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及其特设机构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角色与影响

拜登政府执政后提出“竞赢中国”战略,全面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明确美国对华战略以及美中关系的主导范式将由“竞争”来定义,“竞争”成为两国关系的“主导性框架”。美国国会两党也逐渐统一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广泛介入中美关系,开展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对华立法和政策行动。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这一背景下成立,并通过调查研究涉华议题,为美国国会制定对华强硬政策和立法提供了参考依据,协调政府的对华政策行动。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对华政策上的激进化取向,使其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扮演了极其负面的角色,成为美国各项遏制中国行动的策源地之一,对中美双边关系乃至全球局势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烈度,加深了美国民众对华错误认知,导致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日趋常态化、极端化。

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态度演变的动因探析

美国的“印太战略”旨在通过对盟伴体系的国际动员以制衡中国。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盟国之一,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值得关注。2017年11月至今,韩国政府对“印太战略”的态度总体上经历了中立(2017年11月至2019年3月)、有限支持(2019年3月至2022年5月)和积极参与(2022年5月至今)三个阶段。本文研究发现,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演变是韩国政府的压力认知、威胁认知和利益关系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印太战略”提出至今,韩国政府的压力认知、威胁认知和利益关系认知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导致韩国政府对“印太战略”态度由“中立”转向“积极参与”。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演变,体现了韩国政府在中美之间的“选边困境”中逐渐偏向美国的本质,会对韩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也会影响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局势。不过受限于国内政治、利益分化、战略分歧等因素,韩国对于“印太战略”的参与进程也存在不确定性。

美国对自决原则的立场演变分析

自决原则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二战后确立的国际规则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在冷战特别是后冷战时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本文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结束初期、非殖民化及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等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动的四个时期为基础,结合自决原则兴起、制度化、扩散和重塑等不同阶段,分析美国在霸权的不同时期对待自决原则的立场和行动差异。在自决理念的兴起阶段,虽然美国与苏联都是该理念的重要倡导者,但是威尔逊与列宁所倡导的自决理念存在重大的差异,包括自决理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起源的不同,以及对实施自决的态度差异。这决定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自决原则支持的限度,也加速了美国在价值和利益层面与世界非殖民化进程的背离。自决原则在二战后的制度化及扩散阶段,美国与苏联及广大新独立国家围绕自决原则的内涵及适用性展开了激烈争论,美国公开反对新独立国家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权利,以及实现经济自决的诉求。美国对自决原则最直接的挑战体现在它对该原则的修正主义立场和行动,一是将自决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二是以“人权高于主权”对自决原则进行重塑。与美国鼓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将自身塑造为国际规则的创建者和领导者的形象不同,美国并非自决原则的唯一倡导者,而是规范争论者;既非自决原则的一贯遵守者,而是修正主义者。美国对自决原则的结果性逻辑决定了它的立场和行动。

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

拜登政府从护持美国霸权地位出发,全方位、深层次调整美国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既有别于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拜登主义”外交理念。拜登主义以“务实的现实主义”、“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内政-外交互联思维为内涵逻辑,致力于因应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对美国霸权的冲击。拜登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出五大外交政策支柱并产生多方面战略影响,也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内政和外交层面的制约因素,能否成为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历史遗产有待观察。总体而言,拜登主义都代表了美国主流精英对时代变局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政策转型探索,有其重要意义。

战略叙事、本体安全与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政策的演变

国家对外政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战略叙事和本体安全是形成国家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因素。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一直处于演进之中。其中,本体安全是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政策演进的直接动力。而这三届政府的不同战略叙事,建构了本体安全或不安全状态。美国为了进一步确保本体安全,必然会不断恶意框定对中国的战略叙事,日益完善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然而,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演变无法站住脚,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针对中国的战略叙事并不符合实际;第二,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演变,本质上是“美国内湖”理念的回归,而并不是由本体安全或不安全促成的;第三,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演变并不能保障其本体安全;第四,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政策的演变不仅口惠而实不至,而且没有真正尊重太平洋岛屿地区主义。

“讲述美国故事”的霸权外交叙事模式:解构与批评

20世纪40年代,美国为塑造其全球大国的话语霸权,启动了“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的外交战略传播工程。“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有其特殊的历史动因、发展脉络和叙事模式及策略。研究发现,美国通过整合对外传播资源和先进信息技术,建构了一套服务其国家利益的霸权外交叙事模式,逐渐成长为一个与其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超级大国。美国为了打造全政府、全社会、全媒体的外交叙事体系,在推动跨部门联动、法制化构建和双轨并行的同时,辅之以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凸显、多重视角呈现和数据信息操纵等多元叙事策略。为了打破美国的叙事霸权,维护中国的叙事主权,中国应加快推进“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国外交叙事体系建设,敢于揭露和反制美国对华污名化叙事,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美日同盟调整:现代化、一体化和多边化

