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称、事实、观念--看守所在押者身份称谓的社会认知语言学分析

'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是近年来西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兴趣转向了语言的社会维度,关注语言变异。社会认知语言学有两项基本假设:其一,语言是人类认知的工具,也是认知的产物;其二,语言不仅反映个体认知的过程,更是言语共同体的产物。据此,笔者拟由考察看守所在押者身份称谓的使用现状出发,讨论由具体的语言分析和语言规范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可能。

法治预设与设问修辞---制度性修辞研究之三

法治作为人类治理其交往行为的一种预设,并不总是一套逻辑,也并不总是能够得到逻辑佐证。就预设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制度性修辞,在修辞格上,它又是一种设问修辞。无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富勒的法治论,还是美国宪法的一些原则规定,只有在设问修辞的分析视野中,才有可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求助于逻辑,反而会凿枘不通。

基于CiteSpace的国内庭审话语研究可视化分析

基于中国知网1986-2022年的457条文献数据,借助CiteSpace 6.1.R2 Advanced版可视化软件,对国内庭审话语研究的发展状况、科研主体的合作情况以及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庭审话语研究已有三十六年的发展,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缓慢发展期(1986-2003)、迅速发展期(2004-2010)、繁荣发展期(2011-2018)和冷静发展期(2019-2022);科研主体的独立科研水平高,科研主体间的合作少,较少涉及跨国合作;我国庭审话语研究的热点集中在语用学领域,注重庭审话语中的语言本体研究,其中刑事庭审话语尤为引人关注,然而庭审话语的理论创新和权力性别研究不足。

法律何以成为正义——从themis到dike

法律女神忒弥斯代表着西方最早的规范性思想,后来却逐渐为"正义"所取代。themis(法律)与dike(正义)本身有着深刻而密切的联系,由于都具有"审判"的涵义,二者逐渐合流,dike取代了themis而上升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规范。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主要指"审判"的dike吸收了审判过程的"公正"要求,变成了一种伦理品质,即"正义"。dike继承并集成了themis的众多属性,其内涵从司法领域上升到伦理政治的高度,逐渐取代了神法themis。这充分证明,法律的本质就在于正义。

人工智能背景下法律推理模型建立探究

随着人工智能在法学领域中的深入应用,“法律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法律”等新兴概念相继出现。法律人工智能系统经历了从法律专家系统到论证检索和认知计算的转变,为提高法律服务效率、降低法律风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基础核心论题与底层技术是法律推理。法律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法律推理较之传统法律推理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质与特征,要想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来服务法律,必须首先关注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模型。

庭审会话中的言语策略和权力控制——律师-证人庭审会话分析

在庭审特殊的语境下,参与会话的角色之间的权力分配是不均等的,法官的权力最高,其次是律师,其掌握着庭审会话的主动权,而证人只是被询问的一方,其权力极为有限,所拥有的言语权也最少。通过分析询问中律师一证人间的会话发现,律师借助封闭性问话、重复问话等言语策略对证人实施权力控制。同时,证人除在言语上对律师表示尊重外,也努力通过各种应答言词策略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两者之间对权力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他们不同的言语策略上。

想事,而不是想词——关于“法律语言”的片段思考

法律语言的精确和含混都是相对的,特别精密准确的抽象的法律语言是不存在的,决定法律语言精确和含混的并非语词选择,而是相关各方的利害考量的判断。法律语词的含义只能获得大致的稳定,非词典所能固定,并随着社会的利益互动和情势变化而改变。专注于法言法语虽然重要,但容易错失实在的法律争点。对于法律语言而言,重要的是想“事”,深入体察和理解具体争议中的事实及语境,比较各种不同法律应对的可能后果,不仅仅是对“词”的思考。

法律汉语“庄重性”语体实现路径对比分析--基于法律汉语变体复合类比语料库的研究

将包括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刑事法律汉语类比语料库、非法律汉语参照语料库和法律汉语历时类比语料库合成组建一个法律汉语变体复合类比语料库。对比分析发现:当前大陆、香港和台湾法律汉语"庄重性"在词汇、句法、语篇、修辞等实现路径方面存在共时差异,同时也存在历时差异,如近现代大陆法律汉语"庄重性"总体下降,这体现了大陆法律汉语的简明化趋势,而台湾法律汉语"庄重性"则保持稳定,香港法律汉语也鲜有更新。

“法律语言”多人谈

法律语言是“法律”和“法”本身邹玉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法律语言是承载和表达“法律”和“法”的语言。“法律语言”与“法律”和“法”的关系,要从语言的本质说起。不同的语言观对语言本质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语言工具论认为,语言是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认知工具,语言为人所创造,属于人但外在于人。

