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犯罪终身监禁的配置与适用问题研究

经过《刑法修正案(九)》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修改及细化,终身监禁得以创设。但是,新制度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通过考察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中有关终身监禁的规定,可以发现终身监禁存在定位和目的不明、适用条件模糊、程序有待构建三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一方面,应当明确贪污受贿犯罪终身监禁改进的立场;另一方面,应当在立场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终身监禁的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

贪污受贿定罪量刑的修改与评析

对腐败行为的刑法规制是晚近我国几次刑法修正案的重点之一,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标志着对腐败犯罪的管控达到新的高峰,也是对党中央近年来反腐倡廉工作的积极呼应。2016年"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对《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的数额、情节以及从宽处罚等规定作了详细解释和说明,对规范我国的反腐司法实践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征地拆迁领域中的共同贪污犯罪研究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多人在不同环节内外勾结,共同骗取、套取拆迁安置补偿费或者安置房的犯罪现象突出。此类案件的定罪,应根据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作具体分析。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负有特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公共财物的守护者,事前与他人勾结,放弃职守,是对与其身份相连的特定职责的背叛,属于实质和规范上的贪污罪实行行为,其定性与行为人是否实际分得赃物无涉。无身份者不仅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共犯,而且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实行犯,应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确定其刑事责任;对国家工作人员事前无通谋的事中、事后帮助行为,则宜认定为滥用职权行为。

收受型贿赂犯罪立法体系之省思与重构——以贿赂犯罪“双向对称性”刑事政策为指导

审视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沿革,存在着“重惩贪污受贿,宽宥行贿犯罪”单向非对称性的即视感。尽管《刑法修正案（九）》注重行贿类罪名的增设与贿赂犯罪刑罚的调整,但也未能扭转单向刑事政策带来的弊端。遵照“双向对称性”刑事政策的指导,应当严格区分收受型、索贿型行为方式的社会危害性,对索贿型受贿罪的特殊从宽制度条件的适用标准予以限缩化,并且明确行贿行为的诱导作用力大小,以此强化收受型贿赂犯罪在刑事立法中对“双向对称性”刑事政策的贯彻适用。

《刑法》中的单位行贿罪研究

单位行为是单位在其整体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为单位谋取利益的行为。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对象包括非国有单位。针对不同的犯罪对象,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客体存在差异。应该根据犯罪对象的性质来区分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应该比照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规定不同等级的量刑幅度。《刑法》不应该对单位行贿罪规定优惠政策。

各地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立法比较

我国对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立法是从有利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的。各地2000年之前的5年与2000年之后的5年比较,经济补偿金支付标准立法出现了不同的趋势。总体来说,以务实的态度进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立法,适当扩大其调整范围是各地相关立法的趋势。

废除行贿罪之否定——兼与姜涛教授商榷

行贿人在行贿时并非仅仅面临着指证受贿人与指证就会遭受行贿罪处罚这一个囚徒困境,而是面临着指证受贿人与遭受受贿人报复,指证受贿人与遭受因受贿而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及长期的团伙利益的损失等多个囚徒困境。因此即使废除行贿犯罪,行贿人也会因多种原因而不去指证受贿人,反而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虽然行贿罪的司法效果不佳,但是行贿罪的立法有其独特意义。因此行贿犯罪司法效果不理想的问题需要用司法经验和技术去消解而不是废除行贿罪本身。

论行贿罪受贿罪互动规制之完善——基于囚徒困境理论的思考

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的行贿罪特别自首制度的设立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对行贿人行贿行为的轻打击以换取行贿人揭发受贿人的受贿行为。我国司法实践存在轻打击行贿罪重打击受贿罪的现象,同时存在着不合法的对行贿罪潜规则不起诉。囚徒困境原理揭示在行贿罪被免予起诉的情况下,行贿人较优的选择是揭发受贿行为。行贿罪与受贿罪互动规制中,应引入辩诉交易,且行贿罪特别自首制度应改为行贿罪特别自首、坦白制度。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相关立法比较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各国立法体系中景象各异 ,各国关于该罪及相关立法 (特别是财产申报制度 )的规定 ,有些是有借鉴意义的。我国和该罪相关制度的立法从总体上看效力层次不高 ,系统整体不协调 ,影响了立法宗旨的实现。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

