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室告”与“家罪”看秦律的立法精神

在秦律中,当父家长的侵害对象是家庭中的卑幼时,这种行为属于“家罪”或“非公室告”,禁止卑幼控告,但不禁止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控告;当父家长的侵害对象超出家庭卑幼的范围时,这种行为就属于“公室告”,家庭卑幼也有义务和责任举报,甚至可以将其捉拿归案以免自己受到株连。“公室告”与“家罪”的有关规定,源自法家之君权高于父权、官方利益高于家族利益的政治理念,明显带有限制父权的意图,是法家伦理观念和法律思想的体现,并不符合先秦儒家的家国观与忠孝观。

清末章董氏《刑律草案》稿本的发现和初步研究

新近发现的清末由章宗祥和董康联合纂拟的《刑律草案》稿本,在时间上早于由冈田朝太郎主持完成的新刑律草案,属于中国近代法史上第一部由国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本草案开始采用现代刑法体例,打破了以往律例合编、六曹分职的旧律格局。在纂拟过程中,坚持属人与属地主义并重,力图藉此宣示并恢复中国的司法主权;借鉴对比古今中外立法经验和司法实例,模范日本,折衷中西;删除比附,率先引入了罪刑法定主义,以及惩治教育的立法宗旨。

论家法与族规的分野

在中国历史上，家法与族规并无明确的分野。大量约束整个宗族的规范，即族规，仍被叫作家法、家规、家训之类。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合族之人本是同一祖先的后裔，宗族是家庭的扩展，是众多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因而族规与家规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同时，家法族规中常见...

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法家思想是我国古代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对古代法家思想有继承也有摒弃,通过对此进行分析研究,将对我国当代的依法治国有着重要的价值。

北宋河湟民族地区的蕃汉经济关系法研究

河湟民族地区位居宋夏边防要冲,蕃汉交错杂居。因熙河开边和宋夏战争等因素影响,蕃汉人口流动频繁,并且各民族间经济关系密切。为了维护民族边疆正常的蕃汉贸易活动,制裁和约束蕃汉贸易中的不法行为,北宋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蕃汉经济关系法,主要包括商品、土地、茶盐、钱钞等方面,它对于河湟民族边区经济秩序法制化和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试述清朝对青海蒙藏民族地方的立法

清朝在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对蒙古等民族地区采取了"因俗而治"和"众建而分其势"的统治政策。清朝平定青海后,自雍正初至末年,结合当地蒙藏民族风俗习惯,先后颁布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禁约青海十二条》和《西宁青海番夷成例》三个特别法规。三者互为配合、补充,成为清朝有效管理和统治青海地方的施政方针。

反观传统:儒家法文化之新观照

自从19世纪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儒家法文化便受到西方法文化等多方面的巨大冲击。然而,在这一百多年里,儒家法文化并未因此冲击而消失。而反思一下当前法治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会发现进行法治建设是不能割裂传统的;而且儒家法文化中也含有很多合理内核,再加上全球化的推动,儒家法文化也在发展。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儒家法文化,纠正以前的错误观点。

略论宋代政府对经济的法律规制

宋代经济发达,经济与法律思想活跃,宋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调控与规制经济的法律法规,内容涉及市场管理、禁榷专卖、海外贸易、货币金融和财政税收等方面,从而形成了较完善的经济行政法律体系。

西周法制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 ,礼、法关系相结合的西周奴隶制法制对社会的发展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对其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德主刑辅的刑礼关系、五刑刑罚的改进以及“三典刑三国”的治国原则等已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进行立法或变法的重要依据。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进程中 ,研究这一问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吐蕃法律的文化特色

吐蕃是七世纪初由松赞干布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奴隶制政权 ,前后经九代赞普 ,历时 2 0 0余年 ,势力最强大的时候 ,辖青海诸郡及西域、河陇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缘环境决定 ,在吐蕃法律初创之际 ,吸收了印度和中原及其它民族和地区的法文化 ,结合藏族的习惯法传统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吐蕃法律文化。这主要表现在 :佛教法与世俗法紧密结合 ;唐朝、吐蕃法律文化不断交流 ;法律与藏族伦理交融 ;

