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法治一体建设的逻辑理路——执政方式与领导机制的双向提升

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法治一体建设是法治中国迈入体系化协同推进新阶段的产物。依法执政在凝聚基础共识、统合各方主体、彰显民主底色和弘扬宪法精神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成为党领导法治一体建设的根本前提。督促依法立法科学完备、赋能依法行政转型升级和助推依法治理共建共享,构成依法执政驱动法治一体建设的三维向度。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健全党对法治一体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领导机制,突出法治建设规划的牵引功能,强化依法治国委员会的统筹协调,激发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释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法治整合上的潜力。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脉和灵魂,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新表达,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为建设法治国家奠定坚实法律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奠立在深厚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的,蕴含着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特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文化强国,需要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下,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悠久的中华文明是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中华法律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创新发展之源,“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涵养人类文明形态创新发展。

中国古代“法治主义”起源及其融入“法治中国”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法治主义”自何处何时发轫是一个重大的始源性问题,相关研究发现,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国法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法治主义”的发源之处。这种“法治主义”思想与当代法治在形式上多有相似,但从本质上看,乃君主专制工具主义的“法律之治”,与当代法治的核心意涵大相径庭。尽管如此,源于齐法家的古代“法治主义”统合道、法、儒于一体,对法律与道、德等概念关系的系统论证,仍然能够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多方面的宝贵资源。借鉴中国古代“法治主义”的制度资源,必须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标准对其进行筛选,只有那些符合现代性价值标准的良性制度资源才具有借鉴意义,而那些与现代性价值标准相背离的劣性遗产则必须加以剔除。因而中国古代“法治主义”融入“法治中国”的基本路径,必然是以现代性价值对其再诠释、再创造的转化与融通过程。

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顶层擘画——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所作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长远所需”和“当务之急”,凸显了新形势下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涉外法治建设成就巨大、来之不易,但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亟待弥补。我国海外利益全方位多层次高速度拓展,外部法律风险与挑战前所未有,干涉与反干涉、制裁与反制裁外交斗争激烈,客观上要求强化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式,“以法斗法”“以法制法”,丰富外交斗争法律“工具箱”,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必须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不断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数据主权主体论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催生数据主权,深刻影响国家数据安全和全球数据治理实践。出于管辖、隐私和商业利益等因素考量,现有研究分别提出了国家、个人和企业三类数据主权归属主体,模糊了国家作为唯一主权者的权威身份。通过追溯历史、分析现状可以发现,个人与企业不可能成为数据主权的行使主体,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诉求可用个人信息权利、企业数据权利等制度安排以蔽之,无论从性质上还是内容上讲,都不属于数据主权的范畴。对于个人而言,其主权主张滥觞于信息自决权,且个人缺乏对海量数据的掌控能力,个人作为数据的产生者并非理所当然是数据的所有者和主权者;对于企业而言,其因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获取的数据权力使之仅处于支配地位而非法律地位,更不能将其提升至主权地位,企业依旧是被监管者。事实上,自博丹以来的主权学说和国家间主权实践确立了国家不可动摇的主权者地位,在虚拟空间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主权责任只有国家能够承担,受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赋能的多元主体作用的提升并未侵蚀主权,相反,国家数据主权在应对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中获得了增强。

