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沉默权规则的理性呼唤

在西方国家 ,沉默权规则实行以前 ,限制沉默权的做法就已有之。尽管如此 ,作为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 ,沉默权仍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笔者认为 ,我国规定沉默权制度既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也是国内法治发展的要求。不过 ,具体操作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规定出有一定限制的沉默权规则。

当事人陈述探微

当事人陈述具有两种涵义,其一为当事人基于诉讼主体地位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其二为当事人基于证据方法之地位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前者为意的表示,性质上属于观念通知,后者为知的表示,性质上属于事实行为。由于两种当事人陈述涵义、功能及性质有别,故应适用不同的制度予以调整。

刑事被告人人权的法律保障

刑事被告人人权的法律保障罗本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着国际人权运动高涨，刑事被告人人权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权利的多少及其受到保障的强度，被视为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标志。本文主要对刑事被告人人在概念，刑事被...

追加当事人制度的理论追问与程序构建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典和司法解释所确定的追加当事人制度内容粗糙,既缺乏程序安排,也在理论定位上存在模糊性。为正本清源,应当首先明确追加当事人的权力属性系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权的结合,属于司法权;而从追加对象的类型化出发,可以明确除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外,法院并无强制追加当事人的必要;我国追加当事人的效力是强制参加诉讼,导致当事人缺乏意思表示的机会。为化解现行制度中的理论困境,应当运用大陆法系的民诉理论重构我国的追加当事人制度,将追加当事人的启动程序要件化,并用严密的追加程序来确保制度的正常运转。

论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主体

文章针对防治职场性骚扰的现实需求,论述了国家和用人单位作为义务主体应当履行的职责及其依据。基于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国家有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应由各职能部门分别承担完善立法、加强司法和执法等任务,使现行原则性规范具体化,不仅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具有威慑力。尤其要借鉴外国和港、台的经验,明确用人单位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和责任。

论行政诉讼中的检察监督

论行政诉讼中的检察监督蒋为群＊我国的检察机关是国家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任务是通过监督权力的行使，以维护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的实施。为此，《行政诉讼法》第１０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对于检察机关如何切实有效的监督行政...

商事调解的域外发展及其借鉴意义

随着全球对ADR的愈加重视,域外商事调解在调解机构和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经历了大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商事主体对商事调解反应积极,调解员收入增加且队伍日益壮大。另一方面,调解机构的发展喜忧参半,国际商事调解虽有一定发展,仲裁仍然为国际商事纠纷主要解决手段。但无论如何,商事调解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商事调解市场也会更加成熟。域外商事调解的发展为起步中的中国商事调解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隐性与显性:犯罪嫌疑人确认的两个阶段

犯罪嫌疑人是一种角色主体,对其确认可以分为隐性与显性两个阶段。立案、采取强制措施、第一次讯问及通缉等诉讼行为是犯罪嫌疑人由隐性转为显性的主要方式。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由于隐性与显性两个阶段的界定模糊,从而导致侦查权的膨胀、犯罪嫌疑人非正常隐性化及诉讼权利失衡等问题的存在。因此,对犯罪嫌疑人隐性与显性的明确界分,将有助于实现对侦查权的法律规制及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犯罪客体之反思与新界

刑法理论界所持有的对犯罪客体进行完善或废除的观点囿于通说理论,对犯罪客体进行了不合理的认定。犯罪客体要件是发动犯罪评价的前提,也是整个犯罪构成体系能否进行深入评价的首要条件,对于认定犯罪和保障人权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具备。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工具,所以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犯罪客体应当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借助于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内在统一关系,犯罪客体的内涵应当界定为:犯罪对象的存在状态。

一种逆向比较:法官的法律推理和当事人的习惯推论

在大陆法系中,法官的主要法律推理形式是司法三段论,在形式上属于演绎逻辑,反映"观念的关系",具有确定性;但在实质上,司法三段论反映的是"事实的关系",不具有确定性。因此,法官将法律条文作为大前提推导出当事人的法律后果,但是当事人不是根据法律条文而是习惯来推导出自己的法律行为。法官的司法行为和法律直接相连,但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并不和法律直接相连,而是和司法裁判的结果直接相连,引导当事人行为的不是法律而是司法裁判。法官的司法行为产生规则之治,而当事人则服从习惯之治,即规则之治展现给当事人恒常的结果,完整的法治是由规则之治和习惯之治所构成。

