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横向府际应急协同机制的实践样态及制度保障

突破省域边界的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突发性,灾害后果严重。实践中,各省级政府通过签订应急协同协议、新设应急协同组织、开展联席会议与会商应对跨省突发事件,形成了多元化的应急协同机制,契合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但是,相关机制不仅面临合法性质疑,还存在效力薄弱、协同动力不足和未突破区域壁垒的弊病,需要完善相关合法性保障与实效保障。协同机制具备实质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其组织法依据,一些仅供协调而未涉及职权调整的协同机制不违反职权法定原则与组织法定原则,具备合法性。然而,应对跨省突发事件需要整合各省政府部门职权以形成区域性应急行政权,该权力源自政府的行政授权,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相关法律依据。协同机制的实效保障需要多路并进:在协同协议层面,应当进一步提升协议的法律效力与可操作性;在协同组织层面,需要健全应急协同组织及其内部结构;在协同信息层面,完善应急协同信息平台建设有助于收集、共享常态化信息与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信息;在协同动力层面,可以通过夯实协同观念基础与信任基础、增加协同净收益和加强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增强协同动力。

体系化构造:美国保密基础设施立法及启示

数字技术高速发展态势下,国家保密法律制度需要树立符合时代特征的保密基础设施概念,充分考虑设置、维护、管理和销毁保密信息的端点、系统环境、人员的安全及相应的能力,以积极应对网络信息技术运用带来的环境变化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保密立法历程表明,美国通过法律法规推动保密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改革,逐步完成了系统架构下的涉密信息安全保障;而立法后紧跟的标准、手册等规范文件对贯彻实施其保密基础设施法律法规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保密基础设施立法一直以国家安全战略为遵循,并不断加强与企业合作,如今则更加重视与网络安全的衔接。研究美国保密基础设施立法现状与趋势,为中国从立法理念、规范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完善保密法律制度提供了新思路。

论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

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是我国《行政许可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要求,也有助于推进规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以应对市场失灵,配合国家政策执行等正当现实需求为基础。设定者应以许可事项与许可规制能力范围的匹配为考量,将行政许可用于适合由其规制的事项上。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还应恪守必要性限度,遵循自生秩序优先、柔性工具优先等设定原则,审慎利用许可规制,以求实现更好的规制。

欧盟《数据法案》的规范要旨与制度启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视角

欧洲议会于2023年11月9日表决通过《数据法案》。该法案明确符合欧盟价值观的数据流转利用和数据治理规则,保障欧洲单一数据市场中数据要素的安全高效流动,进一步平衡个人数据保护和数据自由流通之间的关系。在数字时代下,我国可以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统一协调的数据治理机制建立、技术互联与标准建设强化、数据安全保护监管优化等方面吸收借鉴其经验,在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数字时代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标准,规范数据的共享流通,保障数字经济安全有序发展。

日本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的制度实践及中日合作展望

当前,全球性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体系尚未形成。为实现数据有序流动与安全发展的目标,积极参与国际数据治理规则制定、推动国内数据管理立法成为各国共通的做法。日本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模式在借鉴欧美等国家数据治理经验,融合多元目标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协调性特色”。这表现在日本坚持多边主义理念,对内不断完善数据治理立法,对外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国际规则的制定,并进一步提出数据安全流动全球性倡议。基于Line案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日之间开展跨境数据流动监管合作拥有广阔前景,但在具体规则制度协调中仍面临挑战。为此,中日两国可通过推进规则协调、优化机制建设方式,积极探求两国在跨境数据流动监管领域的合作空间,提升监管治理效果。

