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相对人的数据权

社会个体的数据权近年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但从行政法视角来观察行政相对人数据权还有着较大空间而且有其特殊意义,因为,行政相对人数据权不仅使得传统行政法关系的特性发生了质的变化,更是对整个行政过程产生了巨大冲击。它使得私权体系得以拓展、行政法治趋于动态化、行政过程为算法所充斥、权利保障更加标准化。如何保障相对人合理享用数据权,避免数据权的滥用和乱用,应当是目前行政法上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对此,必须制定行政相对人数据及数据权保护的行政法规范;建构独立于常规行政执法的行政相对人信息及信息权管控机制;强化行政主体的给付意识,拓展行政相对人数据权;运用行政制裁保护行政相对人数据权。

违反上位法规定:偏离与背离——以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为中心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备案审查中,行政规范性文件违反上位法规定主要有“不一致”和“相抵触”两种情形。违反上位法规定的“不一致”,是指行政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在调整同一对象的规范内容之间发生“偏离”。它可以分为符合上位法目的、原则的“不一致”和不利于上位法目的、原则实现的“不一致”两种情形。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相抵触”,是指行政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在调整同一对象的规范内容之间发生“背离”。它可以分为背离上位法的明文规定和背离上位法的目的、原则(隐性规定)两种情形。对探索性改革措施和创设性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时,备案审查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审慎作出合法性判断。

数字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基本原则及建设路径

我国行政机关的数字化转型经历了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的演变。数据驱动、智能泛在、平台中心构成数字政府的三个重要特征。为调和数字技术与法治之间的张力,“数字法治政府”的命题得以形成。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坚持推动数字技术与法治系统的良性互动,坚持多重价值目标的动态平衡,坚持治理规则体系的开放多元。未来应从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在基础资源层面,应当进一步健全数据和信息处理规则;在组织规则层面,应当基于整体政府和平台中心理念对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进行重塑;在行为规则层面,应当进一步强化算法行政的法治约束;在责任规则层面,应当清晰厘定复合化的责任并实现监督方式的完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将促进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转型。

伦理先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策略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为社会民生创造新福祉,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现实挑战。中国现行立法已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划定了基本的安全保障底线,但该技术的发展方向和产业发展均处在高度不确定性当中,部分安全风险可能是被制造的焦虑,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规制为时尚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需要伦理先行,坚持激励相容精神,为人工智能新技术新应用创新留下充分空间,以伦理治理的方式推动技术社区、产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公众、治理机构共同进行探索磨合,凝聚共识,待实践经验充足、立法时机成熟时,再将共识性规范纳入法律框架之中。

国家治理视阈下排污许可制改革检视及其法治完善

排污许可制改革作为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已经取得较大成效,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构成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但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角度观察,排污许可制改革仍然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实证分析的立场,对近年来涉及排污许可的典型案例、法律法规进行全面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排污许可制存在的问题,包括排污许可证的核发监管体制机制存在问题、排污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的弄虚作假事件频发、排污许可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不足、尚未与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有效衔接。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排污许可制改革,需要进一步强化排污单位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排污许可的证后监管工作,深化排污许可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衔接,完善排污许可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行政程序的简化与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应体现简约治理的精神,这与行政程序的简化休戚相关,现行规范与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都蕴含了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能的法理,赋予行政程序法新的面向。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及行政程序的自身特点,应着重建构包括事先告知、政企沟通、答复说明与解释的沟通交流程序,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进行意见交换;以并联式办理、容缺受理、简易注销登记为重点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对行政组织架构及服务流程进行全面重组;重视信息技术应用设计服务集成程序、政府数据交换共享程序及电子证照获取程序,使政务服务简化、灵活、迅速且合乎行政目的,以效能导向的行政程序法改革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

政务数据汇集的风险及其法律控制

政务数据汇集既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也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从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深度融合的要求出发,有必要厘清其法律风险并予以控制。基于数据提供机关与数据利用机关间的不同法律关系,可将政务数据汇集活动归纳为三种模式:以业务协同关系为基础的模块式汇集、以资源互助关系为基础的旋涡式汇集及以统筹指挥关系为基础的枢纽式汇集。根据数据汇集行为的类型化,可进一步分析政务数据汇集的法律风险:一是将权责法定异化为“权责数定”的越权风险;二是数据汇集诱发权力失控所带来的数据滥用风险;三是整合个人信息、妨碍公民人格自由发展的过度监控风险;四是责任归属模糊化、滋生“数字避责”的风险。控制这些风险,需遵循法治价值系统的指引,面向政务数据汇集的运作逻辑,对行政法治的控制技术进行转型升级。一方面,应建立数据汇集活动的合法性评价机制,确保采集的必要性、共享的必需性和程序的正当性,促进数据共享架构与法定职权配置之间的契合;另一方面,应完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和归责机制,同时为数据主体提供有效救济途径。

