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背景下国家碳预算的理论同构与立法路径

国家碳预算制度兼具碳排放总量控制与统计核算工具的双重功能,碳达峰目标的迫近及碳中和目标下国家降碳任务的紧迫性,使得如何将碳预算融入“双碳”目标的实践过程,实现制度和理论的双向促进成为重要问题。一方面,通过梳理碳预算制度产生的背景、碳预算概念的演变,事实印证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是把承载全球碳排放环境容量的国际碳预算,转移至各国碳预算本土化的可靠实现方式。另一方面,域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碳预算制度经验发现,其对我国碳预算目标设置、机制协同、资金渠道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将碳预算纳入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法治保障体系,可以结合已有预算法程序化规定,通过建立专门性机构、权责配置、预算调整机制、专项资金供给等制度,建构起“双碳”目标下符合我国需要的碳预算制度体系。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平台常态化监管的法治化进路

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与发展,有赖于科技创新动能的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新质态劳动对象的高效培育。平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十分关键。由于平台自治逐利性突出、运动式治理机制依赖以及科层制治理固有局限等原因,当前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存在自治失位阻滞新质态劳动对象培育、运动式治理失范制约科技创新动能发挥、协同监管失灵影响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等问题。在推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未来平台常态化监管的法治化面向应由监管理念适配化、监管方式韧性化以及监管主体多元化三条路径共同推进。在监管理念适配化方面,要拓展“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并对正当程序原则与比例原则进行解构与阐释;在监管韧性化改造方面,增加平台监管规范的适用韧性,强化监管工具的组合协作与实施机制的动态配合;在监管主体多元化方面,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组织协作,发挥以平台为核心的双向赋能功能,最终推进平台常态化监管的法治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与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路径探析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竞争资源,数据的互联互通乃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当数据的缺失阻碍了市场竞争时,数据的强制开放成为摆脱数据困境的首要选择。从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的可行分析中可以发现,关键设施原则契合数据开放的现实需求,且数据开放共享具有现实可行性,关键设施原则的认定要件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现有竞争法规框架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具有合理性,能够有效解决数据封锁带来的竞争损害。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增加关键设施原则认定要件的相关规定,为其适用提供规范依据;二是明确关键设施认定要件,从规则层面实现制度适用的可操作性;三是对于关键设施原则适用中的隐私保护和对价确立问题给予充分考虑,坚持个案分析原则,立足于行业发展整体目标,平衡公共利益与创新发展之间的矛盾。

论环境领域刑事诉权与民事公益诉权的协调

严重的环境损害行为是刑事诉权和民事公益诉权共同的适用对象,但我国立法并未明确规定两诉权同时行使时的关系如何处理,实践中呈现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附从于刑事诉讼,后者却疏离前者的现象。这是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客体范围、主体资格、诉求实现方面,与刑事诉权具有高度的亲缘性,但在办案时限、诉权成本、财产刑执行方面又与刑事诉权不相协调。因此,应当在立足两诉权适用对象具有同一性的基础上,以优先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为导向,在刑事办案过程中实行公益损害审查的法定化模式,从批捕或介入侦查环节开始即可启动民事公益诉权,遵循“附带为原则,不附带为例外”的要求,与法院的审判权良性互动,实现两诉权的有效协调。

数字物流数据安全之目的限制原则的适用维度

在传统的数据保护原则中,目的限制原则被认为是确保数据安全的基本准则之一。随着数字物流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蓬勃发展,人们对数字物流数据安全的关注也日益增加。然而,在数字物流数据的安全保护与有效利用之间存在抵牾,大数据之复杂性及价值性使得传统目的限制原则对数据收集、使用等需求产生了极大的障碍。在数字物流中,不同的场景可能对数据的利用和传播有不同的需求与限制条件。鉴于此,目的限制原则需要在引入“场景完整性理论”的基础上,融合透明度原则、比例原则以及利益平衡原则进行改造。通过从数据主体和特定场景的角度出发,分析目的限制原则在数字物流数据安全中的适用性,并探讨其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以期为数字物流数据安全保护提供参考和借鉴。

从价格到选择:反垄断法中消费者利益分析范式的重构

垄断行为中消费者利益的模糊性,使得反垄断法中以价格分析范式为内涵的福利标准的桎梏逐渐显现。商业模式与竞争方式变革带来非价格领域的多元化需求,价格分析面临价格竞争的缺失、消费者剩余加总计算的难题以及无法评价创新性因素的困局。消费者选择标准的引入使得反垄断法中消费者利益分析范式在传统的“价格范式”之外衍生出一个“选择范式”,选择范式将价格因素与非价格竞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可成为竞争效果分析的重要标杆。反垄断法下消费者利益分析范式从价格到选择的转换,需要以理论建构为基础,以选择分析为工具,在关注经济性的社会目标基础上厘清垄断行为中选择要素多元化的边界,最终实现传统领域与平台领域竞争要素的多维度认定。