基于规则的科学数据安全治理框架:理解数据“保护-利用”失衡及挑战的新工具

随着全球数据安全法律法规愈发关注隐私保护,以及数据主权、科技竞争和地缘政治等新型治理因素的影响,科学数据的“保护”要求不断提高。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据采集、处理、传输和分析等“利用”功能,并对既有科学数据的“保护-利用”平衡产生了负面影响。目前,这种失衡趋势表现为法律合规负担过重以及公共科学数据可用性逐渐减弱等治理挑战,现有研究和实践缺乏必要的分析工具来全面、系统地理解并应对这些挑战。为填补这一空白,论文提出了一个基于规则的科学数据安全治理框架,旨在从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机构政策等安全治理规则的角度系统分析“保护-利用”失衡及相关挑战。该框架整合了主要的科学数据安全治理规则类型,并结合“岛桥模型”、“法律-伦理”均衡和“适度落实”原则等三项分析工具,构建了治理规则与“保护-利用”平衡之间的传导路径。通过这一框架,论文解释并初步验证了其在理解科学数据合规责任过重和公共科学数据可用性弱化两大挑战中的应用价值。在全球科学数据安全法规日趋严苛的背景下,本文提出的基于规则的分析视角及相关工具,丰富了科学数据安全治理的理论基础,并为学术界、数据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应对当前挑战的有效工具和政策沟通的理论支撑。这一框架为未来在数据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和扩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保障科学数据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关键指导。

教育法学话语、体系与研究方法的演进与定位

学科演进的动力并非简单地存在于学科内部,同时也要基于其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变化。社会与法律的互变造就了一系列横跨公、私法的新型法律关系,如何防止单纯按公法标准来要求教育管理中的人和事,建立一种兼顾公、私法特征的法律体系,成为教育法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教育法学经过对自身的元理论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行政法学,从话语、体系到研究方法都开始具有了跨界的性质,为新学科形态的产生积累了充分的可能性。教育法学的发展应在合理借鉴中西教育学、法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成果的基础上,概括和提炼教育实践经验,从知识层面对教育法学的话语、体系与研究方法进行诠释和创新。

无过错责任与人工智能发展--基于法律经济分析的一个观点

如何制定人工智能致害的侵权责任规则,是人工智能立法领域的一个困难议题。由于黑箱系统的作用机制难以解释,以及致害过程有多方参与,人工智能致害侵权如适用过失责任,将产生较高制度成本。适用无过错责任不仅制度成本更低、救济效果更好,而且结合法律经济分析有关责任规则影响注意水平和行为水平的原理,可知其未必会导致对人工智能创新活动的过度抑制。同时,尽管基于行政监管的风险规制是应对人工智能致害风险的最主要制度形态,但侵权赔偿责任,特别是无过错责任的设置,将有助于维护社会对人工智能产业及人工智能监管体制的信任。

全球数据监管竞争下我国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研究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产生于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竞争加剧的时代,是一种重要的数据跨境监管工具,并为国际层面提供了具有可互操作性的数据跨境流动模式。通过梳理历史沿革、剖析制度现状可以发现,我国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秉承着以数据安全为基础的数据自由流动的价值取向,是结合行政监管和企业自治的创新型数据监管工具,旨在保护合同外第三方受益人并监管数据出境全过程,以合同权利义务固定化数据监管标准。作为我国加入全球数据监管竞争的重要手段,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制度在时代趋势下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各方面细节也在逐步完善,但在规范结构、条款规范和持续监管等方面尚存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破解。我国应当从立法重心、结构重塑、监管内容等三个方面夯实制度基础以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数据竞争。

数据主权视阈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合作及中国因应

“业务目的数据跨境”与“执法司法目的数据跨境”的互动关系使得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呈现出分治和协同并存的特征,美国“长臂管辖”和欧盟“充分性判定”的规制模式均忽略了该特征,造成数据跨境监管协作不充分,发达国家实际上掌握着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话语权。鉴于此,文章以数据主权为视角,梳理了中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基本思路,剖析各国数据主权战略对两类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的影响及动因,旨在寻找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的共同关切。以此为依据,文章从规则体系与实施路径两个层面提出了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合作的中国方案。

