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商事登记签字见证的制度建构

在商事登记中当事人多以虚假签字的方式办理虚假登记,商事登记制度缺少前置性审查手段,登记环节形式审查无法排除虚假登记,人脸识别等实名认证无法排除虚假签字,这是虚假登记屡禁不止的原因。签字见证规制可以实现商事登记签字合规,进而减少虚假登记,改善市场信用环境。虽然商事登记签字见证规制需要支出一定的成本,但是能够产生较大的制度效益。积极公示下的自由见证制度模式是推定商事登记签字信息为真的应然选择。公证人及律师是商事登记中担任签字见证人的最佳主体。商事登记签字见证的见证对象是登记文件中的签字。在商事登记签字见证过程中签字主体必须亲自出现在见证人面前并自愿、亲手在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姓名,电子签名技术和网络视频技术扩大了“亲手签字”和“亲自出现”的外观形式。见证人基于自身过错违反见证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信责任。无论科技如何发展,见证人的角色都很难被取代。

国家出资公司集团治理法律规制范式的分类构建

国家出资公司几无例外地处于集团化营运中,且因市场经济、公共利益目标差异而产生治理结构分类设定的需求。但《公司法》并未直接设定针对公司集团的调整规则,也未回应国家出资公司的公共利益需求。鉴于此,结合旨在分离市场经济、公共利益目标作用场域的“分类改革”政策,在尊重《公司法》路径依赖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国有出资公司集团治理的法律规制范式作分类构建。公益类集团宜以“单个企业”范式肯定母公司高度控制权的合理性,对子公司权力进行正面列举以保障集团剩余控制权归属于母公司,并通过成本核算、收益补偿来修复子公司独立人格之损伤;商业一类宜遵守《公司法》下的“分离实体”范式,保障集团内成员公司独立意志,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事后救济成员公司被侵害的独立人格;商业二类应以“分离实体”范式为主,分离核算承担公共使命之特殊业务。

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对实际控制人扩张适用之研究

司法实践中,实际控制人损害债权人利益现象频现,而《公司法》未将实际控制人纳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制范围,此类案件裁判工作陷入实际控制人责任形态缺失、对其滥用行为未实现整体规制以及责任认定与立法不统一的窘境。实际控制人适用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契合法人制度的本质,能够保护债权人利益,堵住法律漏洞,有效规制实际控制人的滥用行为。未来《公司法》应将实际控制人纳入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规制范围,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从立法目的出发,扩张解释现行《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对实际控制人扩张适用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应严格把握构成要件,采用多重标准认定行为要件,重视结果要件;法院应坚持审慎立场,考察适用必要性,坚持“一案一否认”,防止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被滥用。

保理合同的法律适用及完善路径——以现代商法思维运用为视角

在界定现代商法思维基础上,对保理合同的金融商事属性作了辨识分析,并结合《民法典》保理合同的制度创新及实施问题,提出中国特色民商合一体例下应尊重保理业特殊规范性,运用现代商法思维予以解释论和立法论路径的进阶完善:针对保理合同适用主体、票据债权可否为保理标的、“将有债权”认定标准、保理融资利息/服务费等提出了商法解释论路径的解决之道;针对无保理商资质要求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提出通过典外立法(特别商事单行条例)对保理商的金融主体属性、业务监管予以立法跟进,促其有良法可依,以更好防控风险、合规运作、稳定交易预期。

“约”和“不约”而同:李双元教授法律趋同化思想的破产法表现

在近年逆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李双元教授提出的法律趋同化思想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法律趋同化思想在破产法领域的表现形式包括国际协调的趋同化和国内自发的趋同化。一方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破产法的立法指南、示范法和《欧盟跨境破产程序条例》都是企业破产法国际协调的趋同化的重要实践,而《世界银行自然人破产问题处理报告》则为个人破产国际协调的趋同化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全球性危机也使各国破产法国内自发趋同化的表现形式受到了更多关注。各国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自主采取的企业破产法措施集中表现为三种相似类型,包括:(1)调整和适用现有破产程序;(2)引进新的重整或拯救程序;(3)引入新的非破产解决方式。个人破产法也在寻求利益平衡的过程中表现出趋同化。未来的法律趋同化研究需更加重视法律趋同化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和本土法律文化对法律趋同化的影响。

企业向政府共享数据的法律激励问题及创新路径

企业向政府共享数据法律激励的路径创新有利于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数智时代的人工智能研发创新以及提升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国家治理能力。为实现企业向政府共享数据的法律激励目标,应检视我国当前企业向政府共享数据法律激励制度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社会共生理论和成本收益理论作为理论依据,建议通过厘清法律激励范围、设立法律激励标准、丰富法律激励方式、健全法律激励程序,从而实现数据要素价值的充分释放和数据资源的分配正义。