城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的法治逻辑与实践构想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调控所形成的城市格局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城市发展进程以及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部分城市的行政区划设置并不完全符合宪法的具体规范与法治化要求。为了满足现代化的城市治理需求,城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的法治化已成必然。当前城市行政区划在区划建制、行政区域划分、行政层级设置等方面存在的规范问题,应当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法律为具体支撑,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优化调整的实践构想,以期实现行政区划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城市治理的高效,更好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论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共同富裕与法治高度关联,二者在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上具有一致性。共同富裕表征为人民对美好生活权的需求及其对该权利的保障,丰富了新时代人权的法理内涵,推动着良法善治的法治实践。法治为共同富裕提供方向指引、夯实制度根基、创造良好环境。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完善共同富裕的法律规范体系、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进公正司法、依法促进和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法治固共同富裕之根本、稳共同富裕之预期、利共同富裕之长远的的保障作用,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

政府合同概念的体系化重构

现有政府合同管理规范对政府合同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但学理意义上的概念构造尚未完成,“政府合同=行政协议+缔结主体一方为行政机关的民事合同”之结论存在缺陷。通过把合同还原为通用于各部门法的中性工具,将政府合同的研究视角从救济前移至行政过程,政府合同的识别标准被调整为“行政机关与任何主体订立的合同均为政府合同”。以行政任务为出发点,可将政府合同区分为公务型政府合同和管理型政府合同,公务型政府合同可被进一步区分为内部公务型政府合同与外部公务型政府合同。以救济途径为落脚点,可以将政府合同区分为行政协定与非行政协定,非行政协定可被进一步区分为行政协议、民事合同、磋商性文件和劳动人事协议,其中,民事合同和行政协议属于狭义政府合同。将两条基于不同场景的体系化路径进行对接与融合,有助于形成对政府合同概念相对立体的认知,动态还原政府合同概念的全貌。

中国环境自动监控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环境行政执法中自动监控方式是广泛应用的新模式,也是环境行政监管与执法的未来趋势,但目前无论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是地方规范都片段化且不统一。在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亟须围绕该法第41条“电子技术监控”条款生成统一系统的环境非现场行政执法规范。环境自动化监控从主体、程序、证据、处罚四方面给行政处罚带来新的变革:首先,主体上,新的主体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产生,带来新的第三方执法义务等共治问题。其次,程序上,行政执法流程相比人工时代需要再造,以保障行政相关方的权利。第三,证据上,“数据失真”与自动监控时代执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使得人工“双审”成为要件。第四,罚责上,需做到甄别三种自动监控数据属于违法,并在海量的自动监控数据中降低执法强度。在新的环境自动监测时代,主体、程序、证据、处罚都要考虑行政相对方——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再平衡。此外,上述结论往往也适用于我国自动化行政执法的许多共性问题。

自动化行政法律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自动化行政是实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基本方式和必经环节,彰显出技术治理的显著优势。但在算法决策固有弊端的作用下,自动化行政面临造成公法和私法责任混淆、侵犯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等多种法律风险。造成这些法律风险的原因在于“权力—权利”格局的失衡,亦即法律治理对“权力—权利”平衡格局的保障不足。为此,应通过细化行政主体责任承担制度、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完善行政相对人程序参与制度等举措对自动化行政法律风险予以防范与化解。

算法赋能政府规制:逻辑、限度与发展方向

在算法治理时代,算法既是需要规制的对象,也是赋能政府规制以实现更好规制的治理工具。社会高度计算化和算法的规则属性给予了算法赋能的技术逻辑,数字化转型引致的规制困境和私人算法滥用奠定了算法赋能的现实逻辑,提升规制效能增进民生福祉形塑了算法赋能的价值逻辑。但是,算法运行本身存在的内在局限,以及规制者能力不足或不当运用,导致算法赋能政府规制存在着复杂性难以化约、被动规制俘获、规制权力泛化、可问责性和算法偏差等限度。发挥算法赋能政府规制的积极作用,促进算法与政府规制融合发展,必须坚持规制者的主体地位,完善政府规制的体制机制,强化制度建设,保障算法在可控和可信赖的轨道上运行。

