只会让日本在面对中国崛起时更加依赖美国。

土耳其在中亚地区软实力的发展及局限

土耳其是中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外部行为体之一,中亚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苏联解体后,土耳其积极介入该地区,通过制度外交、文化外交和科技外交等多种路径促进自身软实力的发展,效果显著,有效提升了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改善了其国家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耳其的国际话语权。但是,另一方面,土耳其在中亚地区软实力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挑战。究其原因,土耳其自身的中等强国实力无法支撑起其“称霸一方”的雄心壮志;对坚持多元务实外交政策的中亚国家而言,与土耳其合作只是“备选项”;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土耳其在该地区的活动势必会受到俄罗斯、美国、伊朗等力量的制衡。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澳同盟转型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美澳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美国实施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澳同盟的转型进程加快。从同盟针对的目标来看,美澳同盟将围绕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进行全面转型;从同盟内部关系来看,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的引导和塑造能力明显增强;从同盟性质来看,美澳同盟将从防御性同盟转型为进攻性同盟,进攻能力和威慑能力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从同盟合作范围来看,美澳同盟的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美澳同盟转型是美国调动盟友资源、推进“印太战略”部署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措施,同时也适应了澳大利亚缓解战略焦虑和制衡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这不仅使得两国在战略上深度捆绑,增强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量优势,也使得澳大利亚处理对华关系难度加大,并冲击地区和平与合作的进程。

美国对外军事援助的历史演进及本质

美国对外军事援助数额巨大、形式多样、对象广泛、持续时间长,是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工具之一,对美国及受援助国进而对区域和全球的政治和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就对受援助对象的影响而言,美国的军事援助往往乏善可陈,而且为了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往往在对外军事援助中置受援助国人权和民生改善于不顾。此外,美国对外军事援助往往是联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也难以带来更多的合作和支持。当前的地缘冲突和竞争将对美国对外军事援助产生重要影响。

“垄断”与“共享”:美国延伸核威慑的亚欧差异

对外实施“延伸核威慑”,是美国建设和维系同盟的基础工具,但在不同地区的实践模式却有显著差异。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美国为解决在欧洲开展延伸核威慑遭遇的“可信度”缺陷难题,逐步构建起北约“核共享”机制。在同期东亚的延伸核威慑中,美国不仅未向日韩推介类似方案,反而继续固守“核垄断”模式。日韩与美国相对更大的权力差距、关键时期缺乏重大危机,是妨碍美日和美韩同盟建立北约式“核共享”的两大主要因素,而前者更具决定意义。美国在冷战后从东亚撤出所有陆基战术核武器,关闭了日韩争取“核共享”的机会之窗,但在如今全球变局与地区秩序加速演进的大势下,不能完全排除美国未来大幅改造东亚延伸核威慑模式的可能。

跨学科视角下的国际信任理论研究:脉络、方法与前景

信任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政界和学界高度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但也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难点,各学科关于其定义、分类、作用、度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对信任问题的主要研究脉络,评述了各学科关于信任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与主要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从跨学科视角探索推进国际信任理论创新之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分析了目前国际信任理论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提出了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重点方向和主要议题。

中俄与日俄关系的差异与成因

中国、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日作为世界领先的重要经济体,在区域与全球合作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俄罗斯作为中、日的近邻,希望与两国加强互联互通,加速远东开发。远东地区资源富饶,但开发不足。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加快“向东”步伐。与中俄合作稳步升温相比,日俄合作相形见绌,中俄贸易额已超出日俄贸易额上千亿美元。本文从中俄与日俄经济合作的差异出发,从政治互信、社会民情等方面对中俄关系与日俄关系进行对比,发现中俄合作的优势,寻找日俄合作的不足,分析相关原因,并尝试探索促进东北亚稳定与发展的前景。

斐济的重要战略地位分析——兼论中斐合作的策略

作为太平洋岛国,斐济在地理位置、资源储备和地区影响力等方面具有战略优势。近年来,斐济从国内、地区和国际三个层面着力改善国家面临的发展困境,其战略地位得到更多国家的关注。为推动中斐关系平稳健康发展、促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整体关系提高,中国应将斐济作为“战略支点国家”,优化“一带一路”南太支线的建设质量,加强中斐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合作,提高国内学界对斐济等太平洋岛国的研究水平,切实有效地维护我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利益。

信任、威胁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四种联盟类型

小多边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推进印太安全合作的重要路径。回顾美国安全合作史,美国构建了制度联盟、条约联盟、意愿联盟等性质各异、类型多样的联盟形态,多边主义、小多边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成为美国安全合作的四种主要路径。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选择不同的安全合作路径?本文在既有安全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信任”与“威胁”两个变量并在两个变量的互动中构建类型学分析框架以解释美国对不同安全合作路径的选择。本文认为内部成员国信任水平的高低与对外部共同威胁认知的强弱是导致美国选择不同安全合作路径的一般性原因。具体而言,信任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安全合作行为体数量的多少,即信任水平的高低与安全合作行为体数量成正比;威胁认知的强弱决定了合作机制的制度化程度,即威胁认知强弱与安全合作机制的制度化水平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