同盟一般会伴随实力的变化发生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表现为:一是同盟的现代化,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反映了美国由于霸权衰退不得不谋求日本发挥更大作用的现实;二是同盟的一体化,美日两国在军事领域加强共同指挥和作战机制的统合,在武器部署上也实现一体化,导致日本进一步失去自主性;三是同盟的多边化,美国为了推行“印太战略”遏制中国,鼓励日本与其他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建立军事联系,除了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之外,日本也在美国的默许下与欧洲国家进行军事合作,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多边战略集团。美日同盟的调整,给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也使日本在美国的战车上越绑越紧。

美国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识别与韧性操作逻辑

关键矿产安全是满足国防工业基础建设、助推清洁能源产业转型以及实现诸多高新技术研发与落地等国家安全需要的核心要素。供应链的安全则是关键矿产安全的核心,而生产与开发能力、回收技术发展、地缘政治竞争等因素皆会影响供应链的稳定性。存在严重对外依赖的现实使得美国为摆脱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开始追求关键矿产的安全韧性。但在全球实力和地位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将地缘政治竞争视为影响供应安全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美国在关键矿产安全领域表现出双重叙事:一方面,美国秉持生存叙事,力图通过减少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增强韧性,以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美国又主张权力叙事,将关键矿产安全韧性视为操作工具,以谋求全球控制和主导地位。在双重叙事的交织下,美国通过政治化关键矿产评估、构建排他性供应链等策略,意图在国际舞台上塑造有利于己的格局。而此种刻意制造安全焦虑、拉动“小圈子”、分割全球发展力量的举措给全球安全韧性带来严重冲击,威胁全人类的福祉,中国要高度警觉其进一步的举措,并积极进行应对。

美国为何愿当北极地区麻烦制造者

2023年12月19日,美国国务院公布涉及北极地区的美国外大陆架界限地理坐标,单方面宣布对北极和白令海等七个区域外大陆架的主权要求,面积近100万平方千米。美国对北极外大陆架的主权要求不仅是“狮子大开口”式的霸道,更是对国际法和北极秩序的挑战。这一举动直接冲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大陆架主权划设的法理基础,更加剧了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美国故技重施挑起北极大陆架划界争端,再次表明美国才是扰乱北极地区稳定与发展的真正“搅局者”。

美国数字霸权及其应对

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控制成为国际政治领域讨论的重要话题。当少数国家或实体对全球数字技术格局产生不成比例的绝对影响时,就形成了所谓数字霸权。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建立数字霸权,企图将数字技术优势转化为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以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

美国“人权卫士”的伪善与双标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发起的攻势已造成3.4万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万多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虽然国际社会一再向以方施压,但在美国纵容下内塔尼亚胡政府始终我行我素不为所动。这激起美国多所大学部分学生不满.

美日韩关系“北约化”遗祸东北亚

戴维营峰会展示出的美日韩关系“北约化”,是朝鲜半岛及东北亚未来可能生战生乱的根本原因。美国拜登政府诱压日韩两国政府,改变了亚洲以往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模式,树立起三国安全密不可分的新地缘观,形成全面合作的准同盟机制,将遗祸东北亚。该机制可概括为:核为媒、情相连、兵同轨、物共享、链整合。美国对其军事力量进行全球布局和结构调整,推动军事要素与战略资源东移,东北亚面临变成主战场和火药桶的风险。2024年将是美日韩三国“惊险”的选举之年,选情扑朔迷离,对三边合作整合将起反作用。日韩两国围绕美国核保护伞的“延伸威慑”,亦存在不小分歧。

拜登政府“一体化威慑”战略评析

拜登政府的“一体化威慑”战略将“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统合,更注重“拒止性威慑”;将核威慑与常规威慑统合,更注重核威慑、新兴技术赋能的战略威慑,以及“混合战争”与“灰色地带”较量中的常规威慑;将军事部门的威慑和其他部门的威慑统合,更注重集体安全机制的威慑作用。拜登政府之所以提出该战略,一是为了适应国家安全环境改变的需要,重点加大对中俄两国的遏制力度,防范并争取在潜在的大国战争中获胜;二是进一步整合利用盟伴体系,阻止盟伴的离心倾向;三是提升美军战力,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当前该战略处于边执行边完善的过程中,拜登政府正着力强化军备建设,推进前沿威慑;加大盟伴军事体系建设,强化在欧亚大陆的联合军事威慑;提高内政外交一体化程度,加快内部发展并提升对外制裁围堵力度。但是,由于存在不顾国力局限而发动攻势、四面出击以及对安全的管理协调能力要求非常高等问题,该战略的推行受到严重束缚。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东南亚政策:演进、特征与前景

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不断调整演进,经历了重塑、深化和战略升级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整体来看,美国的东南亚政策演进呈现出延续性与阶段性兼具、双边与多边并进的特点,并受到美国与域内外大国关系发展变化的直接影响,具有明显的针对第三方的政策指向性。受制于其全球战略调整以及地区和国际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尤其是服务于制华遏华战略意图的需要,美国将依托“印太战略”框架,从战略布局、议题设置、机制平台等方面强化其东南亚政策。

