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角色定位与规模控制——与美国和日本比较

近年我国律师规模处于井喷式发展阶段,但律师角色定位与职业性存在模糊不清、定位不明的问题,律师规模的增长与现有律师执业环境、律师业务水平以及律师市场需求之间呈现不匹配的状态。从美日律师发展路径的经验和教训中,可以窥视出我国律师行业规模快速扩张所产生的问题,建议控制律师数量增长进程,明晰律师角色定位,提升律师素质,使律师行业有序地与市场匹配。

法律科技重构法律服务市场

21世纪,法律科技已经进入司法领域,并成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竞争的基本生产要素。本文实证考察法律科技对法律服务市场和法律服务模式的影响,揭示法律科技作为生产要素与法律服务深度融合,已经从效率提升的应用辅助演变为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数字驱动力。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重点关注法律科技对法律服务行业的影响,以及对律师事务所的冲击和变革。研究发现:一是法律科技冲击传统的法律服务行业;二是法律科技推动律师事务所管理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变革;三是法律科技将重构法律服务市场。上述发现有助于厘清法律科技与法律服务市场融合发展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完善法律职业伦理基本理论提供新的思路和经验依据。

“辩护全覆盖”制度:意义、问题与对策

大力发展公共法律服务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辩护全覆盖”作为我国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的制度创新,促进了中国法治的进步。“辩护全覆盖”制度既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成果,体现了法治中国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又是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和完善,应当以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为引领。但“辩护全覆盖”制度实践中,辩护律师和值班律师的功能有别,值班律师的实际作用有限,被追诉人通过“辩护全覆盖”制度所获得权益保障程度不同,故律师辩护并未真正实现“全覆盖”;制度回避了辩护质量问题,律师辩护质量依然堪忧。究其原因,在于理论层面对律师辩护的内涵界定不清,以至于不能有效区分律师辩护与律师法律帮助;“繁简分流”的程序改革引导着律师制度进行了“繁简划分”的改造,加之强制普及覆盖简单化的律师活动,加剧了辩护形式化问题;以及律师的主观动力不足。按照维护司法公正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目前“辩护全覆盖”制度应进行两个方面的完善。一是以“律师辩护到人”为“辩护全覆盖”之基本原则,实现每一个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没有聘请律师进行辩护的情况下,都能够获得由政府及时指派的律师进行辩护,真正实现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刑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二是在公共法律服务评价指标体系中,专门设置“辩护全覆盖”模块,发挥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行业协会的主导作用,以辩护行为是否积极、行为理由是否充分且正当作为评价标准,以律师收益和荣誉作为鼓励,保留惩罚性监督措施,最终以群众满意度来检验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成效,以律师辩护质量提升来维护司法公正。

吉尔吉斯斯坦律师制度及中吉律师合作探析

吉尔吉斯斯坦具有严格的律师执业准入资格和协会规范,同时高度重视法律援助。该国从1999年开始即进行了重大的司法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执业律师数量有待增长,律师保护制度不完善,律师职业道德弱化等问题。加强中吉律师间的交流与协作,需不断壮大涉吉法律服务队伍,发展涉吉法律服务机构,共筑中吉法律交流新平台。

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律师准入标准的中美比较研究

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首次规定了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律师的准入标准,为保障死刑案件法律援助的质量提供了重要的法律蓝本。然而,由于有效辩护理念缺位,程序职权主义色彩过浓,死刑控制方式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忽视了对法律援助律师辩护能力的规定。美国法的经验表明,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能力是评价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律师是否适格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律师的准入标准,需要在立法层面细化准入条件、建立培训机制;激活程序性制裁,将一审审理程序中律师的辩护质量纳入二审的审查范围,并在辩护律师未能提供适格辩护时提供救济;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引入诉讼主体参与诉讼程序,改造死刑复核程序的行政化构造。

纽约与上海市法律服务业集群比较研究

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集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这些研究绝大多数聚焦在制造业领域,对服务业集群的研究尚不多见,更未见对法律服务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运用大量详实的数据分析了纽约市法律服务业集群的现状、特征、空间布局及形成机理;并根据对上海法律业实地调研结果及统计数据、上海市发展战略及区位优势,分析了上海法律服务业的现状及发展法律服务业的有利条件,提出了推进法律服务业初始集群形成的对策建议。

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兼论《刑法修正案(九)》泄露案件信息罪

发表庭外言论是律师采取的一种诉讼策略,意在通过塑造公众舆论影响庭内裁判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律师庭外不当言论入刑不仅在刑法哲学上有违谦抑性要求,在法律文本上也存在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等问题。为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中国对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一方面应通过法律解释、"但书条款"和管辖回避构建防止滥用泄露案件信息罪的三道防线;另一方面应借鉴美国律师协会对律师庭外言论采取的限制与保护并举的规制措施,在保障律师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对发表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言论的律师施以资格罚。

律师执业风险及其控制

根据律师执业目标,律师执业风险可以分为规范风险与市场风险,它们各有其生成机理。在"互联网+大数据"的背景下,律师执业的规范风险与市场风险凸显。既有的阶段性风险控制策略存在对律师管理过度而权利保障不足的结构性缺陷,在应对市场风险方面更是显得捉襟见肘。未来应该从增强律师执业技能、强化律师协会的服务职能、完善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制度、强化律师专业化和团队化建设与加强工作流程的内部管控等方面构建立体化的律师执业风险控制体系。

