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合宪性、涉宪性”为方法——从“连坐规定案”审查意见的方法逻辑切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第5条规定了涉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的双审原理结构:一是通过涉宪性审查穷尽法律问题,通常情形下,合法性审查已实现有效审查,作为重要备位机制的合宪性审查不再启动;例外情形下,穷尽法律问题仍未能实现有效审查,则进而展开合宪性审查。二是通过合宪性审查援引宪法依据,当明确条款并依序援引,禁止向抽象的法规范逃逸。其中,在基本权利审查场域,具体的基本权利规范优先援引,进而依需要辅助援引或单独援引“概括性人权条款”。据此方法规范,“连坐规定案”审查意见在对“连”与“坐”涉宪性审查后,关于“连”的合宪性审查继续展开,所诉诸的“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包括优先援引的第38条人的尊严条款、第33条第2款平等权条款以及补强援引的第33条第3款“概括性人权条款”。

认真对待“反常”:兼议“五四宪法”与组织法的相互性

一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起因于时过之后的境迁。理解历史之所以困难,就在于时代舞台的大幕早已落下,或如书页早被闭合,立足当下去回望遥远的过去,历史如同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密不透风,深不见光,后来者难以破门而入。历史如要被讲述,首先必须进行某种方式的压缩,尤其是在重大时间节点去追溯过往,历史通常被讲述为自某个开端时刻以来的胜利前行,仿佛时代这班列车在行进过程中是没有任何摩擦力的,所有的力量都聚合在一个方向之上,列车自带导航,不断奔向前方。

合宪性审查实证法标准的三维结构:价值、形式与功能

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权利价值、规范形式与协作功能构成合宪性审查实证法标准的一体三维结构。作为合宪性审查的实体标准,基本权利有主观权利与客观法、列举权利与未列举权利、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的区分。基本权利的类型覆盖合宪性审查标准及其适用的主要情形,未尽之处可以“实体自然法”标准加以概括。宪法文本与程序自然法是合宪性审查的形式标准。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是实证法规范,而实体自然法与程序自然法的适用是基本权利实证化的过程。在现代高度复杂社会,既必须以合宪性推定方法维护宪制秩序,又应该以发挥宪法作为协作法的维系“规范性预期”与“社会分化”功能为目的,审慎适用基本权利标准以判断审查对象是否合宪。

“五四宪法”民主原则的当代意义

“五四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党领导人民自主地运用制宪权而制定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与时代性。在纪念“五四宪法”制定7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全面回顾和梳理“五四宪法”的制定历程,准确把握“五四宪法”的核心精神,同时认真总结新中国宪法实施的成就,客观地分析存在的问题,进而深入思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发展道路。“五四宪法”在制宪理念、制宪内容与制宪过程中以民主原则为基础,体现了新中国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五四宪法”草案的“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论“五四宪法”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的奠基

“五四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得益于对国家客观宪制需求的精准把握、对制宪目标的科学反映、对各方面意见建议的充分考量,以及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因受困于特殊历史背景而呈现的时代局限性,“五四宪法”在相当程度上成为1982年修改宪法的直接参照蓝本。2024年适逢“五四宪法”七秩之庆,大半个世纪前的一些宪制探索迄今仍具有相当的思想镜鉴意义。充分汲取“五四宪法”的制宪智慧,从中充分提炼其现时生命力与制度延展性,无疑是对这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奠基之作七十华诞的最佳纪念。笔者谨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称“央地关系”)为视角,略表浅见。

公民基本权益的概念证成——以“强制亲子鉴定”备案审查案例为中心

202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披露的“强制亲子鉴定”案的审查结论中认为,亲子关系涉及公民人格尊严、身份、隐私和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公民基本权益,受宪法法律保护。该审查结论首次提出“公民基本权益”的概念,这既是对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和利益的重大发展,也提出了如何认识基本权益的问题。通过分析发现,人格尊严、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我国宪法明确列举的基本权利,身份、隐私、亲子关系虽然未被我国宪法所列举,但仍然受宪法上人格尊严、家庭关系的保护。因此,公民基本权益是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利益的总称,宪法上明确列举的权利属于基本权利,而宪法上虽未列举但受宪法基本权利保护的属于基本利益。