“双碳”目标下我国碳排放权担保融资法律问题探析

碳市场中的碳排放权担保融资活动是碳金融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以碳排放权为标的进行担保一方面能够帮助企业提升其碳资产价值和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能够帮助其节约融资成本。通过梳理我国现行碳排放权担保制度的发展状况,概括出目前我国存在着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不明确、碳排放权的担保方式不统一、碳排放权的担保业务规则缺乏统一规范以及碳排放权担保过程的监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基于此,明确碳排放权法律性质、规范法律框架和担保方式、建立统一的运作规则、注重市场活力的激发、完善监管体系、加强能力建设提高企业碳资产管理水平,进而促进“双碳”目标以及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法律规制

乡村电商是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产物,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助推器。然而,乡村电商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法律问题,既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又冲击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不利于乡村电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电商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法律风险。必须从完善相关立法,优化顶层设计,抓好源头管理等方面入手,营造有益于乡村电商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乡村电商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新质生产力生成中数据要素交易监管的完善进路

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本质需要从“生产力”着手,生产力包含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其中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重要的“物的要素”。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既是新质生产力生成中的劳动对象又是劳动资料,数据要素的流通交易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根本前提。但实践中数据要素交易制度中存在监管主体不清、监管措施缺乏、监管责任模糊三重困境,难以从根本上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提供数据要素的有效保障。鉴于此,应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将包容审慎原则嵌于数据要素交易监管体系构建中,深究数据要素交易市场监管失效的制度成因并立足主体、措施、责任三个层面切实回应监管困境,从厘清监管主体达成监管共识、细化监管措施共同发力、划定民法—刑法—行政法责任三个维度,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数据交易监管制度,充分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助力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与发展。

反垄断视阈下的数据隐私保护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数字平台的崛起,隐私保护与反垄断开始产生交集。对于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存在着分离模式与统一模式两种争论。分离模式基于二者在法律目标与实施方式上的差异,主张数据隐私不应当纳入反垄断;统一模式则将数据隐私类比于产品质量或纳入产品质量的分析中,主张反垄断应当考虑数据隐私。由于数据隐私保护提升与市场竞争强化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且反垄断将隐私保护纳入其中也存在分析方法上的困难,统一模式的适用应当慎重;相比之下,分离模式更具可执行性,也更符合数据隐私保护的实践需求,是更为可取的选择。在我国数据隐私保护相关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分离模式也是我国的应然选择。

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经济韧性提升策略研究--以广东省清远市为例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广东省清远市加快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努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本文将探索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以广东省清远市为例,研究清远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提出数字经济增强清远经济韧性的关键路径,促进对数字经济发展效应的理解,也为探索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路径提供政策参考。

企业反垄断合规制度: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

反垄断法的作用在于弥补市场缺陷,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实现市场有效竞争。反垄断法的实施不仅依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执法,还有赖于经营者对反垄断法的自觉遵守和合规经营。随着《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的出台和《反垄断法》的修订,我国反垄断合规制度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反垄断合规制度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经营者对合规控制制度必要性的充分认识,其制度构建应当在有效这一核心追求的指导下,针对预防、发现、补救的基本目标,借助反垄断合规章程、反垄断合规部门、反垄断合规培训等内部正式、常态化反垄断合规预防机制,结合反垄断合规顾问聘请、反垄断合规审计、行业协会引导等外部配套机制,实现内外联动和有效配合,推进和完善企业反垄断合规制度体系构建。

数字经济中情感计算应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数字经济场景下,情感计算在差异化广告营销、定制化消费服务与个性化商业决策领域得到了经营者的普遍应用。但与此同时,情感计算的侵入性、使能性、隐蔽性、化约性与消费者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公平交易权、知情权、受尊重权存在着内生性冲突。数字经济辐条式交易结构形塑的经营者强势地位、情感计算大规模微型损害造成的消费者权益风险、国家干预现代化模式转型要求的国家积极角色,决定了以“经营者—消费者—国家”为主体构成的具体交易范式更适合数字经济中情感计算应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在具体交易范式倾斜式保护立场、法定化权益保障、专门性规范塑造方法论指引下,可以通过数据最小化原则的全面嵌入设置情感计算的应用边界,通过伦理法治相耦合的禁制厘定确保情感计算应用中的交易公平,同时施加经营者对于情感采集与应用进行贯通解释的说明义务,赋予消费者免受算法加情感双重支配的拒绝权利,以实现数字经济中情感计算应用场景下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护。

