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ological Thoughts on Ming Bai Documents：A Case Study of Grass-roots Management＇s Creativity in Miao Nationality Areas,Leishan and Danzhai County,Guizhou Province

Valid as folk law,Ming Bai document is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villagers,which is applied in Danjiang T own,Langde T own and Wangfeng T ownship in Leishan county,Qiandongnan Miao and Do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Guizhou province.It refers to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on,safety construction,safety production,fire fighting,traffic safety,prohibition of opium,fire protection of forest,family plan,and traditional festival etc. Mostly they are posted on the conspicuous wooden buildings and bricks wall of villages,Ming Bai documen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adjusting local social relations. Moreover,its legal culture and the value of legal sociology are worthy of having a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劳动法实现机制

我国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上升至国家战略。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充分实现,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作用,尤其离不开劳动法相应机制予以促进和助力。但现行劳动法制度存在不足和短板,无法有效保障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实现,应予以完善和优化。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进而直接掣肘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改善劳动力有效供给并保障老年人就业权利,可着眼于劳动者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按照达龄前、达龄后与全过程的时间节点,体系化完善促进老龄化战略实现的劳动法机制。针对达龄前劳动者,应完善延迟退休制度,明确延迟退休年龄条件,确立自愿退休机制以及完善相关养老保险激励机制以提升民众接受度和认同感,有效挖掘我国质量型人口红利;针对达龄后劳动者,应强化其劳动权益保障力度,通过总结法官集体智慧,统一退休再就业用工关系属性的司法认定标准;针对就业全过程的年龄歧视现象,通过完善立法、健全执法和能动司法等措施回应法律规制需求,并运用积极调控手段解决劳动力市场失灵问题,提升用人单位雇佣老年人的积极性。

新型职业农民经济权利的体系构建与法律保护

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权利,对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实现。目前,中国已经初步构建起新型职业农民经济权利法律保护体系,但仍然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权利,需要出台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专门法,并完善现代农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相关法律制度。行政机关出台的农业政策应符合法治精神,依法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应鼓励社会力量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律宣传活动,并完善矛盾纠纷的调解解决方式。强化对经济权利的法律保护,要发挥新型职业农民自身的作用,并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技能教育和法制教育。

困境与出路:交叉性视角下残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保障

以往对残疾人就业或妇女就业的讨论,缺乏对女性残障个体的关照。我国残障女性规模庞大,残障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和劳动条件权等就业权益面临严重困境。文章从交叉性理论出发,剖析我国残障女性的就业权益困境,分析我国残障女性在宏观(传统观念和法律制度推波助澜)、中观(媒体的形象控制和代际压力)和微观(残障歧视和性别歧视)层面的多元交叉压力和歧视。对此,残障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应当推动残障女性反就业歧视的理念变革,促进残障主流化和社会性别主流化;建立性别与残障双重评估立法机制,完善法律制度设计和配套措施建设;优化多元主体协同网络以谋求社会合力,切实保障残障女性的就业权益。

新加坡媒体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及其建构路径——基于CNA"Understanding China"栏目的纪录片文本分析

本研究重点关注新加坡CNA(Channel NewsAsia,亚洲新闻台)“Understanding China”(理解中国)栏目在2021年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发现,CNA在对中国的议程设置上体现出聚焦国际重大事件,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和民生议题的季度性报道特征,通过16部纪录片的文本内容建构出一个不同于西方视角,相对客观、公正和全面的中国形象。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

源自美国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有其特定的含义、特征与功能,ADR的世界性潮流以其倡导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和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同时,作为人类社会共同财富和永恒文化资源的调解是当代ADR中最重要的形式,构成了ADR的核心;而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调解传统,则渗透着中华文化和谐理念的精华。以纽约和上海两个大都市的实践素材为例,将美国的"ADR文化"与中国的"调解文化"做相关的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获得的重要启示则是,应当充分重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以共同致力于形成足以适应构建现代和谐社会需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新型的法治文化。

法律与概率--不确定的世界与决策风险

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问题如影随形,与追求确定性与可预测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极其紧张的关系。本文首先评述近代法律思维带有的决定论倾向及其瓦解,法律不得不面对以发生的或然性为特征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问题,将危害发生的概率作为确定责任和义务的根据,并加强对偶然的去随机化处理。其次,阐明非确定性、不确定性、风险以及概率计算的一些基本条件,给出概率解释的类型划分及其相应的决策机制。再次,以德沃金的侥幸均等正义论为线索,观察基于概率论与互惠性的法学思维方式及其影响。最后,立足法律实践与法律制度设计总结了概率之于法律决策的可能影响。

中国法院调解制度与美国ADR制度的比较研究

中国法院的调解制度在解决当事人纠纷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应当对其进行完善。完善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比较和借鉴美国的ADR制度。在全面分析和比较中国法院调解制度和美国ADR制度的基础上,借鉴美国ADR制度中的有益经验,在法院调解中实行严格的调审分离,完成从法院职权主义调解向当事人主义调解的转变,并进一步做好调解主体从法官的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过渡工作。

习惯在行政中的制度命运——一种组织结构-功能分析的视角

由于行政组织是解决问题和效率取向的而不是规则取向的,?性有余而刚性不足,因此,行政组织的这种功能定位使之缺乏一种将习惯制度化的动力,根本不解决习惯制度化的问题,相反,更可能有一种排斥将习惯制度化的倾向。为了保证行政组织这些功能的实现,行政组织的结构必须是一种等级结构或等级结构为主的组织结构与之适应。在等级结构中,行政组织及其人员的行为指向是自上而下的,使来自社会基层的习惯无法自下而上地正式地制度化地进入国家法律之中,改变其民间法的制度命运。