“富强”话语:一种检视西方立宪基本价值的中国视角

晚清立宪运动以来产生的“宪法—富强”范式被自由主义宪政教义学批评为对宪法基本价值的工具性理解。但是,内含着资本本位、宗教依托和种族优越三大叙事的西方立宪政治价值准则也不过是西方有产者发明出来巩固、扩大其统治的一种工具性理念,具有强烈的“地方知识”色彩。因此,诉诸西方立宪政治模式以求得国家富强无异于缘木求鱼。在先秦法家富强思想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以其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推动形成了“富强—宪法”范式,不但实现了国家独立富强的历史性任务,而且开创了迥异于西方国家的宪制发达模式,其创造性阐发的宪法价值理念才真正具有了“道”的品质。

国家安全法学知识体系构建

国家安全学的一级学科新定位和国内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对当下国家安全法学知识体系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亟须完成国家安全法学知识体系构建。应明确国家安全法学为国家安全学下的独立二级法学学科,要通过领域法研究范式、学科融合范式来汲取其他学科的有益经验,以明确国家安全法学的学科定位。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当把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尊重法治原则与人权保障作为知识体系建设的价值指引。在国家安全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层面,应当以核心概念体系建构为先导,通过法教义学方式丰富国家安全法学内涵,理顺国家安全法与其他相关部门法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国家安全法学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

“软法”与“硬法”在档案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同机制研究

法治建设是新时期推动档案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软法”与“硬法”在档案治理现代化中各自遵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行动逻辑,为档案治理贡献本土法治资源。透过“正—反—合”定律,对“软法”与“硬法”进行协同性分析,可以完成两者“优劣对抗势”及“规范竞合度”的耦合证成,促使“软法资源”与“硬法规范”在档案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整合共治”。面向未来,档案治理要持续深化法治规范供给的底层逻辑,进一步厘清传统“硬法”与新兴“软法”的辩证关系,通过确立“软硬混合”的治理理念,制定“软硬互嵌”的转化机制,构建“软硬适配”的评估体系,以“良法善治”助推中国式档案治理现代化发展。

论政府数据开放与个人隐私权保护

数据开放和隐私保护在保障国家数据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前者是助推数据安全保障的至要先手,后者是助推数据安全保障的有力抓手。数据开放是国家重要发展战略,是在大数据背景下必然存在的时代潮流,也是数字时代无可回避的数据安全难题。隐私保护是大数据环境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项,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中有效提炼隐私保护的重要价值和社会意义是题中应有之义。数据开放和隐私保护的核心关联就是存在共同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权责双方的有效沟通和相互促进得以深度优化数据安全环境。从提高意识、健全法律、建设平台、完善评估、政企协作五个方面发力能更好发挥一体两面的核心作用。

基本权利的放弃及其限制

基本权利的放弃既是权利人行使基本权利的一种方式,又能够构成义务主体侵害行为的违宪阻却事由,前者是国家应当尊重的自由,而后者则可能会为基本权利的实现设置障碍。国家负有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当基本权利的放弃形成对基本权利之实现的阻碍时,国家就应当实施干预以将基本权利的放弃限定在必要的限度之内。国家应当通过比例原则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来确定限制手段适当的上限和下限,在合理的范畴之内选择限制手段以兼顾对权利人自我决定的尊重和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当权利人的自我决定存在瑕疵,或者放弃行为将导致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和公共价值无法得到实现时,国家对基本权利放弃的限制便具有了正当性。

中国特色法治乡村实现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必要以法治为保障,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法治乡村建设的战略性目标。建设法治乡村应当坚持党的领导,采用法治手段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实现乡村“三治融合”。

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原因探析

国际人权条约内容大部分涉及历来被国家视为其内部事务的“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缔约国义务。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至今,联合国已经先后确立了九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至少批准了一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此外,八成的成员国已经批准四部以上。现代政府理念的转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内部动因。而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增加了国家批准人权条约的规范压力,政治权力的诱导、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国家社会化的推动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外部诱因。国家在主权范围内具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和使命,国际人权标准与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致性。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挑战和策略

在当前全球化和国际法律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面对这一挑战,我国政府多次强调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旨在构建一个既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又能有效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专业人才队伍。然而,当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诸多问题,包括实践培养机制的不足、师资队伍实践能力的不足、培养理念的不明确,以及质量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等。为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策略:强化协同培养机制,提升教师队伍的实践能力,明确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逻辑,并完善特色化的质量保障体系。这些措施旨在提升涉外法治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实务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国际法律环境,并在全球法治事务中为我国赢得更大的影响力。