可信数据流通制度论——治理范式经济秩序的形成

数据持有权可以支撑数据流通秩序的构建,但数据流通是数据分享利用的合作关系,而非产权交易关系,因而需要探寻与流通范式相一致的数据流通体制和机制。经过治理的数据可以流通,但缺失传统市场体制的制度要素,加上数据本身存在风险和远程交易,因此数据流通必须具有可信体制和机制。可信的数据流通包括流通关系可信、流通的数据可信、流通主体可信和过程可信,而这些都需要相应流通设施予以实现和运营。数据流通设施是以数据治理为核心的技术、制度和组织构成的体系,是数据社会化重用秩序的塑造者,是数据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应被定位为未来社会基础设施;应建立统一的可信数据流通制度框架和规则,指引各类数据流通设施的建设和运营。

论网络平台的混合式监管

伴随网络平台在网络交易秩序管控中的地位提升,行政立法不断强化网络平台对网络交易秩序的管理责任,片面依靠强化网络平台管理责任来保障网络交易安全的立法思路,混淆了企业与政府在网络交易监管中的责任边界,难以有效实现对网络交易安全与市场秩序的管控,甚至间接推动了平台垄断的形成。随着平台反垄断的深入,在日益复杂的网络交易关系之下,网络交易秩序的治理问题应当置于更广、更开放的社会系统中考虑,对此,应当创新网络监管职权履行模式,引入分布式的平等交互机制,构建科技驱动式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同时,拓展网络职权履行的主体,发展协作式的混合管理机制,结合合作监管与自律监管,优化监管效果,从而实现平台与政府在互联网经济模式下对网络交易秩序的合作治理。

地方法规范的“飞出”适用

国家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实现了对国土空间的有效治理,但形成了行政壁垒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飞地经济”推动了国土动态空间的重构,需要具有竞争力的管理制度溢出和良法的“飞出”适用。在民商事领域,可以通过冲突法及法律选择制度解决地方法规范的跨界适用。地方行政法规范“飞出”适用的基本规则是“协议—批准”。基于公私法的划分、国家结构形式和地方治理制度,“协议—批准”的实现形式存在差异。在实行普通法制度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成员可以按民商事冲突法及其意思自治原则,约定其行政法规范的“飞出”适用。实行单一制的国家(联邦成员)除了个别共同法外,对地方行政法规范的“飞出”适用都实行批准制度,包括批准“准据法”、批准行政区划拟制和批准委托管辖制度。无论公私法是否存在分野,地方主体都可以协商约定“飞地经济”的行政管辖权,但自治地方具有更强的自主能力。在实行地方自治的情况下,约定“飞地经济”的行政管辖权多由本级或中央民意机关批准,有的甚至需要行政机关和民意机关的双重批准。行政管辖权是一种实施法律的公权力,它的溢出意味着地方法规范的“飞出”适用。

论公共卫生数字信息共享机制的行政法规制

公共卫生数字信息共享机制是指公共卫生数字信息共享主体,将其所持有信息的使用权和知情权与其他人共有,由此形成共享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结构关系。以行政参与主体和信息种类为标准,可将其分为各级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卫生数字信息共享机制、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为核心的数字信息共享机制等类型。其作用共同表现为助力政府部门公共卫生数字治理效能的实现、促进跨主体跨部门间的信息交流与业务协调等。当前,公共卫生数字信息共享机制面临共享环境交互式转变增加数字信息共享风险,以及共享机制不健全导致数字信息共享环节受阻等挑战。需要从构建分级分工的信息共享渠道、明晰各主体信息共享的范围、划定共享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标准,以及规定数字信息共享的监督机制等措施入手不断完善,进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卫生数字治理新格局。