“双碳”目标下董事气候法律责任的制度构建——以气候风险为视角

企业作为气候风险多元共治的首要责任主体,新《公司法》确立的董事义务及其履职制度难以涵盖公司应对气候风险的内在要求,有必要辅以董事气候责任。公司气候损害责任之所以可以归因于董事,缘于我国《公司法》制度目的转向、董事勤勉义务以及减排现实需要。基于《公司法》下董事义务,董事气候责任类型主要包括勤勉和忠实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完全未能或未能完全考虑和管理可预见重大气候风险,后者则是有意忽视与气候相关重大风险或决策不符合公司利益最大化原则。为落实董事气候责任,应在《公司法》层面确立董事预防气候风险义务与补偿的相关条款,构建董事承担责任的证据要求以及突破董事信义义务对象之规定。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鉴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重大财务风险具有可预见性,董事有义务将气候变化纳入公司战略、监督和披露当中,重塑面向绿色低碳转型的董事义务规则体系。

注册制下股票发行制度的法理反思与监管理念革新

注册制下股票发行制度改革的实施,需要在法理反思基础上进行理念革新。通过对股票发行制度变迁的法理性反思,揭示出股票发行监管权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从政府到市场的变迁过程与规律,是权力变迁的结果;从政府单独发行审核到政府与市场主体共同审核的转变,同样也以权力变迁为原因。在监管理念方面,从政府统一监管向政府与市场混合监管模式转向,既要交易所的监管权脱嵌行政体制而独立,又要求其行政“身份关系”转向“契约关系”。

全面注册制下如何提升企业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企业信息披露的有效性是投资者利用公开信息判断证券价值、做出理性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采用比较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针对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有效性不足的现状,提出了增强信息披露有效性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证券发行注册制要求发行人的信息披露应以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为价值本位,普通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因自我保护能力不同而具有差异化的信息需求,对信息披露进行差异化安排是实现信息披露有效性的基本路径。差异化信息披露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根据公司所处行业和自身特征披露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个性化信息,二是根据投资者类型不同提供其所需的信息。在此基础上,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信息披露有效性制度应着重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其一,信息披露有效性应提升为证券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其二,完善差异化信息披露标准,鼓励发行人披露自身的个性化信息;其三,根据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的不同需求,针对性地进行信息供给。

个人信息保护法下企业用户信息合规管理研究

近年来,企业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屡有发生。为规避违规成本、保持声望,企业需积极推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合规措施。首先要完善用户协议,明确规定信息使用范围,以确保用户知情同意。对于重要信息,采用加密技术,同时在传输过程中注意去识别化。在内部管理方面,建立多层次的制度,包括权限控制、员工培训和监测报告。同时,企业应遵守相关法规,定期审查政策,确保企业在法规框架内运营。

资本权利化:抑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商法逻辑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抑制资本无序扩张两大目标在商法层面的实质要求较为一致,均要求将资本运作及其利益实现规范化、有序化,二者应然协调路径是资本权利化。资本权利化是商法以保障营利最大化目标实现为核心理念的应然选择,是满足现代商法对资本利益或投资人利益倾向性保护需求的最优选择,是商法信用的前提性法治保障机制。资本权利化内在的体现了将包括公私资本安全利益、公私资本增值利益、公私资本运作利益、公私资本退出利益等在内的一切资本相关利益纳入法治化、制度化保障的商法逻辑要求。在商法层面确立资本权利化的法律形态即资本权利,既是为了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各种合法投资性权利以优化营商环境,又是为了更好地将资本纳入法治化的治理轨道,避免因资本无序扩张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进而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

对提单双重法律性质的反思

提单双重属性学说受到学界推崇,不断被作为理论依据分析案件,但该学说在司法、商业实践中存在诸多缺陷,根本原因是对提单法律属性及提单自身表征的权利存在认识偏差。因此,我们要重新审视提单的法律性质。从提单涉及的各个商业领域来看,无论法律关系如何变化,提单始终是提单持有人向承运人主张交付货物的债权单据,即提单仅具有债权性。只有正确把握提单性质,才有利于维护基础法律关系,保障提单持有人的合法权利得以实现。

短视频的著作权保护研究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给广大网民用户提供了丰富的娱乐选择,短视频数量的快速膨胀导致侵权案件频发,著作权保护问题逐渐受到关注。短视频是否拥有作品属性是探讨其是否受到著作权保护的前提。短视频领域合理使用制度界限模糊、避风港规则适用存在困境等问题阻碍了《著作权法》的保护。可从限制兜底性条款的使用、明确适当引用的认定规则方面明晰短视频合理使用的界限,同时完善避风港规则的适用,从而更好地保护短视频著作权。

