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出让金追缴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职”的认定

在土地出让金追缴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土地出让金追缴权责划分不清、追缴方式不明、对行政机关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的评判标准适用分歧等问题,导致法院在对“不依法履职”的认定上面临法律适用的困境,因此亟需明确土地出让金追缴公益诉讼中的履职主体、履职方式,确立对“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的评判标准。尽管在实际操作环节,土地出让金的征缴机关和监督管理机关的并不一致,但土地管理部门享有相关的行政权力且作为出让合同的当事人,仍应为“不依法履职”的责任主体;在认定土地出让合同系行政协议的基础上,土地管理部门可以依法采取行政措施追缴土地出让金,并不需要提起民事诉讼,并采取“行为标准”对行政机关是否业已全面履行法定职责进行评判。

行政连续监管的制度构型与实施机制研究

行政许可后续监管是兼顾行政相对人权益保障和行政秩序维持的前提和基础。我国《行政许可法》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一定的偏颇,以重事前审批而轻事后监管为导向,导致行政法治实践中适格主体产生违法与不当行为的现象屡见不鲜。为此,行政许可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其中行政连续监管制度的构建应当是重中之重。行政连续监管制度密切契合了我国新时代的法治命题,其意味着由管理理念向治理理念转换、由管制性许可向多次性协商转换、由资格审查向行为审查转换、由环节处理向过程监督转换。鉴于此,应当在立法上确定行政连续监管的范围、排除事项、监管方式、监管程序和监管效力。由于行政连续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离不开整体的行政法治环境,我国行政法治机制的更新、行政公益诉讼的强化、行政商谈制度的拓展等制度改革必须配套推进。

行政诉讼调解中罚款变更的适用标准

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不服,可以采用申请复议或者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诉讼过程中亦可采取调解的方式以实际解决行政纠纷,终结诉讼程序。行政处罚类行政诉讼调解书涉及罚款事项,但罚款变更的范围、依据、标准等各不相同,如何平衡当事人的处分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和法院的审查权,是多元化实质性化解纠纷不可回避的难题。法院应当审查罚款变更的合法性和自愿性,对于降幅超出法定范围的不予认可。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法院应当依职权选择公开调解协议。对于罚款金额降幅超过50%以及多次违法受罚的,严格审查。

争议与理性:关于裁量基准的公开性

基于行政自制控权逻辑及比较分析结论,我们发现,对裁量基准的公开性,不能简单苛以"必须公开"之观念。恰恰相反的是,"相对公开"的理论预设不仅能尊重执法效率之需求,同样也可以避免理论研究过于主观之弊端。

公布违法事实的法律属性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规制手段,公布违法事实已经在我国当下诸多行政管理领域得到运用,并为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及证券监管立法初步认可。法律概念用语的模糊、程序及责任规定的缺失,致使公布违法事实手段的运用呈现杂乱无序的格局。依托行政行为形式化原理,可对公布违法事实的法律属性作声誉罚、公共警告、行政处罚结果公开形式及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区分。鉴于公布违法事实手段的不当运用容易侵害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分别从行使条件的拟订、正当程序的遵守和预防性救济机制的建构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有效控制。

行政应急法治理念分析与制度创新——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行政应急行为争议为例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坚持依法防控的大背景下,须加强行政应急法治理念与制度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行政执法措施争议中存在诸多认识误区、引出应急法治课题,须对行政应急行为、行政应急法治等基本概念加以准确认知,理性坚守应急法治原则底线,深入分析行政应急行为的依据、方式、程序与纠纷解决之道,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行政应急法治体系的观念更新与制度创新之策。通过构建中国特色行政应急法治体系,提高依法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素质和能力,保障社会法治的持续稳健发展。

行政处罚决定公示:挑战与回应

行政处罚决定公示是行政执法机关运用既有处罚信息进行政府治理的制度创举,在执法实践、公众诉求、政策引导等多元社会动因的共同作用下应运而生,兼具规制性、保护性和评价性三维功能取向。行政处罚决定公示的广泛运用引发了关于其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质疑,面临属性界定模糊和暗藏潜在风险等现实挑战。在"合法性"与"最佳性"的双重视角下,宜将其界定为一种融行政自制与声誉机制于一体的复合型行政方式。行政处罚决定公示的兴起为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修订提供了智识来源,同时也有助于反思和弥补"行政行为形式论"的不足。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行政法规制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属于行政行为,对其规制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保障公共服务质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必须从购买范围、主体资格、购买程序和政府责任方面进行系统的法律规制。

行政犯罪的规范与处罚——逃税罪中行政责任前置的法理解析

税务部门对构成犯罪的逃税行为给予行政处罚是实体法规范对行政犯罪责任追究的一种表现形式。行政犯罪行为具有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双重违法性,法理上需合并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但合并处罚在形式上也可能表现为一种处罚。如逃税罪中的初犯免责条款(行政责任前置)是适用合并处罚中的一种衔接方法,立法者是从刑法的谦抑性、维护税收管理秩序、违法行为较低的社会危害性和可追偿性三个方面考量而制定的。在维护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的目标下,立法与执法还需继续配合:一方面,法律仍需在实践中吸取教训,不断完善;另一方面,执法机关也应积极履职,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切实发挥立法规范应有的积极效用。

持续状态的行政违法行为研究

持续状态行政违法是行政违法行为的一种特殊形态,目前它既没有法律上的界定,亦没有性质上的定性,这给行政法治实践和行政法学理论带来了诸多困惑。持续状态的行政违法与一般行政违法相比,有其特殊的本质属性、自身特点、表现形式和责任标准。如能在我国行政法制度中确立持续状态的行政违法这样一个违法行为的独立类型,并根据其社会危害程度给予相应处罚,必然会对行政法治产生巨大意义。

