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如何激励管理层主动履行ESG责任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对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如下:管理层股权激励正向影响企业ESG表现;作用机制检验显示,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和降低代理成本两方面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信息透明度越高、融资约束越低的企业中,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影响程度越大。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

构造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既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有关学科建设的指示精神,也是为了改变国际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状况,以及弥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严重短缺的短板。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需要进一步厘清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以及涉外法学、国际法与法学一级学科的关系。在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构建国际法学一级学科专业。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任务主要包括: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传播中国国际法观、提升中国国际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提高运用国际法的能力以及补齐涉外法治的短板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创新,则成为今后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应然使命。未来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方向涉及架设国际法与国内法沟通的桥梁、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以及在国际法教育与研究中凸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等。

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数字法学定位再反思

目前关于数字法学的定位存在强版本与弱版本两种立场。强版本认为数字法学代表着对现代法学的代际革新,但数字社会并不构成对现代社会的迭代,数字法学也没有面对数字空间提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弱版本主张数字法学属于部门法学,但目前尚不存在独立的数字法部门;或者主张属于交叉法学,但数字法学既不是方法意义上的交叉学科,更不属于交叉“法学”。要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目前比较恰当的做法是将数字法学定位为领域法学。作为领域法学的数字法学是一种无需(部门法意义上之)“数字法”的法学研究,它既表征着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思维,也可以成为一门新的法学教学科目。数字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并不等同于对它的定位。

数字法学:多维知识的组织方式

数字法学、网络法与信息法等类似名称的学科建设需要理论基础。数据法学具有领域法学的特征,并且影响广泛、变化快速,在制度适用上具有挑战性。作为特殊领域法的数字法学有其知识组织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其知识体系可以采取家族类似的网状知识结构,下设数字法学基础理论、网络法学、数据法学、人工智能法学、智慧法治等知识模块。数字法学应注重部门法研究,但并非单维部门法的切片式拼盘。从单维部门法的角度看待数字法学,将无法合理分析具有多维性的数字法学议题。部门法研究也应从单维走向多维,多维视角可以拓展部门法的观察角度,避免部门法制度被困于单维或低维的制度想象。

中国数字法学研究的奠基与深拓(2018-2023)

从研究热度、人员规模以及成果产出看,数字法学已成为当前我国法学研究的热点,并从基本范畴、基础理论、司法实践、学科建设等方面,促进了现代法学的全方位革新。理论上,数字法学从法理学和部门法两方面,提出和构建了法学新问题、新理念、新价值和新方法;实践中,数字法学秉持新文科建设要求,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在法的运行全过程中的运用,努力构建新兴交叉学科。当下,我国数字法学研究具有理论的横断性、内容的创新性、方法的交叉性和视域的国际性等特征,但也存在两方面的不足:因忽视法学基础理论与范畴而招致“制造学术泡沫”批判,交叉研究有待深入融合各学科话语体系。当下的数字法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三阶段”特征,为助力数字法学研究实现阶段跃升,应继续重视法学基础问题研究,以实现科学创新,从实践立场发掘数字法学的新问题与新对策,以及兼顾数字法学研究的立法立场和司法立场。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能源正义与公正能源转型的新思考

在“后巴黎时代”,能源正义逐渐成为能源转型的应有之义。能源正义以个人权利为价值归宿,公平分配人际间、区域间、国家间的能源利益与能源责任,为能源转型提供道德标准、价值理性与理论框架。能源正义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吻合,能为我国能源转型之路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撑。其中,人口规模与能源消耗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能源转型面临的基本国情,这既反映了能源转型之路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也意味着丰富的人力资源潜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能源共同富裕应当坚持能源转型中的共建共享原则。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要求重视能源转型过程中的思想建设与文化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全体人民共享能源正义,走能源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要求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积极推进国际能源合作,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大模型时代我国人工智能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在大模型时代,人工智能法学及其理论体系迅速发展,逐渐形成独特的学科分支。新兴的人工智能法学不仅重构了传统的法学研究对象,也带来了创新的研究方法,同时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正义观念。这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如ChatGPT)的出现密不可分,后者在推动理论更新、促进法治实践全面提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在建设自身的人工智能法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得益于已有的法学理论基础和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然而,研究水平的不均和学科间壁垒的存在,成为建设中的难题。未来的工作需要将基本概念、框架建设以及多维、动态、可进化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重点。技术的进步将不断推动法学理论的演变。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的转变为法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在这个过程中,确保人类价值观、权利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构建人工智能法学理论体系,需要避免技术的潜在恶意应用,同时引导它向善。这不仅是一个学术上的努力,更是社会对于法律新概念和实践的重塑。这一工作涉及多学科合作,需要全球共识的形成和实践的更新,对法治的未来和法律体系的完善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论社会法的整体本位

