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证成:价值、理论与实践

将检察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拓展至家事领域可以从价值、理论及实践层面予以证成。建构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既体现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查明案件事实、补足两造对立的对审结构等司法功能,也彰显了保护家事公益的社会价值;部分家事案件具备公益性特征、宪法层面社会治理性监督权的贯彻以及法定诉讼担当理论为该制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的预留拓展空间、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引、地方有关机关和部门的立法与发文支持及地方有关检察机关的实践经验与探索,证明了该制度的建构具备实践可能性。

基层检察视域下诉源治理路径的探寻与完善

作为司法机关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诉源治理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为了取得诉源治理的更大成绩,从基层检察机关的视角来看,需要从诉源治理的时代要求出发,在司法办案过程中立足自身职能定位,以积极能动的姿态,贯彻诉源治理理念,从不同角度以创新发展的思维和务实的措施,探寻与完善检察建议、公开听证、案例指导、数字检察、公益诉讼等路径,提升诉源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社会对抗,厚植党的执政基础,为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民事检察类案监督实务分析

在民法典的规范性指引下,民事检察类案监督工作不再流于形式。对司法实践进行审视,发现民事检察类案监督呈现精准监督不断深化、监督范围不断扩大、社会治理效能不断延伸等发展特征。但在民法典实施背景下仍存在监督法律规范缺乏体系性、类案监督能力有待提升、类案监督机制有待健全、线索收集和监督刚性有待加强等问题。有必要以贯彻民法典为契机,从优化法律规范体系、完善类案发现机制、改进类案监督方式、提高基层监督能力等方面提升监督实效。

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的反思与完善

司法实践中,强制隔离戒毒由公安机关决定,并交付戒毒所执行。近年来,最高检、司法部开始在全国推行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制度。从C直辖市的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制度运行存在法律规定缺失、监督细则不全,职责尚未明确、监督定位模糊,监督主体未明、监督工作滞后,监督合力不够、检力配置不足等问题。需要从监督细则、监督定位、监督主体、监督能力等方面着手,完善监督制度,提升监督质效。

检察机关服务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Q市为例

检察机关服务乡村振兴蕴含着深刻的法理内涵,“服务大局”和“为民司法”两大司法理念形塑了检察机关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根基,“能动检察”为检察机关服务乡村振兴提供职能支撑。Q市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积极探索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但仍然存在服务意识不强、检察力量下沉不足、基层社会治理参与度不高、协调联动欠缺等问题。探索深化思维和提升能力并举、打击犯罪和保护权益并用、内部完善和外部联动并行、犯罪惩治和源头防治并进的检察路径。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提升检察机关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检察办案的哲学思考

检察办案是司法办案的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司法办案责任制的重要领域。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检察办案的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因此,需要从哲学层面对检察办案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检察办案指的是检察机关或者检察官通过行使具体的检察职权,对案件进行处理并作出相应处理意见或者决定的一种诉讼活动。检察办案应当追求客观、公正和三个效果相统一的基本价值目标,遵循及时、准确、合规的基本要求。检察办案与法律监督“适当分离”的观点不可取,我国应当坚持检察办案与监督一体原则。在检察办案的效果方面,检察办案数量与质量都非常重要、不可偏废,不过新时代应当坚持质量第一,兼顾办案数量;不仅应当做到及时结案,而且应当有效化解纠纷,实现“案结事了”。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功能定位及其实现路径

在《社区矫正法》出台后,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制度与该法的衔接和嵌入成为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基于“制度定位—困境分析—对策完善”的研究范式,应当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功能定位于合法性监督与协同性治理,从而达致“穿透式”监督。通过对当前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制度在组织体系、监督衔接、监督形式、监督手段等方面的反思,应从理念转变、制度重塑与技术赋能三个层面进行完善。在理念转变方面,以治理思维为指引,将“法治统一”理念作为基本诉求、“理性谦抑”理念作为价值追求、“功能优化”理念作为根本方法,践行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在制度重塑方面,应从立法规范、组织体系、监督方式、衔接机制、跨区域协作、检察建议等方面进行建构。在技术赋能方面,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社区矫正与检察监督一体化信息平台。

检察机关开展国家司法救助的困境审视与完善路径——以重庆市渝东北地区司法实践为分析样本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作为救助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并取得了不少成效。然而,分析实践样本,可以发现目前还存在立法层次不高、计算标准不够细化,案源数量下降、宣传引导力度不足,证明出具存难、调查核实不够规范,救助方式单一、资金管理效率不高等问题。可以从完善立法规定、规范计算标准,强化宣传引导、拓展救助案源,规范救助程序、强化调查核实,强化协作配合、优化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完善,构建完备的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以提升国家司法救助工作质效。

检察机关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路径探究

立足办案参与调处和化解矛盾纠纷,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检察机关坚持能动司法的检察理念,在搭建解纷平台、丰富解纷手段等方面成效显著。但现实中仍存在涉诉信访终而不结、刑事和解资源整合不充分、行政争议诉源治理难等问题,亟需在治理理念更新、多元参与平台构建、联合协作衔接机制建立健全等方面大力推进深化。

