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代法哲学思潮源流论

通过对当代日本法哲学中的新康德主义法哲学、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和法社会学思潮源流的考察 ,可以揭示出当代日本法哲学三大流派的渊源和相互关系。当代日本法哲学的三大思潮在诞生时具有同根同源和相互影响的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将法哲学作为一门科学而从不同角度、侧面对法的本质问题和法的现实功能所做的不同方法的研究。日本的现代法哲学虽然充满了国际色彩 。

中日法制近代化背景之比较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日两国在走上法制近代化道路之时所面临的历史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与传统法制间的矛盾是推动中日两国进行法制改革的根本缘由;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的渴望是促使中日两国进行法制改革的直接动因。然而两者又有诸多不同之处:中日经济发展的程度明显不同;中日统治集团法制改革的目的迥然不同;中日朝野思想意识和法律观念不尽相同;中日司法人才的培养和准备有所不同。

明治时代前期宪政思想论略

在明治时代 ,随着天皇制绝对主义政权的逐步确立 ,日本社会各阶层围绕着权利再分配的宪政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启蒙期”培养起来的思想家们的宣传鼓动下 ,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渗入社会各阶层 ,最终酿成一场规模巨大的自由民权运动。在运动中提出许多带有民主色彩的制宪原则 ,力图创造出一个与绝对主义政权异质的崭新国家形态。但是 ,由于运动领导者自身的先天不足和弱点 。

日本《侦探业法》对我国的启迪与借鉴

日本为了改变侦探业的混乱状态,规范行业运行,稳定社会秩序,制定颁布了《侦探业法》。该法主要规定了侦探业准入的限制条件、书面交付义务、保密义务、对从业人员培训的义务等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明确禁止私人侦探,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私人侦探的需求逐渐扩大,而公力的救济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我国私人侦探组织或个人不断发展壮大,以各种名义生存于"半地下"状态。从社会的物质基础、国家的法制条件和公众的观念来看,我国私人侦探业立法具有可行性。期望日本的《侦探业法》能够对我国的私人侦探业立法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

论黄遵宪对近代中日法文化交流的贡献——以《日本国志》中的宪政思想为视角

在近代中日法文化交流转向的过程中,黄遵宪是开启日本近代法文化流入中国的第一人。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宪政制度现状的评介,为近代中国输入了全新宪政文化,同时也为清末的宪政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法文化的借鉴。

论日本对域外法文化的三次输入及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法文化趋同化和多元化并存发展的时代,如何在趋同中保持本国的独特个性,并实现法的现代化变革,日本的经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积极范本。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法文化同样可以在借鉴和移植域外法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变革与创新。

探究事实、追寻平等——井上茂教授的法哲学思想

井上茂教授是日本资深的法哲学家,多年任职于早稻田大学(不幸于2002年5月病逝)。他以自己独特的法哲学思想奠定了该校以"原创性"概念为核心,以返回原点、探究事实为基本诉求的法哲学流派,并且试图在当代西方法哲学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某些日本社会和文化特色的法哲学。本文即对其法哲学思想作基本的总结。

日本继受德国民法的社会历史分析

政界和知识界对德国的钦慕是日本继受德国民法的直接推动力,"迟到的强者"德国的崛起激励着日本,这奠定了日本继受德国民法的政治基础。德国学在日本法学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盛极一时,遮蔽了英国法和法国法在日本的光环,为日本继受德国民法奠定了社会和知识基础。日本通过新民法完成了立法继受德国民法,通过民法解释学完成了学说继受德国民法,立法继受并没有使日本民法全盘德国化,但学说继受却大有此势。

日本传统法文化“义务本位论”反思——以若干被引证的“案例”为中心

本文分析了日本传统法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中引证的几个案例,包括"三方一两损"、道路交通法以及"邻人诉讼"事件,认为不能得出日本传统法文化"义务本位"以及日本人权利意识淡漠的结论。与西方法文化崇尚直白地主张个人权利不同,日本传统法文化通过义理规范等约束当事人采取温和的、婉转的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日本法的民族性并没有在移植西方法的过程中被消解,日本的传统法文化仍然在日本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日本不仅仅是移植西方法的典范,更是西方法与本土法融合的典范。