我国古代以整体为法律本位,经近代发展后转为现代以个体为法律本位。个体本位法律高扬个体权利,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个体本位法律存在无法应对公共利益危机、社会达尔文效应,也存在无法有效规范整体权利等局限。整体本位社会法肯定社会整体利益的独立性;个体基于整体成员身份共享整体权利,对整体利益享有管理和维护权;整体是独立的有机体,整体对个体负有生存维护义务,个体对整体的存在、发展负有社会义务;如此,整体本位法律与个体本位法律得以实现优势互补。

中国绝对专制主义的经典——韩非政治思想再释评

在先秦诸子中,韩非拥有最为完备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关于道、德、理的观点,是其全部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由此发展起了关于君臣之道和治国之术的整个政治理论体系。韩非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是绝对君主专制主义。韩非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专制政权的兴亡更替经验,形成了中国政治学说史上最为完备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韩非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甚至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的国家主义倡导者。他先于马基雅维利1,700多年,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国家与君主,并视国家利益为公共利益。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对待韩非及其《韩非子》,应当坚决抛弃其君主专制的消极内容,努力弘扬其依法治国的积极内容。

卢梭的立法者难题及其中国解决方案

卢梭认为,立法者承担着塑造政治生活方式和塑造人民的职能,其行动原理是公意。不过,卢梭在其政治理论中引入独立的立法者,却产生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民和立法者关系的统一。立法者不是人民本身,如何确保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正是人民自己想要的法律或者确保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就是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卢梭并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中国的立法实践从实质上初步解决了卢梭的立法者难题,既能保证人民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又能保证人民制定的法律符合公意。

体育赛事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基于2021年甘肃白银越野赛事故的分析

体育赛事组织者应当对其组织的体育活动中的参赛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2021年甘肃白银越野赛事件反映出体育赛事组织者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的不足,导致参赛者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同时也影响了组织者的声誉。通过文献分析和事件分析,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衡量标准包括风险是否可以被组织者合理预见、组织者预防和控制风险的能力、组织者行为与致害风险发生的关联度、受害人自我保护可能性以及风险的致害程度。因此,判断义务人责任分配比例时应当充分结合上述因素综合衡量各方主体的风险责任,平衡安全保障义务与自甘风险的对抗关系,全面分析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和责任程度。

法典化视角下刑事证明标准条款的完善

偏重哲学话语的理论争议无益于解决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难题。在法典化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厘清刑事证明标准条款自身的逻辑性和层次性,进而对现有法律文本的表述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改,明确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标准,明确证据查证属实的法定义务,确立定罪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序规则,以实现发现案件真相和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之间的价值平衡,最终实现刑事证明标准在程序规范下的合理适用。

人工智能背景下法科生释法说理能力培养探究

释法说理能力是法律专业的核心业务能力之一,该能力的培养基于批判思维能力的学习和训练。在法律人工智能背景下,释法说理能力的培养不仅已成当务之急,而且应因其特征和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和方法。在部门法学习中融入释法说理方法训练,配合批判思维的理论工具和方法支持,促使学生经由自主学习和大量训练实现知识迁移和能力内化,是培养法科生释法说理能力的有效路径。