国务院与罗斯福政府国际托管制度构想的蜕变(1941-1945)——兼论战后国际秩序构建中的美国主义

1941—1945年,国务卿赫尔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策划、讨论和起草了联合国托管制度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国务院日益偏离了总统罗斯福最初的路线构想,不仅主动大幅收缩了托管制度的适用范围,而且调整了托管制度的性质定位、权力结构和组织程序,深刻影响了联合国托管制度的走向。这一调整是国际压力与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精确地表达了二战后美国社会走向国际主义、承担全球责任的性质和限度。从根本上说,美国的托管制度方案是国务院从唯我独尊的美国主义出发,将民族自决和种族主义、门户开放与门罗主义、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等各种矛盾调和起来的产物,本身就蕴含了失败的种子。

多维距离视角下中国影响力评价研究——以东南亚国家为例

基于“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东南亚地区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中国影响力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影响力均超过美国,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民众对中国影响力评价最高,菲律宾和缅甸的民众对中国影响力评价最低,在马来西亚中美两国影响力差距最大,在菲律宾两国影响力差距最小。回归结果表明,经济距离、制度距离和社会距离对中国影响力评价起显著抑制作用,地理距离起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微弱,文化距离正向作用不够稳健;异质性结果显示,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社会距离对低收入人群影响更大,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对美国评价高的人群作用更大,地理距离缩小了受访者对中国影响力评价的差距,而经济距离、社会距离扩大了受访者对中国影响力评价的差距。这启示增强与东南亚各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民间友好往来、加强影视文化输出可以有效提高中国影响力。

跨学科视角下的国际信任理论研究:脉络、方法与前景

信任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政界和学界高度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但也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难点,各学科关于其定义、分类、作用、度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对信任问题的主要研究脉络,评述了各学科关于信任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与主要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从跨学科视角探索推进国际信任理论创新之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分析了目前国际信任理论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提出了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重点方向和主要议题。

绿色议题联盟与复合安全化实践:美国关键矿产联盟的构建逻辑

随着碳中和共识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流认知,关键矿产作为支撑清洁能源转型的核心要素,对一国在世界低碳秩序转型中能否获得绿色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影响。面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绿色崛起,美国对本国在关键矿产供应上的结构性劣势产生了浓重的霸权焦虑和不安全感。为此,美国选择对传统联盟体系进行调整,试图通过构建绿色议题联盟重塑对竞争对手的战略优势。为了解决联盟调整过程中的合法性约束和政策性约束,美国开启了复合安全化实践。其中,美国的安全化话语实践框定了联盟调整的合法性问题,针对国内民众和外部盟友塑造了关键矿产领域的不安全感,明确了议题联盟需要对抗的目标和具体做法。美国的安全化政策实践则在话语实践的基础上推动了与外部盟友之间在关键矿产问题上的政策协调,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建立了一系列相互嵌套、兼顾多方位需求的合作机制。安全化话语实践和安全化政策实践相互交织,推动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关键矿产联盟不断成形。然而,美国关键矿产联盟在理念、分歧管理和资源支撑等方面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其效力难以达到美国政府的预期。

美国技术联盟策略演变与国际战略格局重塑

随着大国系统性战略竞争持续深化,结构性技术权力成为技术政治时代塑造国际权力体系和国际格局的重要支柱。当前,美国构建技术联盟的策略正从“小院高墙”向“多极技术联盟”调整,其重心从管控战略性新兴技术创新要素流动,转向侧重体系化争夺新型基础设施、技术供应链、技术生态体系等结构性技术权力。美国以争夺技术供应链主导权为重心的“经济安全”策略,不仅加速多极技术联盟的扩张,还会冲击和解构中等强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安全”和“经济”上的对冲战略,“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性和整体性遭受冲击。多极技术联盟将导致新兴技术权力在全球重新分布,非对称技术权力的发展变化将深刻影响国际格局,“选择性全球化”趋势或将更加明显。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战略变迁、战略逻辑与战略影响

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的趋势已成为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重要特征,其间美国历届政府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基于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美国不断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意在维持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单极霸权,其所形成的战略构架主要体现在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已常态化,军事威慑力显著增强;不断加大在亚太地区经贸合作中的介入和影响,推进在经贸领域的战略渗透;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加快表现的战略焦虑和为防止“美国衰落”及为巩固其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对华关系从确定“接触”和“建设性关系”演进到“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对华遏制的成分不断凸显,由此中国不断增大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影响力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变量。时至今日,强化联盟体系、实施战略围堵、注重规则制衡、聚焦高新科技竞争与封堵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和防范的新动向。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通过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推进价值观外交成为美国构筑联合制华阵营的重要策略。同时,中美作为世界重要大国,面临人类共同的危机和挑战,基于两国间共同的利益交汇点,在共存环境下双方也存在寻求合作而非对抗的趋向和空间。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发展的走向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