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在法律监督领域中的应用机理与发展路径

ChatGPT因其突出的文本生成能力而深受追捧,剥离其人工智能的外衣,无非是在大数据基础上嵌套预训练与反馈强化学习模型,与当下数字检察的底层逻辑相契合,更可借用运用场景的更新,丰富法律监督的内容与手段。对此,应当在完善多元技术的基础上,破除人工智能乱序发展的熵增状态,实现人工智能与法律监督的深度融合,借此打造新一代综合平台和法治生态。

GPT模型下法律人工智能的风险与对策研究

ChatGPT是搜索模式的一次颠覆性变革,依托“自然语言处理(NLP)”与“搜索引擎”两大底层技术,GPT模型为法律咨询、类案检索、法律文书撰写的智能化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同时GPT模型也面临着伦理性风险、准确性风险、法律责任承担风险等方面的质疑。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法律领域,需要通过完善规则体系建设、强化法律专业监管、加强GPT模型的法律专业训练等方法来规范其使用,推动我国新一代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

职务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的理论反思

惩罚职务犯罪包括“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但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偏重“对人之诉”的观念,缺乏“对物之诉”的关注。“违法所得”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范围,对其涵摄范围学界争论不一,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广义说”与“狭义说”两种。“狭义说”不利于完全彻底地惩罚职务犯罪,职务犯罪的违法所得应采用“广义说”。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善“对物之诉”程序,适用“准特别没收程序”,坚持区别情况、有条件的“一揽子移送”原则,明确纪检监察机关在整套程序设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以优化职务犯罪违法所得的认定和处置程序。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定位与缺失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构,其所享有的法律监督权是我国权力分配的结果。但是,对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存在缺失,尤其是检察院直接侦查起诉的案件,偏离了法律监督的位置,缺少被监督的法律环节,不符合分权与制衡原则。检察机关要享有对案件直接侦查的法律权力,就必须解决如何进行法律监督的问题。

巨型高中教育冷暴力问题研究——以黑龙江某市巨型高中为个案

巨型高中是当地的名牌、重点学校。面对升学和教学质量的压力,教师负担加重,教育冷暴力现象更为凸显。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从学生、教师和社会的角度对巨型高中教育冷暴力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并提出建立和谐校园,提高教师素质,健全规章制度的解决对策。

拓展与被监督:中国特色检察监督制度之修构

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监督制度是我们在理性择取的基础上并加以民族化改造的成果。在我国权力架构中,为弥补一元分立权力结构模式下权力制衡因素的缺失,实质上是借"法律监督"之名,让检察机关担当权力制衡的角色。实践中,检察机关一直强调自身司法机关的属性导致其实际权能限缩于诉讼领域,法律监督演化为诉讼监督,这与检察机关的应然角色不符。拓展检察机关具有权力监督内涵的权能是修构中国特色检察监督的首举之棋,应把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落到实处,审判权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内容,而不是重点。为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行使处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与行政权、审判权保持一种相对协调平衡的状态,扩权之前必先找到适合我国权力结构模式和司法体制的监督检察模式。

监察机关依法开展自我监督之路径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一,国家监察机关具有位高权重的特点。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要求对某个国家机关赋权的同时必须对其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监督。国家监察法关于监察领导体制、工作决策机制、职业伦理、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制度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监察权的滥用和不当行使,以保证监察改革的目标能够充分实现。但目前细节的制度安排上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及其法律阻却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法律以来,法律表述上的模糊性便一直桎梏着人们对法律明确性美好愿望的实现。通过对法官社会下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意义、范围及其法律阻却问题的阐述,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及其应用提供理论根据和指导,从而在法律规则的僵硬性与现实生活的灵活性之间寻求最大限度的平衡,使判决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主审法官负责制的实现条件及当前应解决的问题

主审法官负责制是人民法院为实现司法公正解决司法独立问题所进行的内部结构性改革,在推行时须注意五大实现条件和解决好当前存在的三大问题。在实现条件上,要求主审法官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政治道德素质,为此,应搞好法官的选任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法官任职保障、物质保障制度和落实主审法官职务上的权利和义务。而须解决的三大问题是,当前应对现有法官队伍进行选拔淘汰并合理分流,对已任或新任法官加强培养工作,增强其业务技能,对行政化的审判业务运作机制应予以消除,实现主审法官独立办案。

论强制医疗执行的检察监督

为了强化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将该项职责赋予了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权力制约理论、权利救济理论和监所检察理论是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监所检察部门应重点加强对强制医疗交付、执行和解除的检察监督,以派驻检察或巡回检察、同步执行监督、提出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为途径开展该项工作,并通过制定专门法规、构建协作机制、强化能力建设进一步加以完善。

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辨析

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在内涵、特点、教育目的、内容、方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但是,作为不同的教育模式,二者在教育理念、培养对象和目标上又存在着相通、相融、相辅相成之处。因而,通识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理论依据;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载体;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能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

