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原因探析

国际人权条约内容大部分涉及历来被国家视为其内部事务的“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缔约国义务。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至今,联合国已经先后确立了九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至少批准了一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此外,八成的成员国已经批准四部以上。现代政府理念的转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内部动因。而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增加了国家批准人权条约的规范压力,政治权力的诱导、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国家社会化的推动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外部诱因。国家在主权范围内具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和使命,国际人权标准与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致性。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挑战和策略

在当前全球化和国际法律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面对这一挑战,我国政府多次强调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旨在构建一个既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又能有效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专业人才队伍。然而,当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诸多问题,包括实践培养机制的不足、师资队伍实践能力的不足、培养理念的不明确,以及质量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等。为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策略:强化协同培养机制,提升教师队伍的实践能力,明确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逻辑,并完善特色化的质量保障体系。这些措施旨在提升涉外法治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实务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国际法律环境,并在全球法治事务中为我国赢得更大的影响力。

公民监督权的规范构造与基本类型——基于《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考察

公民监督权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公民监督权宪法规范内涵与保障模式的模糊不清,造成公民监督实践中的路径阙如、救济缺位以及目的异化等困境。《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公民监督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是贯通“公民”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关键所在。厘清公民监督权规范生成与概念分野的基本逻辑,基于公民监督的规范结构与制度逻辑,对具体监督权及其国家保护义务进行类型化研究,是明确公民监督权体系化构建路径之基础。应通过形成公民监督权宪法规范体系性解释、建构公民监督权“二阶层”解释路径、促进公民监督权释法目的的“价值性托付”,实现全过程民主监督理念下公民监督制度的全要素完善。

四大备案审查方式的制度化轨迹

2023年,是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体系的一个标志性年份,其工作部署包括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研究出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以审查方式为范例,分别从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的相关内容体例中,梳理其工作实践逻辑和经验知识,从2019年《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的审查方式章节中,凝练其工作机制内涵结构,从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二次修改实现全线入法的四类审查方式条款的修改比对中,揭示该法律制度的入法轨迹及其规范内涵。审查方式实现制度化的“工作实践—工作机制—法律规范”路径,可以成为宪法监督规范化、程序化一种典型路径,并为从中梳理凝练其规范内涵,提供阶段参考、载体参考等多方面借鉴。

论作为备案审查对象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应然意义上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既不属于形式意义的法,也不属于实质意义的法。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了实质意义上的法的性质,同时,由于缺乏规范性文件的自始无效制度,即使严重违法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也不会自动失去效力。这些都使得作为备案审查对象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既不能排除那些属于实质意义上的法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也无法拒绝那些严重违法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未来应当从规范性的概念出发,只要具备应然性、受拘束性、一般性和可公开性四个特征的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应当纳入备案审查的范围,从而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的要求。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赋予标准及其立法考量

是否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在立法上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从历史来看,法律主体地位的古罗马法标准是人格概念,近代以来的法国和德国则基于不同理由都拒绝了人格概念,转向了权利能力概念。权利能力概念是法定的,即在本质上是一个中立性的概念工具。因此,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的赋予标准,是一个立法技术,要求立法者根据情势决断是否赋予人工智能权利能力。通常,立法者在决断该问题时,有五个必须关注的因素:一是立法者需要在自由与安全之间权衡,人工智能在扩展人类的自由与安全的同时,是否引发了更严重的自由与安全危机,且人工智能对人类自由的扩展与其对人类安全的威胁,谁更具有优先性;二是立法者需要把握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信息与时机,客观方面的立法时机关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与其法律地位的关系,主观方面的立法时机强调人类对人工智能及其引发的问题是否有着充分认知,这都有赖于立法者对人工智能及其影响的信息的掌握;三是立法者需要考虑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成本问题,包括立法成本与运行成本两个方面,即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红利是否足够支付这一成本;四是立法者需要完善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横向与纵向立法技术,纵向立法技术与横向形式立法技术都有赖于一个时期的立法技术大环境,而纵向实质立法技术则需要充分考虑赋予何种人工智能权利能力,何种权利义务,何种法律责任,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等问题;五是立法者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决断需要面临可接受性检验与意外后果检验。总之,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立法决断,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无论怎样决断,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且快速发展始终是立法者决断的基本前提。