“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及其成效

宪法、法律在基层社会的实施,高质量的社会规范不可或缺。从多维视角、立足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既体现问题导向,又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追求良法善治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实行综合治理、追求公正效果、健全制度体系、就地化解纠纷,采取预防措施、坚持效果导向、建立预防机制、彰显预防效果,推动制度进步和完善。依法限缩公权力边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规范化、治理手段柔性化、治理机制长效化,彰显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功能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科技创新是实现科技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科技创新旨在发挥法治轨道在推进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功能,使法治轨道成为驱动和赋能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机制和动能来源。要实现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和不断优化法治轨道在保障科技创新的政策实施、激发科技创新的主体活力、维护科技创新的自由空间、塑造科技创新的竞争优势、消解科技创新的伦理风险等方面的调整机制功能,从而为新时代科技创新提供持久法治动力和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我国法治体系建设中的立法质量评估与分析——基于2020年28省份法学专家的调研数据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进入法治体系建设的新时代,立法质量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法理角度观察,我国立法质量建设不是从无到有的建设,而是提升法律规范性品质的建设,为此要构建一套符合我国法治建设实际的立法质量评估体系。基于详实的问卷调查数据,本评估体系将立法质量判断标准建立在指标得分及指标之间内在逻辑的双重基础之上,改变了以往仅凭指标简单加权平均来评估立法成效的方式,实现了立法整体发展水平和立法中各项要素发展情况的刻度化测评,从而有助于把握立法规律和现状,准确评估当前立法水平,以提升立法的规范性品质。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框架与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重大部署,深刻阐释了法治之于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指导、总体目标、实施框架,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理论与实践的里程碑,是中国加速走向现代、中国共产党加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是制度规范能力建设的根本遵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工作的讲话和指示的内容来看,其频度、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全民法治意识,要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是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命题。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时代意义与实践路径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现实选择。中国涉外法治建设成就显著,重点领域涉外立法不断推进,涉外执法司法合作水平明显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扎实开展,但也存在立法缺乏系统性与协同性、执法司法能力受限等短板。推动涉外法治建设,重在建立系统协同的涉外立法体系,提升涉外执法司法能力,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法答网问题研究

为进一步做深做实应用法学研究,找准司法实践中的真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中国应用法学》在原有的“法答网问题精粹”专栏基础上,自2024年第2期起开设“法答网问题研究”专栏。针对“法答网问题精粹”专栏精选的疑难问题,邀约广大应用法学研究工作者研究探讨,以期为审判工作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本期特此邀请5位名家对其中5项疑难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现予推送,以飨读者。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方法论思考

知识生产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动力,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知识生产。当前,中国法学知识生产存在着本土生产质料不足、生产技术依赖进口与部分生产人员主体意识缺乏三大问题。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需要优化中国法学知识生产材料的采购与检验,通过提升中国法治实践理论的系统性阐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域外知识的反思性借鉴来丰富我国法学知识来源。同时,进一步强化中国法学知识生产技术的核心掌握,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合理使用西方法学研究方法,并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提升法学知识的中国制造法宝。为此,法学知识生产人员必须增强主体意识,坚守正确学术研究导向,深刻认识中国法治实践;坚守“为人民做学问”立场,自觉服务法治中国建设。

生成式人工智能虚假信息治理的新挑战及应对策略——基于敏捷治理的视角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础数据来源复杂,数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由此出现的虚假信息在技术逻辑上具有必然性和无限复制性;在传播规律上具有瞬时性和隐蔽性;在危害后果上具有复杂性和不可控性。现有多中心协同论、二元治理结构论和层级治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提出治理策略,但过于关注协同合作本身却忽视了治理主体的协同能力和响应效率;过度依赖政府与市场的互补却遮蔽了二者面临新技术时容易懈怠的共性;盲目信任分层治理极易陷入技治主义的困境。对此,应转向敏捷治理下以政府主导强化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效能、提升治理结构的适应性、破除层级障碍的治理新思路。以虚假信息治理的法治化和技术化为基本方向,保持制度的原则性要求和技术工具价值的协同,实施虚假信息等级评估制度,构建治理主体高效协作机制、快捷响应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搭建生成式人工智能虚假信息敏捷治理新模式的基本框架。

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制度逻辑及实践展开

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题中应有之义,是构建国家监察法治体系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同向发力,推动着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组织形式的层级化结构趋于合理、监督执法的职责内容渐至明晰、权限手段的运用日益规范、配套制度的供给不断充裕。在问题导向基层治理模式下,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实施难题进一步化约为两大制度困境:正式制度与其实施机制的契合度偏差、基层探索的合法性根基不稳。新形势下,欲实现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制度困境之“超克”,需要强化配套制度供给以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需要创造性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以高效的实施机制推动制度体系的全面实施。