法律权力概念辩疑

权力是法律主体通过实施法律所规定宣告式言语行为、从而产生法律地位的资格,这里的法律地位与宣告式言语行为所包含的意愿相一致。法律权力概念具有普遍性,并非是由公法所专享的概念。法律权力既可以改变法律主体自身的法律地位,也可以改变他人的法律地位,且不以他人的同意为必要条件。法律权力具有构成性,它的核心在于使得行为人的意愿产生与之一致的法律地位,而不在于对行为人表达该意愿的行为加以规制。法律权力即便有时可以作为法律权利的构成因素,也不能将之视为法律权利的特殊形态,两者的内涵具有明显的差别。

论蒙古游牧法制在中华法制文明中的地位

蒙古族游牧法制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法制的集大成者,能将北方游牧民族的法制升华和再现出来,制定了很多成文法典,并流传至今,成为游牧法制文明当之无愧的代表。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央王朝法制在交流中互相影响、碰撞、融合,并最终融合到中华法制文明之中,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并独居特色的一元。

我国《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适用研究

追偿诉讼是一国阻断法的私人实施路径,其主要功能在于阻却外国法律及相关判决的域外适用,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的性质、目的和功能上判断,该条规定属于阻断性质的追偿诉讼条款。在借鉴域外阻断立法追偿诉讼条款适用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在谦抑性原则的理念下对《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我国公民、组织”“任何组织和个人”“歧视性限制措施”等用语进行谨慎的界定,同时应积极制定后续实施细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保障条款,以明确第十二条追偿诉讼条款的请求权基础、管辖权依据、判决的执行途径等适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而保障《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真正实施。

权利的能力理论证成及其补强

应有权利的证成依赖于对特定规范性依据或理由的支持。现有研究中,权利的证成性资源主要集中于道义论或结果论。无论是道义论还是结果论,在证成权利方面均存在不足,能力理论可以部分地填补这种不足。能力理论主张,从利他主义的普通人角度出发,国家为保障个体尊严,应当在最低限度以上去培育和发展个体的核心能力,使其在过上体面生活的意义上成为一个人。能力理论在汲取道义论与结果论理论优势的基础上,补强了权利的证成性资源,进而为权利研究特别是新兴(型)权利的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国法律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展望

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相关部署和政策举措,为扶持发展法律职业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为优化法学院校体系和构建法学教育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为更好把握法律职业教育今后发展,思想认识上要明确法律高等职业教育与法律专业学位教育属于同一的人才培养的性质,二者不能分别开来;要重新审视和总结提炼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积累的丰富经验,在国家重新布局“普通高等教育”和“职高”两个并立体系基础上,要统筹考虑法律专科、法律本科、法律硕士、法律博士各层次人才培养环节的管理体制、工作机制与政策协调,各层次人才培养与现行三级学位制度的关系,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准入条件设计的关系,以及职业教育体系中法律本科与普通高等教育中法学本科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强化系统思维,加强统筹谋划,努力一体推进。

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及刑法因应

由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刑事风险可以类型化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而只有前者具有刑法规范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应将研究范围框定其中。以犯罪构成四要件为基准,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存在样态表现为客体挑战、行为异化、主体难题和主观风险,其只是对既有刑法体系造成一定冲击而非颠覆。基于此,对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防治策略应采取刑法应对的回归立场,在厘清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人类依附性的本质之后,可以借鉴第三人责任范围的划定,将行为人的责任范围划分为研发阶段、生产阶段和使用阶段,并根据风险的发展环节,对相关责任主体科以差异化的义务要求。

袭警违法犯罪行为行刑衔接探析

人民警察是国家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力量,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任务。由于执法环境日趋复杂,袭警违法犯罪行为屡见不鲜。实践中,袭警违法犯罪行为存在行为认定不清、行刑衔接不畅等困境。为厘清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衔接问题,正确处理袭警案件,保障法律尊严和人民警察执法权威,应制定规范性文件、完善行刑衔接程序、开展部门间合作、实施双向执法监督,以彰显警察职业荣誉感,减少警民冲突,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