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意识

法治秩序与境界的确立，有赖于法治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三个层面的一体椎进与彼此互动，其中公民法治意识，是公民对法律有充分认知、信任、依赖且以法律信仰为最高境界的国民精神状态，它作为法治主休内在的素质和精神动力，在中国传统人治社会转型现代法治社会的历史性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之，加快培植口民的法治意识，是决定法治国家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

食品安全监管:行业自律下的维度分析

"政府监管为主,行业自律为辅"是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所架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为真正落实《食品安全法》就监管体制所做的安排,需要从制度上强化食品行业组织的自治功能,完善食品行业自律监管机制,从而真正实现以行业自律监管弥补政府监管失灵的预期功能,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整体效率,并推动食品安全立法目标的实现。

中国传统社会中“户”的法律意义

户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普遍而又长期存在的现象,而且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中期以前,户是国家为了掌握人口、财产与征派赋役,以家庭为基础而建构的,具有法律性质的最基本的单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存在着数量众多而又种类不同的户种。不同的户种在法律上处于不同的地位。

对中国司法独立问题的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提法为"司法独立在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空间。本文依据党的十七大精神,从实证层面将司法独立与下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走向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以便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论中央立法中村委会职能规定存在的问题——以文本制度为依据的一项法理分析

中央立法中关于村委会职能的规定是村委会开展日常工作的重要准则,同时也是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相关立法的依据。但是,考察中央立法,我们发现,由这些职能规定所反映的村委会性质在不同立法中不能保持恒定;指导及协助关系不仅存在于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立法中的某些职能设置没有充分考虑村委会的适格性问题;个别法律条款的文字表达极易产生歧义,不利于实施,进而影响中央立法的权威性及有效性。

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思考

实行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方式区别于原苏联、东欧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采取了非均衡的战略,将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改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以及强制性和诱致性改革结合起来,先试验后推广,不断试错,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改革方式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的体现,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取得重大成功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改革中不断去解决。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领域的立法及其特征——以城市规划、建设和公共管理三个方面为探讨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调整诸多新的社会关系,城市领域进行了大量立法工作,突出表现在创制了许多有关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公共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并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适时对相关法规规章进行补充、修改乃至废止。30年来中国城市领域立法的特征有四个方面:城市领域立法局面的开创性、立法体制的多层性、立法工作的渐进性和部门规章的多变性。

透明国际建构国家廉政体系主张及其对中国反腐败的意义

透明国际组织提出的国家廉政体系由系列制度支柱组成,每一支柱都有核心规则予以支撑。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明显受到国家廉政体系的影响。惩防腐败体系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反腐败更加注重系统性的制度构建。借鉴廉政体系的合理因素,中国惩防腐败体系亟需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算的监督作用,强化审计机关的独特作用,强化媒体监督的有效性,发挥民营经济部门和公民社会在反腐败中的作用。

正当性抑或有效性?——对法治话语本土化问题的反思

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的本质是法治话语中国化和本土化。从哲学诠释学的观点看,根本不存在非本土化的话语,本土化是一种必然。因此,法治话语中国化研究的重心,从理论上看并不是本土化的正当性问题——因为这是不证自明的,而是本土化的条件和限定。依据哲学诠释学的话语理论进行推演,可以得出法治话语的本土化需要以公共有效性作为依据的结论。照此理解,法治话语的本土化并不意味着狭隘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而是意味着一种经过普遍性测试的本土化。

明朝申明亭制度的法律功能研究——以里老人主持理讼为视角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立法者、司法者、学者等各界人士都逐渐把焦点转向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力量中来。明朝申明亭制度在德主刑辅、明刑教弼以及礼法结合等思想的指导下,广建申明亭,由里老人主持部分民间纠纷的受理、调解,充分发挥理讼、教化功能。明朝申明亭制度建立了诉讼和民间调解之间的联系,传递无讼的价值观念,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封建政府以及百姓对于诉讼的态度,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典型的、形成完整体系、非常具有中国古代法律特色的制度。研究申明亭制度对于了解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法律习惯、以及民族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能够为我们解决当下案件积压,纠纷解决效率低下等问题开启新的视野。

官本位－腐败－治权

权力的腐败是当今世界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很多，但最关键的原因是制度腐败，官本位体制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反腐败应从腐败产生的源头抓起，从制度上，源头上防止权力异化，确保人民主权。

论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之基本特点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作为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制度形态成果 ,其所展现的近代先进性应得到肯定。六法全书的制定、修改、完善较以前所修之律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更大的进步 ;虽然终究没能摆脱与社会相背离的命运 ,可是 ,它所显现的先进性作为中华法律文化的一块瑰宝 ,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本文力求以价值无涉的观点对六法以描述剖析 ,使之本身特性较全面得到展现 。

略论中国的法治资源

法治资源问题的探讨,必然需要以人作为评价主体进行价值判断,由是形成法的价值位阶的争论。价值位阶的讨论旨在权衡各种价值之高低,进而作取舍。此过程中,一些分配理念被触及,由此产生公平与效率何者优先的争论。以此两对价值的冲突大略可窥知法治资源的取舍用殊,从而得法治资源体用之真意,破斥法治本土资源论者的诡辩。

先秦吏治权利的道德合法性及其主要特征分析

先秦时期是我国吏治形成时期,吏治权利的合法性是由王权加天命共同构筑演变而来。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与哲学家不断为吏治权利的道德合法性进行辩护与论证。中国古代吏治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古代吏治的政治理论基础为儒家道德政治学说;古代吏治的实质为人治;下级官员对君主绝对忠诚,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吏治。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伦理性特质及其成因分析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具有显著的伦理性,这可从立法、司法等环节来加以验证,要探究其原因必须把中国古代法的起源作为切入点,进而从物质载体、经济基础、政治权力的支持、社会文化背景的衬托等方面来回答为什么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伦理化会持续如此之久。

礼法之争中的沈家本法理思想

清末修律是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撞击几十年之后,作为晚清新政的一项内容开始的。20世纪初期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决定了晚清修律比以往修律更加实质,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晚清修律历时不到10年,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而这一成果的取得和修律主持人沈家本的思想和活动是分不开的。

论胤“通权达变”、“立法必行”的法律思想

论胤礻真“通权达变”、“立法必行”的法律思想徐岱有清一代，胤礻真是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继承皇位后，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改革康熙末年出现的种种积弊，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巩固发展了康熙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为清朝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这自然是政...

重视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党的十五大确立、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写进宪法序言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政法和法律工作者必须从依法治国面临的问题出发,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努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

无权处分行为辨析

无权处分实质上是物权形式主义下的概念 ,是指没有处分权的人擅自处分财产的行为。针对《合同法》第 5 1条、第132条提出质疑并作出合理的体系化解释 ,认为出卖没有处分权的物的合同有效 ,第 132条也只是倡导性的规定。相对独立的处分行为则由于出卖人的无权处分而不成立或者无效。无权处分中的善意受让人可以基于物权公信原则得到保护 。

片面共犯若干问题探析

片面共犯的概念和片面共犯的构成要件是片面共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片面共犯的概念界定和构成要件的探析,进一步肯定了片面共犯不同于单独犯,更不能等同于间接正犯,应视为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