辩护权三论

辩护权的特征不只是专属性、防御性和绝对性,实际上它具有更广泛的特征,即普遍与至上性、"准公权性"、内容多样性、辩护权行使的二元分立性;辩护权需要有良好的法律保障和政策保障,并且离不开社会生态环境的建设;中国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国家要切实保障辩护权,建立与国际通例相适应的辩护制度,确立沉默权制度和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有效参与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开展,律师辩护的重心将由法庭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在审前程序中的作用得以凸显:一是保障认罪的自愿性;二是保障认罚的允当性;三是保障程序选择的正确性;四是保障被追诉人诉讼权利行使的客观理性。为此,需要将现有的"权利配置型"值班律师模式改造为"强制辩护型"辩护人模式,并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同时,适当保持认罪认罚程序的灵活性,允许控辩双方就罪名和量刑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认罪认罚问题上,辩护人仅仅是咨询者、建议者、协助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是认罪认罚的最终决定者。

公设辩护人制度之提倡

刑事被追诉人获得有效的辩护,是国家对公民平等保护的责任体现,也是实现程序公正和刑事审判价值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的援助辩护制度在司法理念和实际操作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平等保障。现有援助辩护制度的这些内在缺陷和漏洞,通过改良手段已无济于事。以当前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为基础,构建中国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它是破解当前刑事案件援助辩护实际困境的最佳途径。

中国律师的地位:现状、反思与前瞻

中国律师阶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低 ;律师与行政、司法系统的同行在制度框架内享有的权利不平衡 ;律师的社会形象不佳 ,受尊重程度较低。这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负面影响、涵盖律师制度的司法权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的地位长期偏低。

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以“审判阴影模型”为视角的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辩诉交易是"审判阴影模型"下的一种讨价还价,辩诉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来就会在庭审中出现的实质性结果。在以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为对象加以研究后,我们发现除"审判阴影"外,还有不确定性、成本的压力、被告人的风险与利益偏好等因素影响了这一决策过程。为了保障案件的实体公正,美国刑事司法发展出一系列制度,旨在保障控辩协商在"审判阴影模型"下进行,这些制度对于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程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律师角色的转换与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提出并运用诉讼代理人与对抗型法治和ADR参与人与合作型法治两对分析范畴 ,以民事司法改革为切入点 ,认为“司法危机”就是法治危机。在此基础上 ,认为本质上经由诉讼实践并实现的只能是对抗型法治 ,由此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与对抗型法治语境中的“司法危机”具有内在联系 ;认为ADR有助于实践合作型法治 ,有助于缓解“司法危机” ,而作为ADR参与人的律师在实践合作型法治 ,实现法治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最后 。

英国二元律师制度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走向

英国律师产生伊始就分为法律辩护人和法律代理人两部分。后来,辩护人演变为出庭律师,垄断了出庭辩护权,代理人则与16世纪新兴的事务律师融合一起,组成了事务律师分支,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元律师结构。20世纪末,英国政府出台了几项立法,对两类律师的相互隔绝状态作了部分调整,但二元并立的总体格局至今仍未根本改变。

我国政府律师的构造缺陷及克服

政府律师制度的引入是我国律师制度的一大创新,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其内在的矛盾和抵牾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法律规定的阙如、角色地位不明等方面。这些矛盾只有通过修改或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探索政府律师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调整政府律师的职能等才能化解或克服,政府律师也才能真正实现其设立的宗旨。

中日律师制度比较研究

比较中国和日本律师制度在性质认定、资格授予、权利义务、执业机构、律师协会等方面的异同。剖析日本律师制度的“混血儿”特色和集团主义特色。阐明中国律师制度仍应是以我为主的发展道路。

意大利《医学辅助生殖法》研究

2004年2月,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意大利议会终于出台了《医学辅助生殖法》。这部深受天主教影响、以严厉保守著称的40/2004法案禁止配子捐赠、代孕、胚胎冷冻和基因诊断,禁止为单身者、同性恋者和死者实施辅助生殖服务,要求每个治疗周期最多培养三个胚胎并且立刻同时植入母亲子宫,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被指胚胎保护制度侵害受术夫妻的权利,影响生殖服务的质量。2005年6月,社会发起公投运动力图推翻法案,但因梵蒂冈的坚决抵制而宣告失败。2009年,意大利宪法法院裁决法案部分违宪并废除相关限制性条款,理由是这些规定赋予胚胎与夫妻相同甚至更多的权利。2013年2月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其中的PGD条款违背《欧洲人权公约》后再次驳回意大利政府的上诉申请。尽管如此,40/2004法案仍将对意大利的辅助生殖实践、生命伦理原则乃至社会政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浅论我国律师执业民事责任

律师作为经济人遵循着价值规律的需求,作为法律人遵循法律职业伦理的要求,从而使得律师执业民事责任既具有一般民事责任的共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律师民事责任不仅指律师对当事人的责任,还应包括通常被忽略的律师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尝试从律师执业民事责任的特殊性之视角就其构成要件、性质、分类、及完善进行粗浅地探讨和厘析。

中国特色公职律师制度的试点经验及其完善路径研究

中国特色公职律师制度是在律师管理体制重塑、全面实现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系统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等宏观背景下展开试点的。公职律师制度的试点激活了我国政府体系内法治人才队伍的活力,但在公职律师制度试点中公职律师的职责划分、权利义务设定、履职保障、职级晋升等方面尚有可完善之处。建议通过公职律师的省级统管、设立公职律师专业技术职称序列、建立不同类型律师之间转换和流动的渠道等路径,完善我国公职律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