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制度特点及近十年实施情况分析

《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0年10月正式颁布实施,明确授权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机构开展实验动物质量监测工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明确了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规范,推动了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关注,标志着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工作进入了法制化管理的新阶段。通过制定《条例》配套文件,广东省积极推行行政执法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以及“放管服”措施,在促进广东省实验动物规范管理和支撑生物医药创新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实验动物科技平台建设、标准化工作、特色资源保存研制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经济发展和立法工作的深入,《条例》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需要完善的内容,如实验动物福利内容规定需进一步明确、基因工程动物管理需加强具体指引、从业人员安全福利保障相关规定需完善、“一票否决制”需进一步细化落实、实验动物标准化建设仍需进一步推动、实验资源共享需探索有效机制。本文对《条例》的制度特点、立法后的实施情况和成效,以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方面进行梳理归纳,总结了广东省近10年的实验动物管理实践经验,以期为实验动物立法提供参考。

基于时空码和数联网技术的新型“可信数据空间”体系构想

梳理回顾欧盟“国际数据空间”和我国“可信数据空间”的发展由来,针对当前“可信数据空间”存在的制度和技术层面的瓶颈问题,引入一个新的“时空码+数联网”底层技术框架,在此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提出新型“可信数据空间”的概念内涵、系统架构、功能视图以及有特色的融合底座等体系化设计。其主要创新体现在可信体系与实现路径、技术框架与系统架构、平台定位与生态培育等层面。并建议以新型“可信数据空间”作为我国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技术路线,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加快试点验证示范。

自动出院知情告知制度之完善

医务人员在患者自动出院时的告知若有不当,可能会引发医疗纠纷,医疗机构也会因此担责;医务人员与法医鉴定人当从防范医疗纠纷的角度来认知自动出院告知义务,明晰“自动出院”概念及其分类与知情告知的相关规定。再由分析医疗纠纷鉴定的案例与某三甲医院的告知书为范本,总结出在患者坚持自动出院情况下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时的注意事项,并提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枫桥式人民法庭”作为赋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的新产物,是应对转型期乡村多元司法需要的创新举措,是现代乡村秩序生成的重要治理要素。“枫桥式人民法庭”在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大局的同时,面临着如何平衡中立审判与能动司法的冲突、如何融入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如何完善多元主体沟通机制等问题。完善“枫桥式人民法庭”的乡村治理功能,要立足“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审判职能,创新“进乡村、进网格”的工作方式,纠正法官拒绝裁判心理,打造专门法庭,理清审判与治理的限度;融合乡贤治理合力,探索打造汇集民意的习惯性规范;加强协同机制供给,推动标准化建设,实现联络机制的畅通高效,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贡献司法力量。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党法规制研究——以《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为视角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是党法规制的基本内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在党内法规体系中的法源包括党内基本法、党内一般法、党内综合法和党内专项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行为类型有请托说情式、要求私下接触式、授意属下施压式、要求汇报式、出面协调式和其他形式。党法规制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能够体现党支持司法、党法周延、党依法执政和弘扬法治思维等法治价值。因此,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党法规制应当作出司法让渡、司法工作痕迹化、司法干预予以报告、司法干预责任化等方面的制度设计,要在立法位阶、规制主体、行为的针对性和制裁的时效性方面完善党法规制的立法技术。

产业援疆的法治保障研究

产业援疆是对口援疆工作非常重要的援助形式,对推动新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各自为政、对接不够、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从政策治理向法律治理转变对保障产业援疆的高效顺利进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强化产业援疆的法治保障,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定和完善区域援助和协调发展的基本法和单行法、完善预算法制以建立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编制新疆重点产业发展规划以统一产业发展扶持政策,以及建立良好的援助方的援助规划与受援方的产业发展规划的协调机制。

基于乔·哈里窗沟通模型的BELOC医患沟通模式

医患沟通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理解不足的问题,乔·哈里窗沟通理论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对应思路:基于乔·哈里窗沟通模型构建BELOC医患沟通模式,可促进医患信息正确有效传递,增强医患沟通中的信任和理解,提高医患沟通的质量与效率;BELOC模式应当贯穿住院全流程,其具体措施包括扩大医患沟通信息区域、建立信任关系、积极倾听和情感支持等。

“双碳”治理视角下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的中国样本审视

探究中国现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的特征与不足,可为我国将来的政策制定及体系优化提供参考。以2006年2月至2022年12月中央和地方发布的143份有效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政策工具-目标领域-政策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模型。结合统计学方法、结构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分别探究了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的演进历程、政策工具、政策目标领域、政策主体、政策力度等内容特征。结果表明,在“双碳”目标导向下,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正在展开布局,战略目标逐步明晰,但仍然存在专项政策缺位、政策工具结构分布不均衡、政策主体合作联系密度不高、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全流程技术标准不完善等问题。基于此,未来应当强化政策力度,构建面向碳中和目标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专项政策;高效配置多元政策工具,构建政策工具的综合应用模式;完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产业链,优化产业布局结构。

推进法律清理 提升立法质效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是新时代新征程法治建设的关键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推进法律清理。通过对法律法规进行系统审查,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修改需要更新的内容以及废除不再适用的法律法规,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提升立法质效,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效因应时代变化,满足社会各方面的制度需求。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问题反思与完善路径

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人们正在步入信息社会。信息时代在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关问题,其中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侵害就是当下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尽管我国在2021年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规定却比较粗略,实践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争议。基于此,在对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做出理论概述的基础上,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反思,提出了通过确立个人信息权、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程序制度、设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建立个人信息保护专项资金账户等路径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下农民法律意识的提升