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实务观察和规制完善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至今,各地检察机关在食品安全领域不断探索提起惩罚性赔偿,取得较好效果。以C直辖市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为样本,分析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制沿革和必要性,发现目前还存在法律规定不够完善、证据准备面临难题、计算方法存在不足、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立足于司法实践的需要,可以从完善立法规定、强化证据准备、细化计算标准、构建管理制度、规范赔偿使用等方面进行改进。

权力制约与监督视角下检察权的价值论

关于检察权性质定位之争一直未有定数,但检察权的应然形态、价值品性却鲜有论证。在制约权力、监督权力的使命承担中,检察权有四个维度的价值内涵: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基石,以保障人权为价值义务,以均衡利益为价值导向,以稳定秩序为价值结果。目前我国检察权具体的实现方式有制约与监督刑事司法权力、监督民事和行政诉讼活动、公益诉讼检察限制权力侵扰三种。

重罪案件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探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进一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等司法制度改革的理念要求。以司法实践中重罪案件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现状为视角,分析司法实践中问题的表现特征及产生原因。基于司法实践发展需要,宜从更新办案理念、转变重刑思想,注重矛盾化解、强化沟通协调,明确审查重点、提升研判能力,接受外部监督、加强请示汇报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期对重罪案件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作用发挥有所裨益。

刑事检察视域下洗钱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反洗钱既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审视司法实践,目前检察机关每年办理的洗钱罪与上游犯罪案件数量严重不成比例。为确保案件质量,宜从精研法律适用、破解入罪难题,加大工作力度、严厉惩治犯罪,注重协作配合、凝聚办案质效,注重机制建设、助推工作提升等方面进行改进,不断提升刑事检察环节的办理洗钱犯罪案件质效。

检察机关支持公益诉讼制度论

公益法与公益诉讼的兴起是对我国法律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考验。由于我国社会及社会组织并不成熟,人们对检察机关维护公益寄予厚望。然十余年实践表明检察机关直接单独介入公益诉讼的方法不仅视野狭隘,解释力不足,也尚欠时机;而检察机关支持公益诉讼则能够弥合那种非此即彼式的狭隘思维之缺,富有理论与实践支持,能满足现实需要。为此,即便将其作为迈向"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一政治方向的中间、渐进道路也意义重大。然而屡次的立法、修法对之出奇的冷静,零散的一些规范性文件指导下的实践在遭受理论诘难与实践困顿的双重压迫下步履艰难,甚至有"逃离"倾向。为此,亟需检视理论和实践,以全面、合理构建检察机关支持公益诉讼制度。

智慧检务建设视阈下检察信息公开实证研究

检察案件信息公开是智慧检务建设的重要方面。通过对广州市检察案件信息公开的实证研究,发现检察案件信息公开存在检察机关公开的案件和法律文书范围不明确、重复公开现象比较严重等问题。通过分析,检察案件信息公开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案件信息公开标准过于宽泛、案件公开分类标准不完善、检察法律文书的公开范围标准不明确等。对此,完善检察案件信息公开应当明确案件信息逆向公开标准,细化检察案件信息公开的分类标准,确立诉讼终结为检察文书公开标准,确立以业务为中心的信息化建设导向,推动检察案件信息公开不断完善,真正做到“阳光检务”。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构建论析

完善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既能充分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司法矫正教育功能,又能有效提高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恢复社会关系的效率。但当下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仍存在检察公益诉讼标准不明、未成年人检察资源匮乏、社会工作者激励机制缺乏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有效提高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效率,各级检察院应深入探索司法与社会组织的衔接机制,完善社会工作者和组织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的参与路径、评价标准等具体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专业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司法社工介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应当成为检察工作的核心内容。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四个法理问题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法理问题,本质上就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之正当性问题。其所涉及的核心命题是检察机关充当民事公益诉讼控诉方的缘由,以及公益性民事侵权需要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理由。对此,可从公益代理人理论、公诉权理论、积极诉讼理论和社会正义理论四个层面作出系统阐述。其中,前两者分别从"谁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和"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之救济"等角度解答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可能性问题;而后两者则从"谁会为公共利益积极诉讼"和"如何有效实现社会正义"等角度解决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必要性问题。

相对合理主义视角下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问题

检察权具有监督性,但对于法院,其监督是通过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来实现的。中国检察机关监督审判的制度是诉权外的监督制度,这一制度有特定的历史成因,但在当前受到严峻挑战,制度虚置,运作不灵。检察机关对审判的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有利于个案处理的公正,又可能损害审判的权威,扭曲诉讼的性质。在当前司法不公较为严重,司法公正的制度条件尚需培育的情况下,承认检察监督的相对合理性,在为其设置一定支撑条件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必要限制与改造。

走向公平正义——浅谈法律监督的意义与局限性

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追求,是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受到尊重、认同和恰当对待的表现,也是衡量社会制度优劣的试金石。人类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要靠法治,而法治的最高境界就是公平正义。在实现法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法律监督具有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功能。

行政检察监督视角下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

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正在进行之中。从检察院组织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和功能,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法治环境以及对行政权制约的现实需要,从与行政诉讼法修改相衔接的需要等多方面来看,修改检察院组织法已势在必行。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应重点放在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上,要完善行政检察监督权能,使更多的检察监督指向行政权,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的行使。在检察院组织法中要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行政检察监督的权能,适度拓宽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完善行政检察监督的措施,对行政检察监督的主要程序作出规定,并设立专门从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内设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