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逻辑理路、制度演进与实践路径

改革开放后,党把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把依法行政确立为政府行政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既注重法治建设的广度、深度,也强调法治建设的系统性、协调性,对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提出了共同推进的整体性要求。二者的共同推进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践行人民立场的必然逻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举措。适应这一要求变化,相关的制度建设呈现出统筹谋划、协调推进的特点,相关的法治实践也应为二者的共同推进提供保障与支持。

论超越守法及其治理

超越守法是指企业制定并遵守比法律更为严格的自治规范的现象。企业自治规范在国家法的强制要求与社会许可的自发推动下趋于严格,促成了超越守法现象的发生。超越守法现象可分为负担自承和负担转移两种类型,其中负担转移型可能违反法治原则,主要表现为企业自治规范缺乏对企业自身的限制,形式合法性欠缺以及违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原则。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多元规范助力机制的扭曲、议程设置的反制措施难以启动以及企业优位下的消费者权利契约化等。合理规制超越守法,需要从立法上明晰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建立合理的社会规范备案审查制度,形成完备、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等。超越守法现象揭示了自下而上的法治社会建设路径具有的可能性,但其违反法治原则的问题也表明自上而下的法治社会建设路径也应当同时相向发力,合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法教义学与法社会学如何走向合作?——基于层展论和实践理性的分析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已摆脱早期的截然对立而开始走向合作,但目前许多学者所倡导的“合作说”缺乏坚实的元理论基础及明确的实践主张。在元理论层面上,通过运用层展论分析社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可知,在认识论意义上法律独立于社会,而在本体论意义上法律的存在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由此观之,法社会学忽略了法律和社会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分离,法教义学则一定程度上以遮蔽法律对社会的本体论依赖为前提。在实践层面上,通过实践理性之目的考量可知,在常规案件和个别疑难案件中都应运用法教义学进行裁判,法社会学此时起到辅助作用。但在出现大量极端案件致使(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长期大面积崩塌的情形中,需要由法社会学发挥主要作用,以引导法律秩序回归稳定。

中国自主数字法学知识体系的研究进路

数字法学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能成为率先取得突破的领域。本体论视角下的数字法学,是建立在工具论和领域论等理论之上的范式整合。数字法学的规范研究对象可细分为要素层、平台层和产出层三个层次。应根据研究目的与性质,设定符合数据特征的模型与分析方法,以有效挖掘数据中蕴含的信息与价值。数字技术与司法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正进行着双向塑造。探索构建中国自主数字法学知识体系的进路,存在法律规则和理论支撑供给不足等问题,未来需要重点考虑知识融合层面的平台搭建与人才培养,规则供给层面的制度完善与法律解释提升。

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实践面对法治拷问,社会交互成本理论对社会信用法治之路将如何前行进行了回应。该理论通过揭示和描述社会信用机制的内在规律,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当前实践给出了学理解读。在社会交互成本理论看来,社会信用建设现有的法治探索经验显示,社会信用法在法律的调整对象等一系列方面已然显现新的特征,以“行为本位”为前提的法理思维已经无法涵括社会信用法领域出现的新的法律现象。在依据社会交互成本理论形成的法理观念看来,社会信用法的调整对象已不只是信用行为,而是信用行为习惯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调整手段不只是国家的强制力,而是国家强力规制与社会自我管理有机融合;调整方式不再是单纯的负面惩戒,而是以正向调整鼓励守信为主。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祖国统一共识论

祖国统一共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所涉总体国家安全观践行领域的方法论层面,衍生的系统性、统摄性应对方略。其作为一种强调达成认同与遵守之思想整合方面的共同准则与依据,往往围绕体系性共识与进阶性共识这两类样态的描摹与发展而具体展开。体系性共识主要表征为理论继承、方向创新与法治权威发展方面的观念架构型要义,进阶性共识则主要表征为问题导向与布局策略方面的观念变迁型要义。基于此,通过系统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祖国统一共识要义,来为凝聚两岸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力量提供必要的方法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