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存废困境及其化解

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法律层面和最高司法权层面尚未获得正当性。与规范层面上的禁止性规定不同,出于司法适用需要,此类文件在实践中仍然禁而不止。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禁而不止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作为方法的司法解释和作为权力的司法解释。基于司法权的内在需要,地方“两院”制定此类文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实践中,地方“两院”出于司法适用、回应政策需求以及适应地方具体情况等目的而制定解释性质文件,部分规则有解释之名却隐含了立法之实。为缓解地方“两院”法律解释需要和规则效力外溢之间的张力,应当从制定主体、功能界限以及裁判定位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限制。地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规范化后,宜将其纳入地方人大和司法系统中进行相应的双重审查规制。

人工智能量刑系统应用的公正性、伦理价值及限度

智慧司法建设促使人工智能量刑系统逐步介入审判活动,对实现“同案同判”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人工智能量刑系统在司法领域应用时存在适用性不良的问题,从而降低其应用价值。因此,确定人工智能量刑系统介入审判活动的限度可以提高司法实践价值。为此,可以从理念、制度和技术等多层面的配套措施为其划定应用边界:在理念层面拓展应用外部边界;在制度层面合理限缩应用边界;在技术层面挖潜应用内部边界。但必须明确的是,人工智能量刑系统的应用不是以促进司法公正为主要目标,而是以提升司法效率为主要目标。

数字司法中的类案监督

解决我国数字检察类案监督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数字赋能类案监督方式创新形成理论机制激励,引导海量数据资源优化管理。我国关于数字检察监督的构建还没有相对独立且未形成体系化制度机制,这需要检察机关积极采用人机结合的大数据算法计算方式、调动上下检察机关充分挖掘监督机制,并结合分类分层等多元理论体系进一步探索构建数字检察体系。应在全面总结已有数字检察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检察院数字监察的司法实践和各试点地区的经验总结,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及法律制度。数字检察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定位于判决、裁定在法律统一适用方面存在矛盾、争议的类型化案例,促进检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从对抗监督走向合作监督。

从检法主导到检法协同: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有四年,其在改革初期形成了“检察主导模式”,主要应用于可以通过不起诉解决的轻罪案件。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开展,重罪案件进入改革视野,法院介入改革,“检察主导模式”陷入“激励效果存疑”和“合规考察期不足”的实践困境。“法院主导模式”作为非典型性的探索模式,在制度层面上是否合法存疑。检法独立主导模式将涉案企业合规制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割裂开来,制度的权威性和运行的顺畅性受到影响。“检法协同模式”既能够克服检察主导模式在操作层面的难题,同时又能弥补法院主导模式在制度层面上的缺陷,将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有望成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未来路向。

刑事司法中风险评估的算法风险与规制措施

基于人工智能建置的风险评估在美国等国家的刑事司法中得到广泛运用,风险评估可能受开发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影响,产生偏见、歧视及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等问题,但因为人工智能算法具有“黑箱”等性质,对风险评估进行实质审查的难度较高,导致被评估人救济自身合法权利的途径受阻。如果要将风险评估引入我国司法语境,需要对其设置一定的规制措施。在将风险评估与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法律原则进行理念辩证后,确定风险评估的规制方向,并因应制定规制措施。从透明性规制的角度而言,准确选取公开数据的种类,以民主参与为核心建构数据公开制度;从问责性规制的角度而言,建立风险评估的事前审查机制与事后监督程序;同时需要预防司法人员可能出现的“自动化自满”倾向。

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证成:价值、理论与实践

将检察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拓展至家事领域可以从价值、理论及实践层面予以证成。建构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既体现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查明案件事实、补足两造对立的对审结构等司法功能,也彰显了保护家事公益的社会价值;部分家事案件具备公益性特征、宪法层面社会治理性监督权的贯彻以及法定诉讼担当理论为该制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的预留拓展空间、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引、地方有关机关和部门的立法与发文支持及地方有关检察机关的实践经验与探索,证明了该制度的建构具备实践可能性。