老年群体数字弱势地位的宪法调适

数字化与老龄化交叠并存是现代社会治理新课题,技术革新并不能自动而全面地普惠每个社会成员。数字技术全场景应用引致老年人这一传统弱势群体权利受到多维度侵蚀,陷入数字生活困境,与追求平等价值的宪法精神相悖。纾困数字鸿沟,实现老年人可预期生存过程中享受符合人性尊严的生活,是国家应承担的义务。而作为衡量标准的宪法价值与作为具体指引的宪法权利规范,可共同支撑起宪法调适的内在逻辑。宪法作为基本权利保障法,对治理数字资源不均具有不同于部门法的功能。应从归纳老年人数字困境入手,围绕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等要点,在代际交融基础上型塑符合发展现实的适老化多元数字服务体系。

俄罗斯志愿者权益保障制度及其借鉴

俄罗斯运用政策设定志愿者行动计划,通过立法构建完善的志愿者心理援助、培训、物质及精神奖励等制度,鼓励、促进和保障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近些年,我国志愿服务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由于缺乏中长期规划、立法滞后,加之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约了志愿服务活动的有效开展,也不利于培育公众的志愿服务精神。我国应借鉴俄罗斯的经验,以中长期专项规划为依托,完善立法并通过健全激励、心理援助及培训制度、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等途径,充分保障志愿者权益。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大监督与监察监督的衔接配合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推动监督机制之间形成监督合力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必然选择。人大和监察委员会作为两个重要的监督主体,当前法律规范对二者的衔接配合已有初步规定。但在监督实践中,人大监督和监察监督均表现出各自的不足,且衔接机制亦受诸多因素影响,使得监督成效因缺乏监督合力而不甚理想。为此,有必要完善优化人大监督与监察监督的衔接配合机制,以更好地实现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保障权力运行的廉洁性。

大数据时代老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以老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为例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更新,侵犯个人信息的案件也与日俱增,这些案件不仅侵犯了个人的信息权,而且会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为社会带来较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老年人作为特殊的群体需要引起关注。老年人在应对信息化社会时存在明显的“数字困境”,一方面老年人无法快速适应智能设备的更新换代,另一方面老年人在个人信息安全保障方面防范意识不足。为了助力“智慧养老”,更好地保障老年人权益,有必要通过完善法律规定、建立多元援助制度、强化老年人个人信息安全意识等方式对老年人个人信息进行特殊保护。

论适当性审查中的权衡基准——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例

有关备案审查的省级地方性法规经历了从将“适当性”作为修辞到确立独立的“适当性基准”的发展历程,这与中央层面备案审查制度发展完善进程同频共振。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省级地方性法规中的适当性权衡基准援用了《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39条的规定。实践中,各权衡基准的适用情况如下:“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基准采取相对宽松的权衡尺度;“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明显不合理,或者为实现立法目的所规定的手段与立法目的明显不匹配”基准则采用通盘权衡的方式;“因现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宜继续施行”需要区分政策情况的变化和法律情况的变化。此外,省级地方性法规中也发展出了其他的适当性权衡基准。

超大型平台自治规则的备案审查制度研究

确保其自治规则成为“良规”,才能指向超大型平台健康有序发展的“善治”。考察现状,超大型平台自治规则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上皆存在不足和存疑之处。结合具体实践,仅从私法角度和利用司法救济的手段已经难以实现对其完全规制,建立专门的备案审查制度理应成为治理作为“守门人”的超大型平台自治规则的新进路。落实到备案审查的具体机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双重要求构成主要的原则和标准;有件必备,备而后查,主动审查与被动审查相结合是作为基本的结构与方法;主管机关负责,视情况分步采取恰当的方式实现在主体与处理上的安排。基于对超大型平台自治规则的必要尊重,在审查过程中还应当注意把握好具体限度。

