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故事中的民间司法观念探源

宋代以来,工商业繁荣、印刷技术发展,在此基础上市井文化开始兴起,各类民间故事层出不穷。文章选取以包公形象为代表的民间故事,从审判主体、审判技巧和审判结果三个角度来回答百姓希望“由谁审”“怎么审”及“如何判”的问题,旨在通过包公故事中蕴含的民间司法理想与观念,为当今司法活动带来新的思考。

略论元、明、清时期的傣族法律

傣族是居住在云南省西部和南部的少数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流长。傣族历史上的习惯法已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兴趣，但傣族历史上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演变，以及傣族法律的特点等问题，深入研究的文章似不多见，本文拟就汉文史料和傣文史料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结合民族调查材...

论宋代中国古代法学的成熟及其贡献

本文通过对唐宋两朝尤其是宋代法学世界观、律学作品、判例法研究以及法医学成果等方面的分析比较， 认为至少在法学发展方面， 宋代已经超过了唐代。中国古代的法律， 发展至唐代达到了最高水平， 而中国古代的法学， 发展至宋代方走上了历史的顶峰。

略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制观念

宋代士大夫法制观念淡薄，除了屈服于权势、违心执法等原因外，还与他们受重儒轻法传统思想的影响。受人情关系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提倡忠恕、以“弛刑”为贵的陈腐观念有关。

从《红楼梦》看清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清朝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制度,从中不仅可以发现封建王朝的宗法伦理观念和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特点,同时由于清王朝是中国法制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变革时期,与以往各代的封建法律相比,其对婚姻家庭的法律控制已相对宽松。

家可出否:儒家伦理与国家宗教管控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一直被尊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并有众多儒家之伦理被逐渐直接或间接纳入国家法典之中。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之外尚有释、道等外来或本土的思想流派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流传。以外来宗教中影响最大的佛教为例,其与儒学曾发生一些冲突,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后者对前者"毁人伦"的批评。作为被"儒家化"的历代王朝法典,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在与宗教管控有关的部分,自然也表现出与儒佛冲突相对应的一些对佛教的限制(而非禁止)。如《大清律例》中,这样的律文主要有"称道士女冠"、"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僧道拜父母"三条,从唐迄清,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三个条文有所流变、损益,但其限制佛教的立法意旨始终一脉相承。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这种"限而不禁"的国家宗教管控政策中发展演变。

赦宥在中国古代死刑适用中的作用

赦宥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在中国古代死刑制度运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赦宥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存在具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国古代赦宥制度经历了从司法原则转变成政策的历程。报应观是中国古代赦宥制度中司法适用原则转变成政策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达到"威慑"与"自利"的目的,在赦宥的具体适用中演变出了复杂的制度设置和种类。从客观上看,此制度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死刑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制带来的司法专横,同时也使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运行更加具有自身的特色。

朱元璋立法普法行法述论

朱元璋对法律在政权中的重要作用深有认识。建国之后,池即致力于立法、普法诸事并形成有“重典治吏”的行法特点。本文对此试作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西夏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

论述西夏的婚姻制度、西夏家庭形态的构成、西夏家庭对国家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西夏亲属关 系中的荫庇、连坐、容隐、亲属互犯、拟制制度。

简议范仲淹的司法改革思想

文章集中论述了北宋改革家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推行司法改革 ,提出加强司法监督 ,强化刑部职能 ,重命令 ,准律文 ,慎选司法官吏等重大指施 。

清代夫权的法定与恣意——基于《大清律例》与刑科档案的考察

理学是清代统治阶级所尊奉的正统学说,夫权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从《大清律例》与刑科档案考察,清代的夫权主要包括夫可自由处分家产而不受限制的财产权;夫肆意詈骂妻而不被处罚、殴妻轻罚与不罚及过失杀妻勿论的教令权;妻犯七出时的休妻权;妻背夫逃亡或者犯奸时的嫁卖权;妻殴骂夫之直系尊亲属或犯奸时,杀死该有罪之妻的选择权等。清律法定的夫权至上,导致现实生活中夫权被恣意发挥,这也是清代夫犯妻案件多发的主要原因。

论包拯的司法道德观

包拯是北宋著名"清官"，于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包拯在其一生的司法活动中，提出并实践了以"清心"、"直道"为核心的司法道德观念，要求司法官吏应具备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正不阿、依法办事、执法如山等职业道德。这种司法道德观对于今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有借鉴的意义。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诣台诉事惯例对唐御史台司法权限的影响

唐代律令诏敕对于御史台和尚书省受纳词讼的分工和关系未予明确界定,地方进京告诉者有权在台、省之间进行选择:或经尚书省左右丞逐级申诉,或径直向御史台告诉。由于台司受理的案件可能因帝王干预或台司"随事条流"而获得迅速解决,诣台诉讼遂成为诉事人进京告诉的首选,相当数量的诉讼案件由此迅速分流至御史台。台司通过自我授权获得受理词讼权力,并逐渐取得与尚书省分庭抗礼的优越地位,而尚书省作为法定上诉审的审判职能却逐渐变得寂寞无闻。

传统法律中“罪家长”制度研究——以《大清律例》为视角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等级制和家族制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学界长期以来主要关注了君权、夫权和父权,而极少研究君、夫、父所承担的义务。本文以家族制的核心"家长"为研究对象,以《大清律例》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家长在家庭中作为夫、父、家主依法所享有的权力以及对家庭、社会、国家所承担的义务,来说明家族制中的家长不仅是权力的享有者,同时也是义务的承担者。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说明我国封建社会成功设计了与当时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力义务分配模式。

清代调处制度

调处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独特现象 ,本文从清代的调处制度的范围和形式入手 。

传统的重民思想在明中期刑事立法上的体现──读《皇明条法事类纂·刑部》

本文着重阐述《皇明条法事类纂。刑部》中反映的明中期刑事制倒上的法律思想和实践。重民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明中期，在刑事立法中，统治者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强调除暴、安良、重民、保民，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提出了禁益以保民，重民命以惩凶顽的思想。其重民思想没有囿于传统，而是强调在不违背封建和教的前提下注重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