关于正当当事人的若干思考

当事人与正当当事人是外延不同的两个概念,作为诉讼主体的当事人应是案件的正当当事人(适格当事人,而程序上的当事人由于未必与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而不一定能成为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正当当事人。正当当事人与程序当事人的判断标准是对诉争的实体法律关系是否有一定的实体利益关系,并在这种判断标准下对正当当事人的种类作了归纳。应允许一定条件下依诉的利益成为正当当事人,以扩大正当当事人制度的保护范围:对正当当事人的审查应在诉讼中进行,以维护程序的实质作用;正当当事人制度有利于诉讼经济的目标。

中国商事调解年度观察(2013)

2012年是中国商事调解发展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一年。民事诉讼立法确立了调解的案件分流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对未来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进行了新的布局。行业性商事调解组织发展显著,商事调解培训、研讨以及协作交流悉数展开。中国商事调解发展未尽的领域仍旧很多,商事调解发展面临的体制性障碍依旧存在。

胎儿之当事人能力初探

为了更好地保护胎儿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胎儿具有当事人能力。胎儿作为当事人时,应当以其母亲为法定代理人;诉讼过程中胎儿出生且为死产的,法院应当判决驳回起诉;判决作出后胎儿出生的,其效力及于出生后的自然人及其继承人,出生时即为死产的,判决不发生效力。

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当事人意志

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合理突破 ,但是在我国还没有得到承认。文章从当事人意志的角度出发 ,通过对各国相关制度的比较 ,探析当事人意志在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中的地位、价值以及国家对当事人意志的尊重和限制 。

强制拍卖船舶中各方当事人法律关系分析

海事法院在强制拍卖船舶中,涉及多方当事人,只有理顺其中的法律关系,方能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然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有些问题仍争议颇大,如究竟谁是拍卖法律关系中的出卖人,被申请人是否需要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等,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涉及到四个方面。

商事调解与民事调解的区分原理及其实现路径——基于2012～2013年中国商事调解研究文献的分析

受“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影响，中国民商事调解一体化思维应运而生。纵观2012～2013年我国商事调解研究文献，商事调解始终受制于民事调解的既有研究结论，严重妨碍商事调解的理论发展并束缚实务部门对商事调解的实践探索。相对于民事主体而言，商事主体更符合经济理性人假设，商事活动也较民事活动更加注重对效率的追求，因而，尊重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作出的处分行为并维护商事调解协议的外观效力的正当性基础显著高于民事调解协议。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排除和限制条件

在被害补偿法领域里,为防止有限的补偿金不被滥用,需要设定被害补偿的排除与限制条件,主要体现为被害人可归责事由和被害补偿的妥当性考量。被害人可归责事由指的是被害人行为实质性引发了犯罪加害行为或者是对于犯罪被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促成作用,被害人对自己行为产生的结果承担自我责任因而不得或少得补偿金。被害补偿的妥当性考量指的是被害补偿之裁定要考察与被害人有关的各种事项,依一般社会观念对是否补偿以及补偿额度进行的有关妥当与公平的综合性判断。

国际航班延误中旅客权益的人性化保障

国际航班延误问题理论基础的缺失,成为旅客权益人性化保障的瓶颈。随着航空科技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念转变,国际航班延误责任的归责原则及免责事由呈现出客观化趋势,承运人延误责任向多元化发展。我国关于航班延误概念的主流观点立足于对初期民航业的倾斜保护,缺陷日益暴露。完善国内立法是合理适用国际公约的有益补充,重点是将国际航班延误概念客观化,确立多元化航班延误帮助责任机制,明确延误经济补偿标准。旅客消费者权益保障,应与国内航空经济整体发展相协调。

职场性骚扰法律制度中的雇主责任

“性骚扰”作为一个舶来品如何在中国法律制度中被良性借鉴,需要对其发源地美国的性骚扰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理解。而雇主责任是其性骚扰法律制度中的最大亮点:在职场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雇主有维护安宁的劳动环境的义务,违反这个义务则需要对受害人因此遭受的损害承担补偿甚至惩罚性赔偿的责任。因此,引进雇主责任是中国性骚扰救济制度的核心。

刑事被告人阅卷权研究

在奉行当事人主义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刑事诉讼体系下,被告人才是阅卷权的主体,而且被告人应当有权自行行使阅卷权。在具体案件中,仅靠辩护律师并不能起到最好的辩护效果,需要被告人予以配合,而被告人配合的前提是能够亲自阅卷。辩护制度要基于被告人与辩护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建立,而非国家与辩护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基于特殊信赖,赋予辩护律师较之被告人与其他辩护人更大的阅卷权,并非源自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被告人在案卷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即应享有阅卷权,但这也只是一个保守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