再探“权威与自主性”的悖论--以“服务性权威观”为中心的讨论

在实践推理中对权威的接受意味着行动者服从权威者的意志而不以他自己对行动本身的判断为条件,权威创造了一个内容独立的、无条件的行动理由。拉兹的服务性权威观把自主性视为一个理性概念,无法消解权威与道德自主性之间的张力。斯科特·夏皮罗提出的公断模式是更可接受的关于权威合法性的证成方式,但公断模式与优先命题之间依然存在不一致。内在理由论对优先命题和常规证成命题似乎可以提供一种融贯的批评,但是也忽略了实践推理的复杂性。对权威命令的直接服从义务来自于权威的制度性特征而非关于权威合法性的证成方式,尽管这种义务又是以我们拥有权威的初始理由为前提的。初始理由,也就是总体上服从权威的道德义务,无法辩护每一个场合的具体义务,创造条件培育行动者向善的意志是弥合义务缝隙的内在途径。

行动路径依赖权重模型与适恰性逻辑--淘小二与工商总局互动行为的启示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行动路径依赖于理性选择,而法学家认为行动路径依赖于制度选择。两种观点皆过于理想化,以致无法解释现实问题。鉴于此,建立融合两种观点的行动路径依赖权重模型,利用比较法,着重阐述模型中的权重问题。该文基于该模型,分析了"淘小二事件"中各主体行动路径依赖权重模型的形成与超越过程。得到的启示有:在法律变迁过程中,政府率先超越行动路径依赖权重,取得的效益显著;而企业率先行动,则面临较高风险,需要谨慎。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角色的中心特征是法律,并且在行动中体现了与情境的适恰性逻辑。

“合奏”的中国司法过程--兼论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建构使命

当代中国法官裁判案件的司法过程,大体上可以说是游离在“独唱”与“合奏”之间。然而,虽然法官的“独唱”已经是当前中国法院司法运作的常态,但是“合奏曲”是更能代表当代中国法院司法属性的夺目乐章。对于中国“合奏性”的司法过程,法律社会学大有作为的空间,并在中国独特的政法语境中,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并因此而具有建构性。继而,法律社会学致力于建构能够规范司法“合奏”的程序机制,避免为了一味追求社会效果而导致司法过程成为“脱缰的野马”。而且,承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并在学理上建构一整套诸如“议论的法社会学”这样的知识体系去规范中国司法过程的不规范性,是当前中国法学研究的最大学问之一,也是中国法律社会学的重大使命之一。

“90后”大学生法律信仰培养研究

通过调查,发现"90后"大学生普遍法律信仰不足,分析"90后"大学生法律信仰不足原因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够完善,法治过度依附于政治,中国法治文化传统缺乏,高校法律信仰培养成效不显等方面,由此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思考大学生法律信仰培养途径和方式。

中国犯罪学家推介--夏吉先先生

夏吉先,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夏先生1939年1月生于四川省射洪县。196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分配到华东政法学院教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并校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后调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继而又回到华东政法学院任教。

弹性退休制度与劳动合同规范的耦合机制构建

受制于单一退休渠道的严格限制,“劳动合同到龄终止”的法律规定难以实现退休的效率目标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兼顾。退休年龄的单一技术标准有违退休制度演化的系统耦合规律,这是源于强制干预手段与弹性退休内生调整逻辑的错配。以社会系统论观之,退休自主的权利塑造提供了弹性退休制度与劳动合同规范的耦合契机,弹性退休年龄与劳动合同规范要素的交互促成了系统间的结构耦合,劳动合同终止与解除构成了双重耦合路径。耦合机制的运行应遵循程序主义方法,依赖于退休权利在劳动合同中的行使、退休对话机制的内嵌与劳动者可行能力的判断,最后通过劳动合同终止限制的强制性规则与解雇原因的动态审查机制对耦合机制予以限制补救。

公民的法律理解-解释与和谐社会的治理及建设

基于对公民法律理解-解释问题的分析引出了对公民的法律理解-解释活动与和谐社会善治的内在关系的探讨。和谐社会的善治模式内在地蕴含了公民法律理解-解释的要素,这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心理基础。公民法律理解-解释活动过程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所具有社会整合作用,正确引导与教育以及优化公民法律理解-解释活动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四川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治理政策文本分析

剖析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四川省的社区疫情防控政策文本,厘清其防控治理逻辑,探讨现行政策中的问题,为优化社区的相关治理提供决策参考。以新冠疫情为例,检索四川省社区疫情管理的相关政策文本,并建立“政策工具—危机管理阶段”二维分析框架,采用计量和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所纳入的政策文本之发文主体主要是应对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和民政部门,政策工具供给型的最多(43.01%)、需求型的次之(35.13%)、环境型的使用相对较少(21.86%);在危机管理周期维度上,反应阶段的政策工具数量最多(62.37%),缩减阶段(18.82%)和预备阶段(12.19%),恢复阶段(6.63%)的数量较少。建议加强部门间协作,构建共治局面;加强信息化和监测预警政策建设,健全预警机制,提高预判的精准性;完善社区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体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全方位全周期闭环管理模式;强化社区动员,提高社区成员主体意识和参与意愿。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特征--交互融合与互动共生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情理法的关系相互融合共生,"法不外乎人情",礼(理)为"人事之仪则"和"情则为理之维"都体现了情理法的互动互生的特征,总体上来说情理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法统情理、理涵情法、情融理法的特点。这与西方的情理观明显不同,西方理性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高峰以后,19世纪后半期非理性主义开始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信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这种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两种基本的哲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