信息技术时代我国劳动者权利保护的挑战及应对

信息技术的发展全方位重塑了劳动的形态。重塑了技术劳动形态,在提高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的同时让员工面临更大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重塑了体力劳动形态,凸显了传统劳动法律制度的滞后;重塑了劳动力市场,让就业形势愈加严峻。这些重塑导致了工作和生活边界模糊下劳动者的休息权遭到严重侵害、平台化和系统化管理下劳动者遭受着过度严苛的控制、信息技术对劳动场域的全面介入致使大量劳动者难以跨过数字鸿沟沦为“数字难民”,我国劳动者权利保障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与此同时,挑战与机遇相伴,当前关键是要以拓展企业社会责任为前提打造政府、媒体、公民、行业组织等多方协力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格局,以保护灵活就业为基础加强劳动关系的法律保护,以推动科技惠民能力为核心优化创业就业新环境,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落实、法律制度改革、技术发展进步等多层面着力,维护好新技术时代就业形态下的劳动保障权益,推进实现全民高质量就业。

法必本于人:魏源法理学的核心命题

魏源是鸦片战争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他的学术思想体系包含了一种近代性的法理学。魏源法理学的核心命题是“法必本于人”,这个法理命题可以从两个环节来把握:其一,立法必本于人,即法的创立应当本于人,以保障制定出来的法既符合不同类型的人的实际需要,也符合不同时代的人的实际需要。其二,行法必本于人,即法的运行应当本于人,法的运行关键在于“得行法之人”,应当立足于“德才”与“简易”两种标准选取合格的行法之人,在遴选行法之人的过程中,既要发挥君的积极性,更要发挥民的能动性。这些关于法与人以及立法与人、行法与人的法理论述,彰显了魏源法理学的近代性。

论宪法政制中的司法权——从孟德斯鸠的一个古典论断说开去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言:“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孟氏所言之此种司法权,虽亦存在于宪法政制的构想之中,但实质上乃是一种原生形态的司法权,即相当于“市民性的司法权”,显然有别于“政治性的司法权”,尚不具有现代宪法政制所赋予的本质属性,故成为政治上的“不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使这种司法权进一步演化为一种“政治存在”。这是司法参与权力制衡以及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是对民主不信任的结果。

财政权之法理探究

财政权在主体上与宪法主体相耦合,其行使是一种宪法权力行为,在实现程度上是对宪法财政调整机制有效性的一种测量,因此,财政权的形式表征是宪政法律秩序。财政权的内容实质既表现为宪法层面的契约性经济权力,也表现为行政法层面的行政性经济权力,还表现为经济法层面的调控性经济权力。财政权具有经济人权根源,国家对财政权的行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履行保障经济人权的宪法义务。财政权的真正主体应是全体人民,所以,经济人权是财政权的权源。

“无讼”法律文化与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公众的狭隘工具性法律认同、单一性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不认同。但同时,“无讼”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也有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它对社会安定与秩序的追求,是人们产生法律认同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它对传统道德、民间习惯等社会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建立法律的内在权威,促进公众的自觉认同;它所推行的多规则统治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法律万能主义”的非理性认同,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要坚持“权利本位”的宗旨,提供良好法律产品;执政党和政府要厉行法治,做法律认同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我国信访制度具有政治属性和法律/准法律属性双重属性,因而也应当具备相应的双重功能。从制度现实和发展可能性看,这两种功能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良好融合、相互促进,本文初步给出了一个信访制度功能定位的整体设想。

“信访权”之宪法定位

我国宪法并无信访权的规定,但一般认为,信访制度的宪法依据是宪法第41条,是公民宪法赋予的建议权、申诉权的具体体现。然而从实践和宪法权利理论出发,有必要对信访权加以分解,分为政治性权利和非政治性权利,从代议机构监督和制衡行政权的高度加强信访制度建设,推进我国宪政制度的完善。

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现状及保障对策

对大学生和在职人员的分组调查表明,大学生是参与网络公共事件评论的主要力量,但他们却不愿意参与官方组织的网络征求民意活动;在职人员无论参与对公共事件的评论还是参与网络征求民意活动都不够积极。影响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层面的,心理因素并不构成主要障碍。保障公民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目前不宜把网络实名制作为网络政治参与的规制方法,国家应考虑采用其他对公民个人权利以及网络政治参与造成最小侵害的技术措施;为保障公民有效的网络政治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适时出台《公众意见征求法》,对网络征求民意活动统一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