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对成宗时期朝鲜的影响

朝鲜从成宗初年开始,适用法律偏离《大明律》的做法遭到了挑战,多种法律并存的状况发生变化,《大明律》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随着《大明律》地位的提升,君主不可随意变通《大明律》的观念逐渐形成,《大明律》甚至成了抵制君主不正确决定的根据。由半岛特定的国情与风俗所决定,君主虽仍时或会推动朝廷对《大明律》的一些条款进行变通,但已相当节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大明律》的地位与权威,朝廷还积极以《大明律》移风易俗,这是以法律形塑社会,乃《大明律》在半岛发挥的重要功能。

英国治安法官制度价值探析

英国法治发达已为世人所共知,与声名远播的陪审制度相比,治安法官制度或许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这并不妨碍它对英国法治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自1195年理查一世时设立治安维持官始,它走过八百余年的历史,历经由金雀花(安茄)王朝到温莎王朝的更迭。它在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拥护及推进公平正义、践行低成本高效率的司法模式、弥补职业法官不足、塑造公众民主与法治意识等司法实践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陆法系与中国传统法的转型

清末修律之后,中国法律发生了转型,古老的中华法系传统转化为带有大陆法系性质的近代法律体系。伴随着法律性质的变化,大陆法系固有的法律缺陷同样渗透到了中国近现代法律,其中,立法上的工具主义、法律的政治色彩和法律思维的逻辑封闭性,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现代法。

构建王权的专权:诺曼征服到亨利二世时期英国森林区制度的历史变迁

专权是一个传统概念,是王权公共性之外私人利益的部分。森林区是中世纪英国的典型专权,建立初期就遭受诸多非议,被认为是诺曼暴政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为牛津学派所坚持,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森林区的建立与欧陆传统密切相关,是个人王权时期的重要政治手段,既凸显了王权,又在一定程度上笼络了贵族集团。随着王权从个人王权走向制度王权,森林区专权也经历了转型,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王是国家的代表,是公共权威的缘由,没有强大的国王,就难以有超越封建结构的政治设计。森林区专权表面上是国王的个人喜好,实际上有丰富的历史根源和现实需要,在发展中逐渐制度化,成为中世纪英国王权的重要基础。

论美国宪政历史上宪政正义的转变

在美国宪政史中存在着明显的宪政正义的转变，即个人主义正义观向社会正义观的转 变。这种转变以罗斯福新政为分界点，主要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洛克勒诉纽约州、布朗诉教 育委员会及布什诉戈尔3个宪法判例来体现。把握这种转变，对于理解美国的宪政制度及其 发展走向具有一定意义。

《洗冤集录》避秽法探析

宋慈著《洗冤集录》是一部重要的法医学专著,书中记载了一些避秽之法值得参考。其法主要可分为熏祓、堵涂、服药三种方式,其中焚烧苍术或避秽丹熏祓法早在6世纪就已盛行,并在道教及民俗活动中出现;涂抹麻油并堵塞鼻道法尚未见早于该书的记载,但广泛见于后世中医学著作中;服用苍术法不晚于陶弘景时期就已经出现,而服用苏合香圆法则在宋代已经获得推广。该书记载的避秽法早于多数中医文献,可为研究中国古代卫生防疫提供帮助。

税制博弈与契约原则——《大宪章》的税收法治线索阐析

近代政治文明极大程度上是建立于税收之上的议会制度持续推进的结果。发端于中世纪的议会制度,其产生的最主要目的便是为了审核君主的税收。这种议员作为纳税人代表的民主制度,客观上的限制王权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而非政治理念和民主觉悟。因而,财产权作为对主权者约束在先的一种宪政理念,议会中心主义的核心要素是税收。以英国议会模式为雏形的近代民主政体绝非一蹴而就的偶然,1688年的"光荣革命"更远非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考察英国立宪历程,追溯其历史上的特殊政治博弈、经济体制及社会形态,可以蠡测以税收为中心的博弈始终是议会民主发展的最原初动力,奠基于税制博弈的《大宪章》通过社会经济效率的激励推动了制度设计的精细化,奠定了近代法治的基础。

康德法权论探析

康德法权论的前提是对人的理性本质的本体论界定。其法权主要分为两类,即私人法权和公共法权。私人法权可分为物品法权和人身法权。公共法权可分为国家法权、国际法权和世界公民法权。其本质上都是纯粹实践理性法则在经验世界中的社会应用和显现。

中国宪法史的新叙事——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

在指导思想上,中国宪法史研究存在只重视"法律观"而忽视"国家观"的倾向,应该做到二者兼顾。在方法观上,中国宪法史研究当中不仅应该注重法学方法的运用,尤其是就专门领域宪法史研究而言,还需要其他关联学科的方法、知识的滋养。在研究面向上,中国宪法史研究还应该注重本土观的建构,关注本国的宪法实践,回应本国宪法实施中产生的问题。而以上这些新观念和新思想的落实,最终需要所有宪法学者的使命担当才能实现。

城市法的内在精神及其对近代西方法治的影响

从古代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过程中,欧洲社会产生了城市法。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有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和法律等多种原因,而城市法及其观念则是最内在的因素。城市法产生在于城市的管理制度,即商人自由和司法独立以及城市的特许地位,这是城市法发展的特别道路。城市法具有契约性、世俗性和宪法性三大基本内在精神,其基本制度、理论和思想对近代西方法治有着重要的影响。