反腐新常态下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需要注意修改条文和刑法原则的一致性以及新罪名的及时确定性。在贪污受贿罪数额和情节并重模式中要考虑情节犯理论影响下的四大因素。加大惩处行贿罪的同时要避免在受贿罪从宽情节方面对刑法总则的违反,建议去掉减少损害后果这一法定从宽情节;行贿罪需要参照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设立数额标准,但不应舍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方面要件。我国应在立法上将贿赂犯罪标的范围从财物扩展到财产性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刑法修正案本身的反思则不应局限于如何组合现有的修改方式,而应放眼整个刑事法领域的维度,推行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一体化的研究和落实。

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地位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地位存在着各种学说,但每一种均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是侵害受贿罪法益行为的必然组成部分,它只是立法者用以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而设定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在内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仅指行为人实施的受贿行为在客观上具有足以导致他人获利结果的内容,而并不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也不包含在这种意图支配下所实施的行为。

国外循环经济立法比较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循环经济法作为调整因循环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法律渊源,并不是某项循环经济法规,而是指有关循环经济的各种法规所形成的体系。本文在对德国、日本、美国的循环经济立法理念、立法模式和立法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我国应该以建立循环型社会为立法理念,以先制定综合法后制定专门法为立法模式,并在完善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同时,建立《循环经济促进法》为我国的综合法。

十八大形势下的反腐模式新思路

十八大前后党中央打击腐败力度之大,表明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反腐的决心。反腐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要标本兼治,根除腐败毒瘤,必须与依法治国目标相适应,开拓反腐模式的新思路,实现法治反腐模式规则体系的法治化和法治反腐运行机制的科学化。

商业贿赂犯罪立法比较研究

从世界范围看,商业贿赂犯罪有法典型、附属刑法型和耦合型三种立法模式,我国应当转换立法思维,采用耦合型立法模式。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应扩张至包括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避免出现处罚的空隙。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应当界定为利益,包括财产、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作为商业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对于商业贿赂犯罪,应当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的刑罚应保持均衡。

物业管理立法比较研究

我国的物业管理业发展迅速,然而目前我国有关的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却难以满足物业管理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我国《物权法》确立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没有与基本法衔接统一。西方发达国家的物业管理法律体系健全,我国应当借鉴发达国家在物业管理立法方面的先进经验,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律制度为基本理论的现代化物业管理法,以帮助人们树立物业管理领域是私权领域的概念,从而有助于政府主管部门及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在物业管理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保护好公民的私有权利。

腐败成本的刑法学分析

腐败滋生蔓延是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在我国,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低是腐败滋生的原因之一。在现有体制下,与其所实施的腐败行为相比,腐败者在经济上、政治上、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所承担的精神压力等方面投入的成本较小。本文通过对腐败成本的分析,针对我国腐败行为的"低风险、低成本、高收益"的现状,提出以刑事法律提高腐败成本的方式,从而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构筑反腐防线。

关于风化犯罪立法的完善——以东南亚3国与中国的立法比较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东南亚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泰国、越南、新加坡3国与中国关于妨害风化犯罪的立法比较,发现其各自不同的法律特色;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在法律文化上有诸多共性,这对我国法律的完善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贪污罪定罪数额争议反思与动态化重构

2016年"两高"发布司法解释将贪污罪定罪数额具体规定为30 000元,引起学界争议。反对提高的降低说理论观点虽然看到了影响贪污罪定罪数额的其他因素,但没有充分认识到主要侵犯财产法益的贪污罪定罪数额的经济水平决定问题。赞同提高的提高说理论观点则值得赞同,但是却没有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发展水平对贪污罪社会危害性量上的浮动问题。因此以动态化的"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定罪数额标准既弥补了经济水平带来的社会危害性量上的差异,也符合灵活化的立法趋势,立法技术问题也可以得到合理解决,当是现下的应然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