中世纪西方法人人格观念研究

中世纪的法人人格观念主要体现于注释法学派与评注法学派的法人理论以及教会法中的法人观点之中。注释法学派与评注法学派的法人理论是在学者对罗马法进行梳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前者拘泥于罗马法文本,基本上是罗马时代法人人格观念的再现,而后者则从当时的社会实践需要出发,对罗马法进行了创造性发挥,展现了法人人格观念的公法意味。教会法的法人观念,特别是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法人人格观念,既是为了解决教会中的实际问题,也是为了强化教会权力,因而体现了拟制说的某些特征。从知识谱系上说,中世纪的法人观念与罗马法法人观念之间有延续,也有断裂,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现代法人人格学说。

法家式的“在数目字上管理”——析《商君书》的“数”治思想

本文拟对商君书所蕴涵的法家式的“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理念或称法家的“数”治思想作了粗略探讨。

礼治模式下中国传统法律的秩序观——以唐律中侵害皇权罪为中心

中国传统法是一种礼治模式,礼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精神特质,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中独特的秩序观。在古人观念中,礼被认为是对天的一种拟制,体现着天道的和谐精神,因而礼制秩序被视为宇宙自然秩序在人间的自然推演。在礼制秩序的安排中,天子被视为交通天人的媒介,他通过祭祀天地来保障宇宙全体秩序的安定,实现人与神圣的神灵世界之间的和谐。正是基于这种特有的秩序观,唐律对侵害皇权的犯罪中处以重刑,不仅仅在于这些行为侵害了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以君主为中心的天人秩序,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对和谐的价值追求。

西汉时期同姓诸侯王犯罪

西汉的同姓诸侯王犯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其犯罪类型多种多样。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所以中央政权对其犯罪的处罚措施也有别于其他阶层,一般是由皇帝直接干预,惩处也相对较轻,显示了封建社会法律的不公平性。

贝卡里亚对封建刑法的质疑和批判

贝卡里亚之《论犯罪与刑罚》的诞生,具有划时代意义。贝氏对封建刑法进行了质疑,批判了封建刑法的不合理和落后,以罪刑法定反刑罚之随意和擅断,以罪刑均衡反刑罚之残酷,从而在解构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刑法体系。

浅议唐代的言谏制度

言谏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君主专制的自我调节机制。言谏制度在唐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一是谏官组织机构日益完善,规模与权力相应扩大;二是谏诤达到了制度化。唐代的言谏制度在减少君主决策失误,保证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而言谏制度的御用性和依赖性也暴露出了它的致命弱点。但是唐代言谏制度中某些制衡的有效性及追求社会政治清明的意义,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韩非法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韩非法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历代封建王朝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秦朝建立封建大一统局面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居于统治地位,但韩非的法治思想并未从此消失,而是和儒家相辅相成,成为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诉讼证明原则——以情折狱原则之原理论

中国封建社会的诉讼证明原则是“以情折狱”原则 ,“以情折狱”原则的原理由三个部分构成 :封建司法官吏依据封建法律规定的方式收集证据 ;运用逻辑方法审查判断证据并认定案件事实 ;根据案件事实参照实体法条款定罪量刑。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以情折狱”原则之原理的全部内容。前两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情” ,第三个方面可以概括为“折狱” ,“以情”是“折狱”的手段 ,“折狱”是“以情”的目的 ,二者相辅相成 ,“以情折狱”原则是一个统一体 ,“以情”是诉讼证明的中心 ,“折狱”

法家官僚制思想研究

官僚制理论,是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建立在法律权威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法家思想中就蕴涵着这种官僚制主张,笔者称之为法家官僚制思想。本文以法家人物的著作为参考资料,对法家官僚制思想进行了梳理,将它从原著中的混沌状态上升到归纳分类的阶段,使之成为一个完整体系。其目的是为了说明我国法律传统中蕴涵着丰富的法治因素和理性因素。法家官僚制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经验对于我国当前的吏治改革,建立法治化、理性化的职官管理控制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受贿犯罪立法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受贿犯罪立法的内容相当广泛、丰富,从中可以发现受贿犯罪产生的历史渊源,历代惩治受贿犯罪的经验教训。这为当今反腐倡廉、正风治乱、安民宁国的法治建设留下了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