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允升的律学研究及其影响

薛允升字云阶，陕西长安人，清代著名法律家，是中国近代法制改革的先驱者。他生于嘉庆２５年，卒于光绪２７年（即公元１８２０～１９０１年）。咸丰６年（１８５６）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６年（１８８０），应召为刑部侍郎，１９年（１８９３）、２６年（...

试析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的力量对比

对于清末修律时爆发的礼法之争 ,以前的论者多以为体现了礼教派的强大和法理派的软弱。作者从奕匡力和他主持的宪政编查馆入手 ,对礼法之争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指出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法理派并不是势单力孤 ,清政府也不是礼教派的坚强后盾 ,礼教派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并未取胜 ,法理派也根本谈不上言败。鉴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礼法之争中迈出的 ,因此对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作出新的认识与评价。

薛允升及其《读例存疑》

薛允升是清末著名律学家。《读例存疑》是他精研《大清律例》的重要成果。此书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法贵简易持平、有治法尤贵有治人、律例应当允协划一、刑罚世轻世重因时损益等法律思想 ,对清末修律产生过重大影响。

论清末立宪思潮

清末立宪思潮是２０ 世纪初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关于立宪，清末思想界作了多方探讨， 其中包括宪政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宪政诸要素的基本内涵、实行宪政的程序步骤等等。清末立宪思潮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与批判； 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道路上的一次跨越；

论魏源的法治思想

毛泽东曾经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的危机日趋深重。在农民起义和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的推动和影响下，以魏源、龚自珍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力图挽救濒临灭亡的清王朝，批判腐朽的封建政治法律制度，倡导“更法改图”，宣传“变法图强”。

清末“礼法之争”的评价与启示

清末"礼法之争"是指在晚清修律过程中,礼教派和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的出台而展开的激烈争论,其中最重大、最关键的论题是礼教存废和礼法关系问题。"礼法之争"是中西法文化从冲突、对立走向初步整合、融合的必然产物。礼法之争的法理问题,即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传统法与近代法的矛盾,成为后人继续思考与探索的重要课题。

论清末国际公法的引入与中国法律的近代化

学界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启动,一向将之归功于沈家本及其主持下的修订法律馆。然而,在此之前中国早已开始了对西方国际公法的翻译与引介,其初衷就在于希望借用国际法规则在与外国办理外交事宜时占据主动。而随着国际法书籍的大规模引入,西方的法律概念、法律思想也一并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历程。而引发这一历程的特殊历史契机,也使得中国法律近代化自始就带上了功利主义的色彩,阻碍了法治建设的进程。

略论促成清政府建立近代警察制度的主要原因

促成清政府建立近代警察制度的主要原因有:警学研究的深入和警政思想的传播;社会治安混乱不堪,各地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旧的保甲制度不足以依靠;帝国主义列强要求清政府进行必要的制度改革,以确保其在华的经济、政治利益和人身安全;从官绅合办的湖南保卫局,到地方警政的奉旨试办,再到巡警部的设立及其被民政部取代的渐次推进和成效渐显。

劳乃宣法律思想略论

劳乃宣是清末修律中礼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于他长期在基层做官，更能注意到传统礼教在国人法律心理中的广泛性和持久性。所以在改革法律的重心和程度上，他认为各国法律的起源和分类不同，其变法也不能趋同，应该立足本国国情，因俗治宜，保持各自的特色。 劳乃宣关于法律特殊性的认识和主张，如果在清末修律中运用得当，就可以相应地减少清末修律中的盲目性，使新法在吸收旧有法律的基础上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权威性。这与超前立法相比，更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性，也更符合法律持续性发展的规律。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及对晚清人权变化的影响

沈家本试图通过晚清的法律改革,在体制上改变君王驭民的桎桔,同时在法律的实施上,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已维持几千年的各类酷刑,在中国近代法制建设中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虽然未能取得人权上的完全成功,但为人权法的崛起以及晚清人权的变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康有为宪法思想述评

历史不能重演，但不同的历史时代却可能有相似的问题。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中国与今天一样，都处在社会政治与法制的转型时期。因此，研究过去１００年中国宪法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宪法学和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清末礼法之争研究评述

如何面对历史上文本法律和现实法律的严重背离,法律理想和法律现实二元对立的现实,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破解中西法律文化的对接,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难题。

一个中学生眼中的德国社区生活

2001年暑假，我以管乐特长生的身份参加了我们学校——清华附中与德国波恩附近的修女维特岛文科中学的校际交流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同学被分配到各个德国家庭中，与他们生活了10天，亲自感受了德国学校、家庭、社区的一些活动，虽然是走马观花，但感受颇多。

侠义精神与礼法之争

从刺客文化到游侠精神,其轻身重义的品质在后世得到了传承,在文学作品中,人们更愿意看到个人侠义精神。千百年来,“忠孝仁义”的儒家文化价值取向深深地影响了古代法律,从孔子开始,人们之所以反复强调“礼”高于“法”,并最终达到了“以礼入法”的目的,其深意就是要维护一种恒定的精神理念。

清末礼法之争

1902年至1911年,在厉行“新政”和“仿行立宪”的招牌下，清政府进行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修律活动。围绕着修律指导思想的确立问题，出现了以张之洞、劳乃宣为首的礼教派（又称家族主义派、国情派）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又称国家主义派、反国情派）。从1906年至1911年，双方产生了继春秋战国氧仑之后，中国法律思想领域的第二论，史称“礼法之争”。最终，《刑事民事诉讼法》未予公布即废，而《大清新刑律》未及资政院全部议完即由清王朝上谕颁布。

对清末礼法之争的反思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内忧外患不绝,内外交困地度过了五十来年后,感到若不对现行法制作些变改,便不利于继续统治。于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被迫于1901年下诏变法,准备立宪,实行新政,任命刑部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公使伍廷芳,修订法律,兼取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