日本“法的继受”理论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法的继受"是一个既旧又新的研究题目。日本关于法继受的理论研究曾在20世纪60年代十分盛行,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又以"法移植论"的名义再次被广泛研究。描述这两个时期法律继受研究既相区别又有内在关联的学术特征,进而对理解乃至于推进东亚共同法的形成有重要而现实的作用。

日唐律令条文中的驿传马制度比较

隋唐时期,我国的邮驿达到了空前繁盛的阶段。古代日本引进包括驿传马制度在内的唐朝制度而建立了律令制国家。日本古代律令国家时期的驿传马制度以唐代的馆驿制度为蓝本,同时又根据本国的实际状况作了相应的调整。通过对日唐律令中与驿马、传马相关的条文内容的比较,可初步总结出日唐驿传马制度在设置原则、财政基础、使用规定及管理体制方面的异同。

《俄罗斯民法典》中对行政权力的限制

公民、法人之间的权利冲突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调整的 ,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的权利冲突总的来说就不那么容易调整了。许多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 ,往往来自行政权力对公民、法人权利的侵害。强调依法行政和职权法定就成了各国法律调整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权利冲突的主要手段。《俄罗斯民法典》比较重视限制行政机关可能对公民和法人合法权利的侵害 。

论日本近代“私权”思想的形成

“私权”是近代资产阶级主张其他一切权利的出发点。日本近代在西方个人权利观念的影响下,也形成了主张“私权”的思想。思想家们针对前近代社会不尊重私人权利的传统观念,大力宣扬私人的基本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财产权利、自由思想、言论和行为的权利等。“私权”思想对日本走向近代化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福泽谕吉《劝学篇》中的政治法律思想述评

日本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1834-1901年),是在当时日本国内传播“西学”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福泽谕吉毕生从事教育和著述事业,著译宏富,多达百余种。现有《福泽全集》、《福泽谕吉全集》等行世。《劝学篇》为其代表作之一。

1980年以来日本宋代法制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一、绪言 日本的宋代法制史研究，经仁井田隍、宫崎市定、曾我部静雄、滋贺秀三等开创，已经打下了该方面研究的基础。此后，1983年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发现了南宋时代的裁判文书集《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略称《清明集》）的明版，高桥芳郎于1986年将它的图版带到日本，

法律行为论在日本的形成

关于"法律行为"的问题在我国法学界尚未深入展开,重要的原因在于:第一,它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涉及太广太多,所以即使觉察到有问题也不愿意展开去讨论。第二,没有语境或讨论的学术环境,大多数学者对于"法律行为"的来龙去脉虽然有些了解,但对于其究竟,对其在输入过程中的信息缺失没有清楚了解的渠道,故也不能参与讨论。在此,我们推出一篇由柯伟才节译自日本学者平井宜雄的,专门探究"法律行为"在日本出现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历史是何曾相似!日本法学界曾经有过的问题和困惑,一百多年后原原本本地又在中国法学界发生。这篇文章虽然较为粗线条,似乎有些未尽之处,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和启示,可能有助于我们今天客观正确地面对应该面对的问题。所幸之是,我们的民法典还没有制定,学界的讨论或许对立法者还有些启发意义。不过,在官商学高度一体化的今天,学界的讨论是否还属于学术,这的确也是不能把握的事情。像日本当时那样莫名其妙地进入立法,不是没有可能。

天圣捕亡令与身份制——以与奴婢相关的规定为中心

前言前近代社会可以说是身份制社会,身份被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各种层次集团的社会地位,以及以奴隶为代表的经济身份等。第二类是国家等权力主体为了其统治而整顿法律制度,强制其成员固定化及继续维持的身份。上述两个范畴并存的同时,也随着国家的成熟,探索着从前者变向后者的道路。如果以法律为基础管理国家的话,那么随着其统治理念的完善。

日本旧民法之“法典论争”

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便开始了以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为参照的法治制度方面的改革。

日唐关市令的成立和特质——以关于关税的法规为中心

前言关市令是规定关的交通检查和市的交易管理的一篇律令。但两者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相互关联,各规定最终被整理成关市令的形式。从其内容来看,关市令与交通体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再加上关具有潜在的军事防卫性质,以及与边境地区其他集团相接触的特点,故被视为对国家和民众有多方面影响的法规。但是,唐朝以前的令几乎散佚,而且即使古代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