目前,根据中央农村工作的部署和依法治国战略的要求,农村地区法制建设已经展开,农民对法律的认识和意识正在逐步提高,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法律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等问题,导致农民法律意识的深度还不够、法律知识面还不够广,很多农民对国家法律法规的了解还十分有限。而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加强法治建设、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任务之一。促进乡村振兴,必须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在深入分析当前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应加强农村法律教育宣传工作、落实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开展法律培训活动、增加农村法治建设资金投入、加强法律监督和农村农民维权保障体系建设和农村综合治理工作等对策,以期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顺利实现。

大学生创新创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法治素养是创业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存在法律风险应对能力弱、法律帮扶需求高、风险发生范围广等情况。高校法律风险教育边缘化、政府配套法律服务政策片面化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政府、高校、社会三方应有效联动、互相配合,从政府主导健全法律帮扶政策机制、学校补齐创业法律教育短板、社会形成多方主体帮扶合力三条路径出发,加强创业法律风险防范课程教育、建立创业法律风险防范实训课堂、提供创业法律风险定点援助咨询、进行创业法律风险动态评估检测,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构建良性循环的创业支持生态。

生态环境“两法衔接”中检察监督的困境与出路

从生态环境“两法衔接”中检察监督的制度现状看,检察监督存在着法律制度的供给不足、保障机制不完善和监督手段刚性不足三个方面的问题。法律制度的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移送监督缺乏上位法基础、检察监督程序不健全、检察监督的启动标准不明确问题。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主要体现为信息共享机制不顺、内部衔接工作不畅以及检察队伍专业性不强的问题。建议首先要健全“两法衔接”中检察监督的相关立法,在法律层面明确移送监督、完善检察监督的程序性规定、明晰检察监督的启动标准;其次,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由司法行政机关联合工信部门和环境执法部门协同建设,完善法律监督的数字化建设,招募环境学科的人员以充实检察队伍;最后,借助同级政府和同级党委的力量强化检察监督手段的刚性。

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概念分析、问题审视和路径选择

系统理解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概念内涵,可以从主体、方式、内容、目标四个方面进行要素拆解,具体分析所涉及的民族事务治理主体选择问题、法制和法治关系认识问题、治理结构优化问题以及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基于概念解析来审视现实可知目前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面临:民族法律规范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关系有待进一步调适、民族事务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等不足。为此需要妥善处理民族自治区域立法方面自治与统一的关系,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充分协调民族法律和民族政策间关系,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全力构建多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新格局。

法治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进路

新质生产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生产力的一次能级跃迁,其形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上层建筑,法治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法治为科技创新筑牢制度根基,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为产业升级夯实制度基础,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前沿阵地;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制度保障,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全球基座。在法治轨道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方能行稳致远。

市场监管领域政策扩散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基于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政府精细化监管能力。为了避免执法环节出现“一刀切”,地方政府聚焦企业关切,开启一系列为市场主体“减负”的政策创新活动,其中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的政策在不同地方政府间形成扩散。研究发现,市场监管领域免罚政策扩散是“启发群体—集聚地区—治理目标—政策网络—激励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市场监管领域免罚政策扩散经历三个阶段:两地初步探索阶段、全国复制推广阶段和纳入法律强化执行阶段;在空间维度呈现区域集聚和邻近扩散特征;免罚政策通过“自下而上”推动和“自上而下”执行两条路径扩散;模仿、学习和竞争机制在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

中央和地方立法权关系视野下的民营经济立法研究

高质量立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保障。民营经济立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并为其提供法治保障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以民营经济立法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中央和地方相关法律制度,从民营经济概念的嬗变、立法内容、立法困境等方面,对民营经济立法现状进行分析。通过中央和地方立法权的合理分配,进一步提出中央层面应围绕平等保护、公正对待、促进发展等价值目标,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型”立法;同时加快地方立法,作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有效补充。从中央到地方,构建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使得民营企业受到公正对待、得到平等保护,在良好稳定的法治预期环境下,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实现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公安机关角色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逻辑耦合及其作用实现路径——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成为近几年司法机关工作的重点,但公安机关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然适用主体,在制度实践中的参与程度低,角色定位不明确,阻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的实现。基于角色理论搭建分析框架的研究发现,公安机关的犯罪追诉角色、诉讼程序角色、社会控制角色,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协商性逻辑、司法经济性逻辑、司法修复性逻辑存在逻辑耦合关系。但是,公安机关的角色在互动关系、行为策略和价值目标方面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存在现实梗阻。因此,公安机关应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为契机,主动进行角色转变,探索侦辩协商,推进内部改革,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落位于侦查阶段的诉讼目标。

新中国法律关系理论的演进脉络与趋势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和结果,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态。法律关系理论是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相适应,新中国法律关系理论演进经历了引介苏联法律关系理论、质疑与反思、发展与创新三个主要阶段。新中国法律关系理论主要对法律关系基本性质、法律关系构成要素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关系等主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对法律关系的理论认识。新中国法律关系理论视角从聚焦法律关系的阶级性转向重视法律关系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相统一,契合民主法治发展的方向。研究方法从单一方法转向综合方法,即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转向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概念分析和逻辑分析等方法,注重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相结合。研究重点从关注理论自洽到回应法治实践,体现了法律关系理论的实践转向。新中国法律关系理论研究呈现出自主型的趋势,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量子信息技术专利态势分析及发展策略建议

量子信息技术对于国家安全和科技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近年来成为各国/地区纳入发展战略和应用布局的重点领域。面对国内量子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现状,将检索量子信息技术各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的专利数据信息,通过专利申请趋势、技术来源、布局地域、主要申请人等维度,分析量子信息技术国内外发展现状,并对我国量子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