商业机构用户画像应用的政府治理责任研究

商业机构的用户画像目前在人工智能系统、智能预测、场景识别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其“监控式”信息汇集方式带来的个人信息侵权风险、算法决策带来的过滤泡效应与差别对待风险,对政府的用户画像治理形成新挑战。我国已初步形成用户画像发展与治理的政策体系,相应法律框架也逐渐成型。在国际上,用户画像治理的政府责任包括个人信息治理和智能算法治理两种不同的模式,政府的用户画像治理责任应当在宪法的国家保护义务框架下,实现发展促进与风险预防的价值协调。我国应通过顶层设计对治理模式进行延伸迭代,推进个人信息治理与智能算法治理的协同,并且将预警原则和国家担保责任原则作为治理责任的分配原则。

部际信用治理合作备忘录:性质、效力与优化

合作备忘录是部际信用合作治理的重要方式。不同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合作备忘录既是公法协定中的部际协定,也是一种契约治理形态。合作备忘录遵循契约相对性一般原理,具有相对效力,但这种效力相对性也是相对的。由于科层制特有的权力结构与行政服从义务、不完善的信用立法、对个人利益的保护等,合作备忘录的效力溢出至地方公权力主体和相对人。合作备忘录具有补充信用立法、强化行政协助、促进参与式治理等优势,也存在冲击法律体系、违反法律保留原则、规避监督、缺乏合作保障等不足,因而需从合法性、规范性、民主性等方面加以优化。

论涉罪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

涉罪企业合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是企业合规预防违法犯罪功能得以完整实现的必然要求。企业合规刑行衔接关涉刑事合规整改监督评估衔接、合规不起诉后的接续监管衔接以及其他相关企业合规建设衔接三个方面。为保障刑事合规企业合规预防功能、激励功能的充分实现,检察机关需要与行政机关加强理念沟通、操作配合,优化刑行衔接机制,推动涉罪企业及关联企业、行业企业的合规建设。

食品安全法律责任阶梯化的关键问题研究

食品安全法律责任阶梯化是解决食品安全领域法律责任合理化的一种重要途径,可以有效提高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当前存在行刑衔接缺失、惩罚性赔偿金额缺乏弹性、刑事责任设置不平等、一味从严设定的法律责任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实现食品安全法律责任阶梯化应当遵循法律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刑事立法应当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对象、主体、资格刑与行政法相协调,罚款应当折抵罚金。行政法律应当降低行政处罚的最低限度,实现行政责任梯度清晰化。惩罚性赔偿标准应当增强灵活性,并设置赔偿金额的上限。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应当增加罪刑阶梯。

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实践检视及完善路径

行政规制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利于弥补民法规制与刑法规制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较大程度地防止相关主体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然而,实践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存在立法内容的涵盖性有待加强、监督制度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处罚制度的严谨性有待强化、救济程序的规范性有待提升等方面的不足,应通过完善现行立法内容、优化行政监督体制、调适行政处罚机制、改进行政救济程序等路径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予以完善。

数字政府视阈下的算法行政:兴起、风险与法治纠偏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算法技术嵌入行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算法在促进行政的同时,也带来了法治价值失序的隐忧。算法基于海量数据运算配置社会资源,辅助甚至独立作出行政行为,或许将会成为行政权行使的中枢性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算法可能导致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算法技术本身所带的内生性风险与算法应用中潜在的风险,暗含着行政权力的“技术延伸”和公民权利被侵蚀的隐患,算法行政遭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诘难,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面临耦合困境。为防范算法行政异化风险,政府的数字化必须与法治化同步建设,警惕技术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观念,并从算法的创制、适用以及事后追责的各阶段构建起算法行政的合法性约束机制,避免“权力—权利”格局的失衡,从而促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的深度融合。

上海发布国内首个绿色转型地方立法

上海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超大城市之一,近年来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实践,出台了众多的绿色低碳法规及规章。在总结其绿色低碳转型实践及立法经验基础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上海市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促进条例》。这一综合性的地方性法规主要聚焦于能源、产业及生产消费绿色转型等领域。作为全国第一部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地方性法规,有鲜明的特点,对其他省份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中存在局限于能源领域、高碳行业和低碳行业发展失衡及绿色低碳技术不成熟等问题,因此需要推进能源结构转型的多样化,强化绿色转型驱动因素的协同性及发挥消费端绿色转型对生产端的倒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