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研究

刑罚变更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检察机关对刑罚变更执行活动进行同步监督,就是要对刑罚变更的实体和程序进行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的全过程监督,这是检察监督的应然结论。近年来,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纷纷开展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工作,在取得较好成效的同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如立法和司法不完善、制度机制不健全、检察机关自身建设不到位等。因此,要有效开展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工作,还需要完善同步监督的立法和司法,健全刑罚执行的同步监督机制,健全暂予监外执行的同步监督机制,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效力机制,加强检察机关自身建设。

法治反腐:价值意蕴·现实困境·路径选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标志着我国的法治反腐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法治反腐是摒弃人治反腐流毒的有力保障,是遏制官场"潜规则"的迫切需要,是我国防止公权力异化、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当前,法治反腐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4个方面依然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因此,法治反腐必须在科学立法、依法问责、严格执法方面不断完善。

论潜在课程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开发利用的必要性

潜在课程又叫隐性课程、隐蔽课程、潜课程、第三类课程。它与学校公开开设的课程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在完善学生道德品质和提高道德水平的整个德育教育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每位德育工作者应当充分认识潜在课程的德育价值,充分认识开发利用潜在课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还其以应有的教育地位,使其在学校德育教育实践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司法问责基本范畴的理论界定

司法问责是维护司法权威,修复因冤假错案而被贬损的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司法问责制度的合理构建离不开相应的理论支撑,因此,建立健全司法问责制度,有必要构架起司法问责的基本理论体系。完备的司法问责理论体系是由问责目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措施、问责救济等基本范畴构成的,对这些基本范畴的正确诠释有助于司法问责制度的合理设计。

论检察机关对能动司法的法律监督

权力制衡理论和权利的司法救济理论是检察机关对能动司法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理论基础。在能动司法检察监督过程中,为尊重能动司法应当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和保证监督权的正当实现,既要坚持监督的法定性和有限性原则,又要坚持监督的类型化以及监督的均衡性原则。检察机关对能动司法法律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监督能动司法实施主体的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监督能动司法行为是否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监督能动司法适用的是否是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案件。结合能动司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等特点,检察机关对能动司法的法律监督方式应坚持事后监督和事中监督并重。

论微博直播庭审对司法公信力的多维构建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基于对法律和司法实践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司法对公众的权威力。微博直播庭审作为微博传播与司法机关庭审工作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具有司法公开、司法参与、社会监督和法治教育的功能,也正是这些功能使得微博直播庭审具有了司法公信力构建的特性。微博直播庭审从心理认同、制度实践、价值目标、司法主体、文化环境等多个维度,树立法律信仰,落实司法公开,实现司法公正,提高法官素质,传播法治文化。从而实现对司法公信力的多维构建。

论被监禁者人权保障的检察监督

被监禁者范畴界定应当界定为所有被行使公权力剥夺自由的人,被监禁者的人权保障存在着剥夺自由不确定、人身权利受到损害等问题,检察机关对被监禁者人权保障存在着监督不全面、监督方式泛化等弱点,检察监督机制应当从涵盖所有被监禁者、建立强制性监督手段,赋予计算监禁时间权等方面保证监禁权力的合法运行,保障被监禁者人权。

司法改革在走回头路吗?

司法改革是否在走回头路,这是事关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在推出《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09)》的同时,徐昕教授提出,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迈过了决定方向的十字路口,所谓"倒退"现象仅仅表明改革趋缓,中国未来的司法改革仍将以现代司法元素的扩张为主要方向,融合传统司法和社会主义司法两大元素的优势,最终迈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针对"三元素论",徐昀有所批评,他认为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规律是根据社会结构转型的需求,摇摆于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向着法治现代化曲折前进。关于司法改革的具体问题,汤维建教授探讨了陪审制度、执行制度和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完善;王亚新教授评述了法院财政保障的一般状况和改革动向;侯猛指出最高人民法院职能调整的关键在于行使好司法解释权;张铁军和易延友倡导检察权行使的司法化;韩波探讨了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三组命题。从宏观到具体,从制度到理念,这组关于司法改革的专题研讨对改革方向的把握,对具体制度的完善和构建皆富有启迪意义。

设立司法投诉委员会:强化审判监督

我国司法制度与人民民主权利及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司法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要不相适应,司法腐败日益凸显。不公正的司法判决不仅背离了公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引发了社会成员对法律与法院的不信任情绪,对社会稳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地方性司法和司法监督方式是造成司法腐败的制度性因素。应当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司法投诉委员会接受终审裁决的原被告当事人的投诉,一则使人大在任命法院人员时依法真实地授予他们审理权限,同时也真实地加于监督管理,力求司法公正;二则对我国目前地方性司法设置一个监管性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