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地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点与治理

涉众型经济犯罪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与经济犯罪的整体起伏状况基本一致。近年来,西部地区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增速明显高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与其它犯罪相比具有案件处于高发态势;涉及面广、受害人多、涉案金额大;网上犯罪与现实型犯罪并存、互动;犯罪辐射效应显著,对社会稳定形成潜在威胁;手段纷繁多样,犯罪隐蔽性、欺骗性强、潜伏期长,不易发现;处置困难,危害严重等显著特点。治理涉众型经济犯罪必须要树立正确的治理观念,解决法律制度存在的瓶颈,建立完善相关的工作机制,妥善解决好受害群众的损失补偿,同时还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深化制度改革,防止因制度缺陷形成犯罪诱因。

高校物资设备政府采购条件下监督机制浅析

分析了高校政府采购监督机制的问题,提出了完善高校监督机制的建议及策略。

论我国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法律保护困境

医疗救助制度是我国医疗保障的重要机制之一,内含着生存权、公平论以及正义论等深厚的法理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与不断变迁,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短板逐渐成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焦点。医疗救助方面可操作的制度真空以及作为义务主体的政府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对医疗救助程序的陌生,致使新一轮的医疗改革举步维艰。医疗救助制度的改革必须秉持社会公正、国家责任、城乡统筹等基本理念,加强对医疗行为的监管,并建构农村医疗救助信息管理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

“军事法治”的核心及其制度模式

我们从军事法治的主体与军事法治中"法"的内容等角度来把握军事法治的内涵。"军事法治"作为军事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其核心在于:军事法律应当成为军事关系的基本调整器;军事法律应当成为军事权力的制约机制;军事法律应当是维护军事主体权利的重要工具。中国军事法治的制度化模式大体包含军事人才培养、军事法律行为、军事装备制度、军事组织编制及其军事后勤制度的法治化五方面内容。

论行政处罚法设定公民权利的宪法依据

在承认行政法与宪法的密切关联这一前提下,行政处罚法所设定的公民权利有知情权、陈述权和抗辩权、听政权、提起诉讼权、要求行政赔偿权等,这些权利都可以找到其宪法依据,并且是宪法所规定或体现的基本权利,折射出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我国消防安全问责法制研究

肇始于行政领域的问责制度,晚近以来已经开始植入消防安全领域,并在地方立法上予以规定。但是,由于地方立法层级不高直接影响到消防安全问责的实施效果。为确保消防安全和强化消防职责,我国消防安全问责有必要寻求在更高层面并予以更系统的法制化。

公正司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公正司法作为司法公正的实现途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文章通过分析我国当前不公正司法的表现、成因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危害,提出促进公正司法的对策和建议。

论经济法的本质

文章从经济法的阶级本质、社会本质和法律本质三个方面对经济法的本质进行了研究，并着重对经济法的法律本质进行了阐释。指出经济法就其本质而言，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调控社会经济，使之良性运行。

关联企业概念之法律透视

关联企业在定义上可表述为：企业之间为了达到特定的经济目的而通过特定手段所形成的企业之间的联合。关联企业的法律型态表现为控制企业与从属企业的构成；其联系纽带主要表现为资本参与和合同维系方式；其外部形式典型地表现为企业集团、康采恩、跨国公司以及其他诸如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等企业集中形式。

依法治军背景下我国军事立法的新趋向

习主席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强调,我国应坚持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不仅契合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进程,也反映出党和国家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新要求。现阶段,我国的军事立法改革稳步推进,在此进程中呈现出的新趋势可以概括为:平时军法"战时化"、保密法规相对"公开化"、国际武装冲突法"国内化"、军事立法技术"科学化"以及战时军人行动手册"法典化"。依法治军背景下的军事立法必须顺应新的趋势,把握其中的规律和特点,最终为我军形成强大战斗力、取得战争胜利提供有力保障。

论我国军事机关立法权的《立法法》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是规范我国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律,对于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义重大。军事机关立法权是国家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统一的国家立法规范。当前,军事机关立法权在权力本源、行使依据和立法体例等方面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与挑战。应按照"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的总体要求,立足我国的军事立法体制和军事立法实践,对军事机关立法权的《立法法》规范进行深入研究,找寻解困路径,并对体例设计和内容规范提出具体完善对策。

中国军事法治的发展路径

中国真正形成自己的军事法治和军事法学,需要经历三大重构工程:一是对中国的军事法律传统进行重构与创新,二是对西方军事法律理念和军事法律制度进行重构与创新,三是对中国的军事法律现实进行重构与创新。这种重构是指在深度反思、具体辨析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对古今中外的军事法律义理、军事法律制度和军事法律文化进行筛选、加工、升华和整合,从而形成中国的军事法治模式和军事法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