走出科林格里奇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动态规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监管者带来了科林格里奇困境。在困境的风险侧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日益具象化,表现为输入层和隐藏层的共性风险与输出层的特色风险,折射出行政监管与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在困境的安全侧面,过于关注安全的严苛式监管会反噬技术创新的空间、挫伤我国在先进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为了消解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科林格里奇困境,应当确立动态规制模式。首先,强化企业自治与行政监管后移并举,以企业合规作为规避技术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行政监管退居第二道防线。其次,合规效果监管机制替代全流程行为监管,通过奖惩机制激励与倒逼企业落实合规计划。最后,软法先行引导硬法完善,通过软法的试验性探索为塑造我国系统性的人工智能法典奠定基础。

RCEP对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的规制及中国因应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RCEP确立了数据自由流动的原则,同时也关注到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背后蕴含着捍卫数据主权、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和维护金融数据商业利益等多重价值取向。运用规范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探究RCEP及各成员国对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的规制现状。在RCEP框架下,为推动区域内各国金融数据流动的自由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我国应采取建立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分类分级制度、增强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完善金融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机制等应对金融数据本地化措施。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范围的法律调整论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临床应用中改变了生育方式,提升了生育自主性和选择性,但也带来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不同国家的监管立场不同:美国倾向于放任,德国强调监管,而英国采取的平衡立场在平衡现代医学发展和伦理规范方面相对更优。针对现实纠纷,本文阐明法律上解决问题的共通性规则。第一,对于体外胚胎的处置权归属,在精卵提供者或其继承人与医疗机构的对抗中,法律应给予体外胚胎特殊利益保护;在精卵提供者的内部对抗中,不宜强行将拒绝生育者拉入亲子关系。第二,对于“死后”和“服刑中”群体的生育需求,需要求死者生前的明示同意,而基于比例原则维护良好监狱秩序和增强公众对刑罚体系的信心可对抗服刑人员的生育诉求。第三,由于第三方捐精、捐卵在家庭关系中引入外部遗传因素,需由夫妻共同同意,并由国家制定规则对供精供卵来源进行严格监管;“三亲婴儿”宜区别于基因编辑胎儿。第四,对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应用,应权衡优生和治疗的价值,限制非医学目的性别选择。

算法决策对行政正当程序的挑战及其应对

自动化行政领域中,算法决策在极大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政民互动成本的同时,也带来了行政正当程序方面的挑战,诸如正当程序的中立性遭破坏,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被压缩,行政主体说明理由较困难。算法决策挑战行政正当程序的原因主要在于算法技术的内在局限性、行政主体治理能力的相对滞后性以及制度规范的不完善性。应将行政正当程序的基本含义与判断标准相结合,从排除偏见、听取意见、说明理由以及权利救济四个方面来应对算法决策可能引起的行政正当程序失灵。

旅行社无过错事由与关联制度的冲突及协调--以《旅游法》第67条为中心

《旅游法》第67条整合式立法暗藏归责事由与关联制度的冲突:不可归责于旅行社的事由作为组团社的免责事由与其承担严格责任相冲突;另作为旅游者的解除事由与免责事由则有违法秩序的一致性。为化解该体系冲突,应参考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分解式立法,通过重新解释法律,就不可归责于旅行社的事由与关联制度作体系性协调:解构第70条的严格责任,确立旅行社过错责任为主、严格责任为辅的责任体系,从而化解第67条将通常事变作为旅行社免责事由与其承担严格责任的冲突;对“影响旅游行程的”进行目的性限缩,补充第67条适用的目的性要件,限制旅行社法定解除权的滥用;对第66条因旅游者原因的解除与责任做反面解释,可归责于旅游者的事件,旅游者不得免责与享有解除权,以限缩第67条“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的范围。

主要国家及地区电动自行车标准法规概述

本文通过描述电动自行车的基本定义,比较了电助力自行车与纯电动自行车的主要区别,概述了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电动自行车(包括电助力自行车和纯电动自行车)的标准法规,梳理了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对电动自行车在速度限制、重量和电池规格等方面的具体规定,通过国情背景和产品技术特点的对比分析,总结了电助力自行车在国外比较流行,而纯电动自行车在国内更受欢迎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