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限制行使析论

限制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不仅关系到公司资本的维持,同时也关系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在给予异议股东合理保护的同时要防止该权利的异化,以避免造成损害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后果。从法律角度出发,建构异议股东的请求回购选择权限制的体系化准则,在制度层面上符合商法的公正性和效率性。在个案层面上,应从单向的目的解释转向体系化的目的解释,通过与其他规范的关联来解释明确效率与公正的具体限制标准。在方法层面上,应在解释学中引入经济分析视角,在市场整体视角下,将成本与效益最大化,在一个合理的适度范围内限制异议股东的权利,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进而更好地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公共)利益之间的博弈。

股权式土地资产转让的税收规避行为分析

以股权转让之名行土地转让之实的行为是以形式的股权转让实现对目标公司土地使用权的实质控制的行为。这种行为一般以规避特定税种纳税义务、减轻税收负担为目的,利用股权转让和土地使用权转让在税收征管上的态度差异进行非常规法律安排。实务中,税务机关和法院对这种税收规避行为的处理态度不一致导致该类行为始终游走于“灰色地带”。因此,立足于税收征管角度对该类行为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动因进行分析,以税收法定原则和实质课税主义为切入点,结合现行法律规范探究对其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和困难性,以期完善反避税机制。

检视与建议:引入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反思与方案替代

近年来,是否应引入董事破产申请义务成为公司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宏观层面,引入董事破产申请义务与我国公司发展理念相冲突。在微观层面,引入董事破产申请义务与我国现行公司治理模式不相匹配。保护债权人利益,应在加大董事信息披露义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债权人知情权建设,积极探索特殊时期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同时还需优化破产重整制度,针对性地解决困境公司的财务危机。

优先股股东会制度的完善研究

优先股股东会制度是一项保护公司弱势群体优先股股东群体的重要制度。优先股的权利兼具债权与普通股股权的特征,收益的优先与表决权的缺失导致优先股与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缺乏话语权的优先股股东更有可能处于弱势地位。优先股股东会制度是对优先股股东的前端保护,中国对此立法总体采取列举式、强制式的规定,并允许章程进行其他约定。优先股股东会的表决事项应当以利害关系为标准,以明确的规定作为支撑,较少妨碍公司的行为自由。优先股股东会同样是公司决议的一环,因该股东会表决的缺失会致使公司决议的整体法律效果为不成立。优先股股东会在召集与表决程序中应当尊重优先股股东的知情权,法律应在特定场合下赋予异议优先股股东回购请求权。

独立董事制度重解:公司法团队生产模型对两权分离理论的调试结果

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被视为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同时,与之关联的契约理论、代理理论和产权理论也被认为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理论研究的重要步骤,且皆建立在科斯将企业的性质界定为生产要素交易组织的基础之上的。与代理理论相比,团队生产理论并不突出加强股东的控制权以及其就高管机会主义进行合同限制谈判的能力,与契约理论互不冲突,但对代理理论进行质疑和反思且明确否认股东产权理论。鉴于此,通过对公司法团队生产的理论基础及其组织结构展开讨论和分析,发现其依旧是以两权分离理论为基础构建的治理模型,而且与独立董事制度的存在相互契合。

困境与隐忧:公共承运人理论能否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

当前,规制数字平台的需求日增,公共承运人理论是规制数字平台的可选进路之一。在梳理公共承运人理论历史衍变的基础上,需对其适用的可行性加以系统性考察。一方面,就公共承运人理论体系来说,“自我定位”理论、公共利益理论、垄断理论的不完备性使之难以有效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另一方面,就数字平台而言,其公共性的来源和表现使之缺乏公共承运人理论的适用基础,而数字技术加持下的数字平台亦不符合“中立承运”的适用条件。公共承运人理论在尊重公共承运人权利行使自由的基础上应对其权利滥用行为予以适当限制,而未经全面考察地将公共承运人理论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亦存在简化规制过程、扩张规制权力的潜在隐忧。因此,应审慎研判公共承运人理论,并从缓将其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比较研究及本土化思考

破产免责又称为余债豁免,是个人破产制度的核心制度,是指债务人经过破产程序之后,对于其仍无法清偿的剩余债务,在法定范围内予以免除的制度。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发展,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人债务问题与个人破产法律缺位的现象逐渐凸显。个人破产免责所构建的免除剩余债务规则与我国对待债务问题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传统观念完全相反;同时于我国而言并不存在相应的制度渊源,该制度具有浓厚的域外法律制度特色。因此,我国构建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须在借鉴域外破产免责制度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和实务,从制度构建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免责的决定模式、实体性规则适用和程序性规则适用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思考我国现行个人破产制度存在的严苛性,包括秉持许可免责主义之下免责申请时间的严苛性,在放开申请时间的同时准予提前免责;严格限制不得免责的行为和债务;规范免责决定程序,建立免责回转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