基层检察视域下诉源治理路径的探寻与完善

作为司法机关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诉源治理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为了取得诉源治理的更大成绩,从基层检察机关的视角来看,需要从诉源治理的时代要求出发,在司法办案过程中立足自身职能定位,以积极能动的姿态,贯彻诉源治理理念,从不同角度以创新发展的思维和务实的措施,探寻与完善检察建议、公开听证、案例指导、数字检察、公益诉讼等路径,提升诉源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社会对抗,厚植党的执政基础,为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从“世界模型”看人工智能在法律场景的实际应用

在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数据分析和传统机器学习方法的应用,能够较好解决法律研究和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而ChatGPT和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存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的困境,较法律领域的实际应用尚存在不小距离。法律实践者要重视数字思维,推动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辅助决策;也要审慎对待大模型和生成式智能技术,警惕盲目投入导致资源浪费。面对层出不穷的人工智能模型以及法律界的“人工智能热”,本文建议学界和实务界务必密切观察人工智能对法律实践的影响;也建议法律人仔细找准问题、瞄准成熟技术,谋定而后动。

企业职务犯罪刑事合规中的监检衔接

涉企职务犯罪刑事合规在改革实践中因公权力机关之间程序衔接不畅而收效甚微。其中,职务犯罪刑事合规的开展以监察机关在调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为前提,有限的合规考察期、职务犯罪监察措施的出罪化运用等阻碍着检察机关后续开展刑事合规的职能发挥。立足于法律监督理论和组织责任中的法益可修复性,涉企职务犯罪刑事合规监检衔接具有相应的法理支撑。在《第三方意见》肯定监察机关具有对涉嫌行贿的企业适用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建议权基础上,可进一步延伸监察机关参与职务犯罪刑事合规的职权,并对检察机关的介入程序予以明确,以促进涉案企业建立合规第三方评估机制,从而实现对职务犯罪的有效治理。

马锡五审判方式“红色法治基因”对新时代人民法院推进诉源治理工作的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马锡五审判方式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法治基因”,这对于新时代人民法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如何将人民法治的“红色基因”更好地融入到司法活动中,是基层法院亟需考虑的问题。马锡五审判方式所蕴含的坚持党的领导、便民为民原则和调判结合原则,能够为新时代人民法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工作赋能。

新时代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机制、困境与路径探析--以共生理论为视角

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群策群力,这就对新时代背景下法律职业共同体提出了新的建设要求。依据共生理论的三要素框架,在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共生机制的基础上,分析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探寻新时代背景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路径。通过分析可知优化法律职业共生单元良性互动交流机制、提升法律职业共生单元联结力度、重塑法律职业伦理体系等是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将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纳入共生理论的解释框架,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与理论生成空间。

ChatGPT赋能智慧法院建设:机遇、挑战和规制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海量的数据、优质的算法与强大的算力支撑下能够实现多项技术赋能。但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能够适用到智慧司法领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其嵌入,尤其是该项技术在赋能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的边界如何,这对于深层次建设智慧法院具有重要的前提性意义。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审判活动的智能化运用,可促进可视正义的实现;通过诉讼服务的可及性,可实现司法为民理念;通过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可实现能动司法目标。然而,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带来上述诸多技术红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风险,具体可以划分为由数据“幻觉性”引发的一般风险、由技术垄断性导致的重要风险以及由数据不可控产生的核心风险。对这些风险,应根据不同的风险特征采取相应的规制路径:可以通过对训练数据库的标准化构建以实现数据的“幻觉性”规制,通过辅助性原则的引入而实现技术规制,通过对服务提供者科加义务以实现对数据不可控的数据规制。即运用数据“幻觉性”规制、技术规制与数据规制,实现对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的一般风险、重要风险与核心风险的防范,以期完成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智慧法庭建设的风险最小化与技术赋能最大化,最终实现该项技术高质量赋能智慧法院建设。