当代公共财产生成权力的机理——结合若干国家预算收支状况的法学考察

揭示公共财产向权力转化的路径和机理,是形成实践法学基本范畴中的权力概念的关键环节。体量和效用随广义政府预算收支激增的权力,早在大半个世纪前就成为各国法律实践中与权利并驾齐驱的最重要法现象之一。因此,有必要结合当代国家预算收支状况系统地揭示公产向权力转化的具体路径和机理。只有实际公产直接生成权力,名义公产只对权力生成起辅助作用,且往往最终会退出公产序列。广义政府部门对其投入经营性资产形成的公司享有的财产所有权是权力,不是权利。一国公产占该国全部财产的比重客观上是受限的,因而权力占法权的比重也是受限的,超过必要限度就会有损于权利、法权乃至权力本身。

论权力机关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完善——兼论监督法的修改

当前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存在国家法律规范的供给不足和迟缓、监督工具不够丰富具体、监督程序公开不到位且衔接不足等问题。同时,监察机关“位高权重”,使得权力机关监督略显乏力。因此,应进一步健全《监督法》,扩大监督主体范围,创新监督举措,完善特定问题调查制度,增设法律责任章节,完善监督程序的具体法律规定;丰富和具象监督“工具箱”,加强对监察相关法律的执法检查,对监察机关发布的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强化监察机关的询问与质询;推动监督程序公开,加强各种监督方式间的衔接,完善跟踪反馈环节,切实增强权力机关监督监察机关的有效性。

论互联网平台信息权力的竞争风险治理

信息权力是数据权力的本质,对市场秩序与公众控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信息权力也是互联网平台的核心权力,是因信息集中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力形式。其中,信息的排他性、学习效应与网络效应属于影响市场竞争的因素。互联网平台滥用信息权力,将产生经营者集中、排他行为与价格歧视等现象,涉及经营者集中、横向联合行为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三个方面的竞争法适用问题,域外各国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我国竞争法也需在立法与执法等多方面进行应对。一方面,竞争法应当对相关规则进行适当改造,重构相关市场的界定机制与经营者集中的审查规则,并扩展竞争法规制信息权力的思路。另一方面,规制互联网平台的信息权力,还需要兼顾个人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算法技术发展等多方的利益。

我国合宪性审查的新发展与远景展望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合宪性审查的重要性也愈发显著。新《立法法》首次将“合宪性问题”写进法律条文,明确了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包括法律。新《立法法》中的“存在合宪性问题”与“不抵触”原则同属于合宪性审查的范畴,二者的区别仅在于规范之于宪法的违反程度。合宪性审查在立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展望发展,应当明确法律的事后审查相关规定,完善与应用合宪的附带性审查和合宪性审查结果的溯及力理论以及确立合宪性审查位阶的优先地位。

中外边境国际合作执法问题研究--以霍尔果斯为例

本文以中亚霍尔果斯为例,探讨了中外边境国际合作执法问题的相关内容。首先,文章概述了霍尔果斯地区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强调了其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关键地位。其次,文章详细分析了霍尔果斯地区的国际合作执法的法理基础,包括边境管辖权的法规和协定、边境冲突解决机制、国际刑事法院的角色以及跨国犯罪的合作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际合作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关建议。最后,文章强调了中外边境国际合作执法问题的复杂性,给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呼吁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论党内法规的宪法渊源功能

党内法规具备宪法渊源功能,它既能够在宪法修改中充当修宪渊源,也能够在合宪性审查中充当认知渊源。以宪法文本的认可和党内法规是否涉及宪法关系、是否涉及实定的宪法关系为标准,我们可以识别出具备宪法修改渊源地位和宪法适用渊源地位的党内法规。在修宪活动中,党内法规通过中国共产党和修宪机关互动的方式转化为宪法内容;在合宪性审查中,党内法规主要通过与宪法解释相结合的方式为合宪性审查依据提供内容。在诸多认知渊源中,党内法规、党和国家政策、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成例、部分国际条约都属于合宪性审查机关应该适用的宪法渊源,应当优先适用,民族风俗习惯属于可以适用的宪法渊源,其适用顺位低于应该适用的宪法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