明治宪法背后的国体之争

中国和日本宪政建设几乎同时发轫,但两国在宪政建设的道路上逐渐分离:一个通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一个则通过改革建立了君主立宪国。在同样是皇权思想长愈千年的国家建设宪政,无论哪条路都意味着对君权的挑战,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日本明治宪法在制定及实施的过程中,在此问题上也非无忧,中间有几次反复,最后的反动将日本带入了战争的不归路。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济贫法中的教会法元素研究

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济贫法与中世纪教会济贫法之间有着明显的延续性,而非是与前代全然割裂的新系统。中世纪教会济贫法为英格兰济贫法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济贫法中的教会法元素体现在堂区济贫职能的沿用、强调对济贫责任的承担、实施差别救济、强制布施等方面。然而,中世纪晚期的教会法学家们在他们前辈们创立的济贫理论之上停滞不前,对于一些急需解决的济贫实践问题也视而不见。中世纪教会济贫法由于逐渐脱离社会实际导致僵化,英格兰济贫法在继承其精髓的基础上,克服了这一缺陷,因而得以取而代之。

衡平法兴起及其演变的历史语境

由于普通法的僵硬体制无法满足社会需要,英国法上发展出了衡平法制度,这也是神权、王权、贵族和法律阶层之间斗争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兴起,大法官身份的世俗化转变,促使衡平法的管辖权逐渐发展起来,最终实现从"良心"裁决到"法律"规则的转型和发展,成为英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地考察这一制度的形成过程,可以为当前推进我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有益借鉴。

《大宪章》的多重历史书写及其重构:以约翰王形象为中心

中古英国编年史对《大宪章》和约翰王进行了多重历史书写,这些历史书写奠定了不同时期《大宪章》叙事和评价的基础。19世纪末斯塔布斯依据奥尔本斯编年史,认为约翰是彻底的暴君,强调《大宪章》的宪法性质。20世纪中叶霍尔特对政府档案进行了系统研究,采信《克洛兰编年史》的历史书写,强调约翰政府坚持亨利二世国家建设的政策,进而坚持《大宪章》的封建性质。近来卡朋特对原始手稿、政府档案和编年史进行了综合研究,依据贝蒂讷的无名氏的编年史和《科吉歇尔编年史》的历史书写,强调约翰性格的不足,重新主张《大宪章》的法治价值。总体上,依据法律文件、政府档案以及其他实物史料,研究者综合编年史中不同的历史书写,重构《大宪章》时期的历史事件、政治结构、经济状况和社会心态,并对《大宪章》产生不同的叙事、阐释和评价。

论罗马帝国的东方军事政策

公元前一世纪末,罗马帝国的边界扩展到了高加索、叙利亚和阿拉伯一线,在此后的数个世纪内,帝国的东方边界基本一直维持在这一地域,为应对帝国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敌对国家的需要,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制定了不同的东方军事政策,针对帕提亚帝国主要采取攻势,而针对对萨珊波斯帝国则坚持纵深防御,这些军事政策基本都获得了成功。

论罗马法的精神

罗马法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法系流传久远,对于当今法律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罗马法长久秉持的内在精神。这些精神包括对法律的信仰、理性和自然法、私法至上和多元精神。而珍爱自己的传统恰恰才是罗马法这笔遗产的真正精神和真正生存密码。

从罗马夫妻财产制度变化来看罗马妇女地位的提升

婚姻制度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最直接反映,财产作为婚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就显得格外重要。本文通过描述古罗马妇女财产制度的变化,来阐述随着社会发展妇女的地位不断提升的事实。这些可以从罗马对妇女嫁资财产的保护、婚姻赠与财产的保护以及嫁资外财产的保护中体现出来。

西方近现代的“立法”观念

树立正确的"立法"观念对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至关重要,清末以来在我国占主流的"立法"观念已被实践证明不是很科学的,亟待更新。我国的"立法"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而西方"立法"观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因此,认真地考察一下西方的"立法"观念的来龙去脉,不是无意义的。本文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西方"立法"观念的变迁史,详细介绍了各个阶段,特别是西方现代"立法"观念的新发展,这对于我们全面地了解"立法"的本质和特点,确立先进的"立法"观念,是有价值的。

诱惑、耻辱与责任——欧洲18—20世纪关于非婚生儿童父母的立法

16至20世纪,欧洲未婚母亲和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关键的变革发生在19世纪,这一是由于婚外生育的剧增,二是由于人们对贫困、财产、个人权利、国家职责的新思考。许多欧洲国家取消了"认父"程序:从此,只有主动承认亲子关系的父亲才对孩子负有义务,于是这一负担完全落在了女性身上。20世纪初,受女权运动的冲击,不少国家改革了相关立法,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走得最远。另一些国家则到20世纪60年代才取消了对未婚母亲及其子女的歧视。在欧洲的宏观背景下考察瑞士的辩论,并特别关注两性间的社会关系。同时,也对瑞士四个村庄司法户籍档案进行案例分析,体味其中的个体境遇,量化法律改革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