我国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的优化研究

双轨惩戒制度在激活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主体责任,规范监察机关监督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存在任免机关、单位对违法公职人员实施惩戒的依据分散,监察机关的政务处分和任免机关、单位处分在具体适用上尚待进一步明确等问题,影响到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的实践运行。为此,我国可从优化任免机关、单位惩戒法律规范,明确监察机关和任免机关、单位惩戒管辖权冲突适用规则等方面完善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

构筑司法服务保障视角下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研究

优良的司法环境是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必要条件,公正严格的司法可以起到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提升市场主体安全感、化解社会矛盾等重要作用。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职责边界不清晰、司法效率不高、司法服务保障相对滞后等问题存在,阻碍了营商环境的法治化进程。从构筑司法服务保障的视角审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路径发现,只有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审判、恪守人民至上与司法公平正义、强化主动下沉与司法便利可及、激活联动合作与司法精准高效,才能充分发挥司法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最大作用。

对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工作的探索和思考

作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新的增长点,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是检察机关应对新形势新任务的重要举措,其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成年司法救助工作自身的综合性、跨部门、跨专业等特点,使得进入司法领域的未成年人权益难以获得全面、妥善、充分地保障,亟待从源头上提高救助刚性,运用大数据打造“智慧救助”,并加强外部协作。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制度的困境与纾解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制度是我国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作为行政检察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助推效用。然而在实践中存在检察监督依据不明确、检察监督范围狭窄、检察监督方法单一等诸多问题,基于此,应在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上予以完善,监督范围从纵向和横向上进行扩充,通过检察建议制度、督促诉讼机制等的构建,不断创新和完善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制度。

社区矫正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实践--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社区矫正检察“破冰”之路

大数据法律监督是检察工作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及引擎。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以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的引入及法律监督模型的研建为抓手,在社区矫正检察领域积极探索大数据法律监督的可行性,借力大数据赋能的“科技羽翼”,对海量数据进行精准挖掘分析,简化监督线索的筛查程序,重点打破监督线索来源渠道窄、发现获取难的“堵点”“难点”,在摆脱信息“孤岛”、破除数据壁垒的同时,实现从个别、偶发、被动、人力监督,转变为全面、系统、主动、智能监督。本文以朝阳区检察院搭建的社区矫正执行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为切入点,对监督路径、监督思路、实践经验等进行介绍,分析目前数字检察实践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及主要不足,并提出强化顶层设计、融合监督履职、促进溯源治理等可行性的建议,以数字检察激发刑事执行检察内生动力。

人工智能参与司法审判的法律责任承担——基于Chat GPT首份判决书产生的思考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和司法的不断发展改革,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司法审判工作。哥伦比亚某法官在判决书中引入了Chat GPT的回答,成为全球首例人工智能参与法庭判决的实践。Chat GPT在本案中的表现虽然被广泛认可,但仍无法确保其能成为人工智能参与司法审判工作的常态。因此,关于人工智能在参与司法审判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具体而言,首先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法律主体身份以排除其担责可能;实际上,哪怕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其承担法律责任也不具备现实意义。在生产者和审判者的责任分布中,由审判者优先承担责任再视情况向生产开发者追偿的处理原则具有现实合理性。审判者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可以分为主观故意和过失两种,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豁免情形。对于人工智能法律责任归结难题的脱困路径可以从对人工智能算法黑箱进行限制;坚守以司法人员为中心的司法审判模式和法院和国家进行责任概括承受三个方面入手。

新时代司法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探索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百年之未有大变局,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区,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复杂化,多样化。推进司法社会工作是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基本保障,是在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参与相关的执法活动中,为有需要的人员有组织地提供专业助人的工作,其目的是在司法机关等政府部门、法律工作者及社会工作者等社会组织及现实的市场其他主体的共同努力下,解决社会纠纷、消除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

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程序正义问题

目前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由于历史、认识、学术等因素的影响,程序正义的特殊意义和独立价值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引起重视,对于程序价值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为程序工具主义,由此导致的弊端逐渐显露,程序正义问题值得重视。本文通过剖析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及原因,分析程序正义的必要性及意义,最终通过对比三种关于正义价值的学说,提出应当对我国目前的正义价值进行理性重构,使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