国内庭审话语研究文献综述(2012-2020年)

对2012-2020年间知网所收录的主题为庭审话语的期刊论文及学术论文共159篇进行统计分析,分类研究国内庭审话语研究方法、语料、内容、理论基础上的特点。结果表明:1)研究呈上升趋势;2)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理论性研究为辅;3)研究内容丰富,跨学科特点明显。庭审话语的研究从无声性转向有声性,跨学科特点突出,越来越强调社会性、认知、心理、态度等因素。该文旨在帮助法律语言研究者了解庭审话语的研究现状,加速我国庭审话语研究的步伐。

法庭辩论话语的隐喻特征分析--以(2018)最高法刑再4号案为例

以法庭辩论话语的一个个案中的隐喻分类为出发点,对法庭辩论话语中隐喻的特征进行了研究。案例中含隐喻的句子仅占总法庭辩论话语的1.76%,此比例大大低于文学作品和日常对话中的隐喻频率。尽管如此,法庭辩论中隐喻的四个特征:共情特征、强化特征、控诉特征,表达政治立场特征依然发挥作用,影响了庭审结果,案件也最终改判。

充分发挥术语学的学术网络“结构洞”中间人功能--评李智《法律专科词语的词义属性及释义研究》

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s)是美国学者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于1992年提出的。所谓结构洞,即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这种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其理念本质属于传统的学科交叉研究。不同的学科子网络、个体研究对象之间的交叉研究有其创新性:两个或多个学科的视角组合、融合或整合重构。

“汉语权利”向“和化权利”的变异和回归

“汉语权利”指的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并融入现代汉语、指称范围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和化权利”指汉语的“权利”一词进入日语法学后发生变异、指称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后者严格来说属于未经翻译的日语。“汉语权利”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随后进入日语法学并保持了20余年的主流地位。“和化权利”出现于日语法学的时间大体在19世纪80年代,经过与“汉语权利”的竞争,到20世纪初完成了定型化,同时开始返流中国。“汉语权利”与返流中国的“和化权利”也有过竞争,但毕竟势单力薄,顶不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语法学全面承袭了以和化的“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化权利”在当代汉语法学研究领域影响日渐式微,但在法学基础理论教学领域仍处在主流地位。当代汉语法学应全面回归“汉语权利”,同时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因素,形成以法权或其他本土化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目的原则视域下的法庭模糊语言探究

通过对法庭会话中模糊语言与言者目的关系的例证和分析发现:模糊语言是法庭会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着言者的目的,同时也受制于言者的目的。法庭模糊语言对于言者目的的表达与实现、对法庭互动和案件审理既具有积极的意义,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法庭模糊语言须遵循“应该精确时模糊不得,应该模糊时就得模糊”的语用原则。

阜阳地区方言在案件侦查中的应用

语言在侦办案件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只要有言语行为发生,就一定会彰显出言语人的特点,其中方言是凸显言语人身份的显著特征。阜阳地区方言特征明显,办案人员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可利用阜阳方言结合案件的有关物证和案情,刻划嫌疑人形象,从而明确侦查目标和范围。

法律术语的符号学诠释

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法律术语的本质进行诠释,认为法律术语是法律概念的语言符号,作为符号的法律术语具有符号的共有属性,即时空性。法律术语的意义只存在于特定情境中。法律术语是特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同一法律术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具有不同的涵义。

法律英语教学与国际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在中国入世、经济全球化和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大背景下 ,日益需要培养大量的国际型法律人才 ,而这又依赖于高水平的法律教育特别是法律英语教育。本文从我国法律人才培养和法律英语教学的现状出发 ,结合WTO对国际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和法律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

论法律英语在法学专业双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法律英语作为一种专门用途英语在词法、句法、语法方面与普通英语有很大区别,即使在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法律英语也被视为是一门"外语".而我国目前的积极推动的双语教学片面强调英语在讲授专业课程中的使用率,在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忽视甚至删除了"法律英语"课程,这种做法无视法律专业的语言特点,割裂了大学英语与专业英语的自然衔接,造成学生对法律英语似懂非懂,对专业知识也是一知半解的后果.这种的双语教学模式顾此失彼,令人担忧.因此,为顺利推进法学专业的双语教学,法律英语的教学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应该加强.如何从法律英语的特点出发,在教学目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选取、教员安排、教学评估等方面做出合理的安排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法律英语的文体特征与翻译策略

法律英语具有复杂性、准确性、庄重性等独特的语域文体特征,使得法律英语的翻译工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特色。作为法律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文本的翻译必须考虑到在语言风格、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框架下形成的差异,寻求搭建这些差异的桥梁和通道,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从而有效提高法律英语的翻译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