过程性行为理论在行政审判中的应用——对全国首例“斑马线罚款案”的法理反思

全国首例"斑马线罚款案"中,法院以"连续行为"理论诠释斑马线上的"停步"也属"正在通行"的说法难以服人,真正适合为本案提供理论阐释的应为"过程性行为"而非"连续行为"理论。"连续行为"应为"数个相同行为的反复进行",与涵盖观望、迈步、停步、左顾、右盼、小跑等不同动作的"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并不符合。必须认识到相对人行为也可以"过程化",并将"过程性行为"引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将"正在通行"修改为"通行过程中",并对行人在人行横道上的通行优先权附设"合法通行"的前提条件,将闯红灯通过人行横道和人行横道上非法逗留等情形剔除出法律保护范围之外。

论行政不作为的救济途径

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伴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变化,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并行地呈现出递增趋势。研究行政不作为的相关问题,一方面可以达到规范行政执法、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作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通过对行政不作为审查制度的完善,可以实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效果。司法审查是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行政不作为案件的重要环节,其强度直接决定司法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保护的深度。为进一步促进依法行政,实现法治国家,突破我国目前对行政不作为的规制现状,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及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不作为案件时对行政主体的应作为内容予以适当评价及明确指引,可以避免行政主体故意拖延或再次不作为,进而提高行政效率,有效解决行政纠纷。

论行政行为的谦抑性——从“馒头必须是圆的”谈政府行为的边界

目前的行政法理论在认定行政行为之特性时,往往是从与民事行为相比较的维度来分析行政行为的特性的,即侧重强调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效力先定性、非对等性、强制性、干预性、主动性甚至扩张性等,而忽略蕴于行政行为之中的行政行为的特性———谦抑性。行政行为的谦抑性并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精神设计之物,不是具有谦抑性的立法者的谦抑品性的外在化和法律化,而是行政行为固有的品性。

19世纪美国检法关系考——兼论国家治理体系中检察机关之定位

美国检察官和法官的职权在19世纪均得到长足的发展。法官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重申了《1789年联邦司法法》中赋予的司法审查权,然而,代表司法权的法官在面对代表行政权的检察官时,司法审查权和检察裁量权在刑事司法中并行不悖,检察裁量权几乎不受司法审查,而且还得到了法官的普遍尊重。随着时代的变迁,刑事司法运作也发生了诸多变革,检察机关的力量在增加,并被赋予了控制法官提名、薪水分配等司法行政管理权限。辩诉交易最终为法检共同应对案件压力、追求司法效率提供了有力的合作机制。19世纪的美国法检关系的流变成为审视美国刑事司法运作和权力制衡的微缩图。

对完善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复议制度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从《行政复议条例》到《行政复议法》再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行政复议制度在我国经历了尝试、发展与总结完善阶段。行政复议案件越来越复杂多样,这就要求我们在现有行政复议制度的基础上改进并完善。立法与制度的改进应当涵盖整个行政复议领域,包括扩大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改进行政复议的审理方式,明确行政复议决定的适用依据,增加和细化行政复议决定的种类以及改进和明确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问题。

论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

不当行政行为虽然不违背法律规定,但却侵害相对人的正当权益和破坏法治秩序。合理性原则是对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规制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不可逾越的底线。针对不当行政行为在实践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应当将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体现在法治行政的具体实践之中,结合法理对行为进行评价,通过正当程序对行政行为进行规制,制定裁量基准实现行政的自我规制,实现行政复议与诉讼中的合理性审查。

行政规划裁量理论特性研究

行政规划裁量贯穿于规划行为的始终,是行政自主性在规划领域的体现,并且为更好地彰显规划正义而不断发展。从一个行政法概念所体现出来的外在特点来看,行政规划裁量显见基于现在与未来形成的时间轴线以及基于目的与手段形成的逻辑轴线,而公益和私益的博弈关系成为不变的主题,由此进一步观察规划裁量的理论归属和学理结构,得出其属于形成裁量的结论,并会发现不确定法律概念在其中的特殊作用。

行政许可设定的三层次分析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特别是对行政审批事项的精简,从根源上来说涉及行政许可设定权的行使。行政许可设定权的行使应当受到三重限制: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界定,要以辅助性原则为行政权介入公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进而厘清行政权介入与"自主决定""市场调节"和"自律管理"之间的界限,明确行政权介入的正当理由和主要情形;行政许可方式的选择适用应遵循比例原则的要求,在众多的事前与事后干预手段之中选择最佳的方式;行政许可设定权的行使应遵循层级化的法律保留原则,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人大立法与行政立法都应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

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判断标准研究

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于行政领域时,不免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何种程序方属正当?以正当法律程序内涵的灵活性为基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不同的判断标准,最终在1970年代确立了利益衡量标准的主导地位。为减少利益衡量标准的负面性,法院仅在重大影响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时,才适用该标准补充或修正行政程序,使之达到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行政复议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现行《行政复议法》关于举证责任规定存在凌乱、松散现象,因此也造成行政复议实践中难以适用和不明确问题,借鉴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理论以及实践,无疑是完善我国行政复议举证责任制度的重要路径之一。行政复议举证责任是指依据法律规定,被申请人、申请人等特定当事人对法律规定的事项或者当事人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举出证据而加以证明,在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的情况下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的证据规则。行政复议举证责任概念是我们研究行政复议举证责任制度的出发点和基石,而在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是行政复议举证责任核心问题,采用法律条文形式明确规定行政复议举证责任对完善行政复议举证责任制度具有重要形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