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与法律--兼评张扣扣案

2019年7月,张扣扣案终审引起舆论对复仇正当性的讨论。复仇在中国的法制史上占据重要席位,并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法治的建设和发展。复仇以儒家礼教伦理为依托,具有正当性。随着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复仇制度已经不为当代法律所认可,但是社会上的暴力复仇事件仍然屡见不鲜,归根结底是因为国家公力救济不完善,案结事未了,受害人才会采用私力救济手段。因此为避免暴力复仇频发,国家应当进一步完善公力救济,在不断培养民众的法治思维的同时,要建立公正有效的法治体系。

论民法典总则编法律行为制度的变化与发展

《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将于民法典正式颁布后以《民法典·总则编》的方式亮相。文章对《民法总则》中法律行为制度的革新之处进行分析,其中有三大亮点:一是剔除法律行为中的合法性要件,明确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意思表示;二是增设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的行为种类,区分和细化表意人行使撤销权而享有的除斥期间;三是明确通谋虚伪行为的制度,使实践中的阴阳合同问题得以解决。《民法总则》对法律行为可变更条款和违反强制性规定法律行为的规制却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发挥,需要在未来进一步予以完善。

民初国会制宪中关于司法权范围的争论

在民国初年宪法制定的过程中,围绕普通法院是否有权管辖行政诉讼和最高法院是否有权解释宪法这两个问题,制宪者对于法院司法权的范围展开了争论。各种观点的分歧反映出制宪者对司法权与行政权、司法权与立法权关系的不同理解。争论的结果是行政诉讼属于法院司法权的范围,但解释宪法的权力则不属于最高法院。这表明宪法肯定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但否定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