破产债权交易的理论构造及规制路径

破产债权交易市场的培育属于破产制度市场化改革的关键组成部分,渐成规模的破产债权交易市场,将对我国企业重整程序开展产生愈益显著的影响。域外经验表明,破产债权交易市场的高效运转,将助力于强化破产债权的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重整程序的成功开展。不过,破产债权交易的开展同样也会给部分重整程序的有序进行带来挑战,如侵害少数债权人权益,阻碍重整计划获得批准等。是故,从制度建构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未来我国应积极着手建立完善的破产债权交易市场基础设施,并鼓励交易行为开展;另一方面,还需重点围绕交易信息披露、恶意表决行为限制以及受让债权瑕疵承继等问题,探索有针对性的规制方案并建立起配套的体系性规则。

数据访问限制行为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与土地、技术、资本、劳动力齐名的第五大新型生产要素,被誉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平台企业投入巨额资本获取数据优势地位之后,对同行企业及下游市场企业实施的数据封锁行为,严重损害各领域市场的竞争秩序。为避免数据访问限制行为在我国市场的泛滥,应借鉴域外“必要设施”“数据可携带权”等规制理论,在包容审慎原则的指导下,建构符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规制制度。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类型与法律规制

数字平台的健康发展、做优做强须强化反垄断监管,而自我优待是数字平台反垄断的重点之一。作为一个伞状概念,自我优待不宜泛化讨论,应将其限定在平台内部讨论,具体指“双角色平台”对平台内自营商业活动的优待。自我优待的实践样态可分为三个类型,即算法操纵型、数据利用型、平台规则支持型,不同类型的自我优待有不同的行为特征。自我优待存在“双轮垄断”的反竞争性,会对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创新产生竞争损害,其法律规制既不可失之于宽也不能失之于严,应采用行为主义理论,着重分析行为效果,坚持惩戒性规制与激励性规制相统一,鼓励并引导数字平台就自我优待行为建立合规审查机制。

数字经济背景下公共数据开放安全治理

公共数据类别多元化、开放方式多样性与普惠性要求与数据安全治理具有天然的紧张冲突。当前公共数据开放安全治理存在多重局限,包括强调公共部门而忽视社会主体的安全治理责任,安全保护义务的宣示化,技术规范的缺失,难以满足公共数据要素化下的安全治理需求。从消解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的冲突出发,针对公共数据开放的特征应注重回应性的安全治理。在方法论上强调合作治理、比例治理和技术治理;在治理机制上注重从公共数据梯度开放、安全义务的比例分配、技术治理的规范保障与安全合作治理的机制跟进等方面进行适应性的完善。

数据抓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图、关键词时间线图、关键词突现次列图等,对2017—2023年共计525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分析发现,在数据抓取不正当竞争这一领域,研究重点集中于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抓取行为的理论研究、法律规则、认定标准、正当性边界等方面,但仍然存在主体之间合作关系较弱,理论研究广度不够全面等问题。在后续研究过程中,应当立足于学界的研究现状,提升研究深度、拓宽研究领域、把握研究热点,重点关注数据抓取行为的正当性及适用边界、法律规则及认定标准、影响因素等多方面,从而更好地平衡数据流通与数据开放的边界,构建和谐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网络平台轴辐协议的认定路径

网络平台轴辐协议是国际反垄断领域的新兴话题,基于平台网络性和轴辐协议隐蔽性的双重特点,它的危害程度远胜传统轴辐协议。为了顺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在《反垄断法》和《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中引入了轴辐协议制度。传统轴辐协议的诸多理论在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及算法共谋等情形下无法适用,致使平台轴辐协议的认定受阻。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和欧盟的相关经验来构建平台轴辐协议的反垄断认定路径:明晰平台轴辐协议“实质性帮助”的具体内涵;确定平台轴辐协议适用可抗辩违法推定规则;修正平台轴辐协议的主客观要件理论;完善平台轴辐协议反竞争效果的抗辩规则。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研究——建立公职和私营双轨制管理人制度

破产管理人是破产程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是推动个人破产顺利开展的关键。深圳经济特区目前通过设置破产事务管理署和管理人名册的方式,采取双轨制管理人制度。借鉴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私营管理人拥有更加丰富的经验和主动积极的态度,同时,公职管理人可以进行宏观层面的统筹安排,并处理市场逐利特性下被忽略的小额破产案件,弥补私营管理人的不足之处。本文认为应当建立健全我国的双轨制管理人制度,并从管理人资格、选任、权利义务、报酬以及对管理人的监督等方面提出符合我国现阶段制度运行的立法设计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