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模式的理论省思与范式建构

《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条文所作的修正,体现出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理念已经从事后惩罚主义转型为事前预防主义。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定位、行为构造与罪过形式等三个存在重要争议的问题并非纯粹理论问题,同时影响着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是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犯罪形态为抽象危险犯,主观罪过为故意。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刑法机制,而刑法机制和其他法律机制同属法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治系统中各关联要素之间既有功能区分又有价值连接。行政法强调事前的危险防御或风险控制,民法的功能则在于事后的损害填补。建构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治理机制,需要在法秩序统一视野下审视刑法机制与行政法、民法等部门法机制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部门法的功效,以形成层次分明、轻重有序、宽严适中、效果显著的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律治理机制。

新《环境保护法》中政府环境责任的实施路径——以环保目标责任制与考核评价制度为中心的考察

政府环境责任的强化,是2014年新《环境保护法》的主要议题和突出特点之一。目前,针对地方各级政府所开展的环保目标责任制与考核评价制度构成了实施、落实政府环境责任的主要制度措施。我国在大气环境保护、水环境保护、土壤环境保护、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等领域明确了的环境保护目标和需要加以具体落实的指标,定期进行考核评价并作为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进展不一、公众参与缺失等问题,需要加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