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合规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协作——以自贸试验区为例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其中企业合规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多方主体的作用,尤其是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协作。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作推进企业合规改革,既是诉源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在日常企业合规、涉案企业合规两大场域均有所体现。目前来看,自贸试验区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协作初见成效,但仍面临法律依据不明、合规指导不足、合规互认不佳等问题。未来可以通过联合发布规范性文件明确机关职责定位,提供精准法律服务,畅通行刑衔接路径,强化合规激励作用,以助力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法理内涵与实践路径

监察法的基本原则是监察法学理论上的重要问题。然而,“三不”一体推进原则却被法学界遗忘了。监察机关不仅是反腐败机关,也是廉政建设机关;监察工作不是单纯的执法办案,而是综合性的腐败治理。“三不”一体推进原则体现了腐败治理的系统思维,契合了腐败治理的内在规律。我们应当摒弃“重办案、轻建设”的倾向,将这一原则融入办案和廉政建设的全过程。首先,对查办案件实行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全流程闭环治理。其次,对履职行为、制度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全周期廉政监督。此外,还应建立和完善联动机制、公众参与机制、考评机制以及廉洁合规制度。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纪法衔接的问题与应对

推进党纪与国法的有序衔接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党纪与国法互动的历史轨迹来看,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分水岭,呈现出由“纪法分离”到“纪法衔接”的变迁。理解纪法衔接的内涵,要准确把握党纪与国法关系的三个面向:党纪与国法之间存在界限,不能混淆;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体推进执纪执法活动。“严而不厉”是纪法衔接的政策基础,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为纪法衔接提供了组织保障,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纪法衔接的规则指引。当下纪法衔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纪法规范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立案审查调查的一体化以及处置上存在“以纪代法”和“以罚代刑”现象。为此,需要从完善纪法规范、强化纪法界限意识、坚守法治原则、适度分离立案审查调查程序等方面加以应对。

《监察法》视野下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发展与立法完善

我国《监察法》第六章“反腐败国际合作”对反腐败国际合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对于推动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工作的全面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监察法》中关于反腐败国际合作的规定可以考虑作出如下调整:将非法移民遣返、境外追诉和跨境腐败治理纳入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领域;进一步完善国际追逃的规定,将追逃案件的范围扩充到所有职务犯罪案件,删除对于追逃案件中“掌握证据比较确凿”的限制,将“追捕归案”修改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扩充国际追赃的对象和途径,将通过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没收外逃人员留在境内的赃款赃物明确纳入国际追赃的对象;在防逃规定中进一步凸显反洗钱的相关内容,将涉嫌职务犯罪的单位纳入防逃的对象和监察的对象。

纪法衔接中非犯罪化处理之隐忧及制度构建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被明确写入党内法规,这既是破解腐败案件发现难、调查(侦查)难的有效之策,也是法益权衡原则的体现。但在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四转三”被滥用的现象,即对已构成职务犯罪但自动投案、认罪悔罪的被调查人,不移送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转化为“第三种形态”处理。这种处理方法存在着合法性存疑的问题,引发较多争议,也对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为了化解反腐败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矛盾,建议在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借鉴刑事诉讼中的特殊撤案、不起诉制度的规定,在《监察法》中完善相关条款明确适用的条件与程序,从而在“四种形态”的转化上实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

论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管理人员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推进的背景下,2018年《监察法》第15条明确将村委会管理人员纳入监察范围。一方面,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公权力分为两类,即国家公权力和部分社会公权力;另一方面,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并非当然具有职务犯罪主体身份。通过对206份刑事判决书进行分析得知,有必要在保障基层自治的前提下,健全监督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公权力行为的规范方案:第一,凸显村委会管理人员作为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第二,明确村委会管理人员在履行管理职责过程中行使公权力的主要内容;第三,丰富包括监察机关在内的多元监督主体的监督方式;第四,强化村委会管理人员不当用权的法律责任。由此,方能加强监察机关对村委会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的工作质效,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的改革目标,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

监察调查案件审查逮捕听证制度研究——以《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为依据

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背景下,最高检通过出台《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对审查逮捕进行诉讼化改造。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监察调查案件具有由封闭到开放的特性,检察机关与辩护人在此阶段对案件的把握也有所不同,对其适用审查逮捕听证可以起到保障人权、优化监检关系、实现从治罪到治理转变等效果。为了改善《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在对监察调查案件适用时存在的程序参与主体缺漏、程序启动标准模糊、程序审理内容不明等问题,应当通过文本解释或修改的方式,明确若干适用原则,如依照法律适用有无争议完善启动标准,将监察人员纳入在场听证人员范围,坚持监察人员负担举证责任,明确全案审查的核心内容。

论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在监察赔偿中的适用

在监察赔偿制度尚处于探索建立阶段,相关法律条文语意模糊、存在争议的背景下,应当通过确立有利于受害人原则解释监察赔偿的相关规定,破解监察赔偿制度存在的解释难题。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可适用于持续性侵权的认定、赔偿义务机关的确立,以及政务处分损害救济等场域。监察留置及扣押措施应当被认定为持续性侵权;批准行为的上一级机关、派出监察机关及提出职务协助的监察机关应当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政务处分造成损害的,在一定条件下属于监察赔偿范围。有利于受害人原则的适用必须在法律未明确规定的前提下。

合署办公体制下监察官的角色定位与职业伦理构建

在合署办公体制下,监察官既是纪检干部,又是监察干部;既是国家公职人员,又是党的干部。基于监察官的“双重身份”,法律对监察官施加了更多的限制,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在职责使命上,监察官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察权;在权利义务上,监察官的义务先于权利;在能力素养上,监察官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在监督管理上,监察官要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因此,监察官职业伦理应当符合其职业特性和行为要求,要求监察官忠诚坚定、敢于斗争,遵纪守法、秉公执法,忠于职守、勤勉尽责,廉洁自律、接受监督,进一步保障监察官正确和规范行使监察权,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监察官队伍。

国家监察立法的六个基本问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改革试点实践的基础上制定《国家监察法》确认巩固并全面推行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势在必行。《国家监察法》立法需要明确六个基本问题:其一,明晰立法目的,国家监察立法以建立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监督制约的监察体系为目的;其二,明确性质定位,国家监察委员会属于国家机构,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其三,确定职责属性,国家监察委员会专责行使国家监察职能;其四,界定职权范围,国家监察全面覆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其五,建立衔接机制,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相协调衔接;其六,构建监督机制,国家监察权自身接受党、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的监督制约。

论警察权与警察执法权威——以暴力袭警为背景

近年来暴力袭警案件频频发生,说明警察执法权威弱化是个不争的事实。分析警察权、警察执法权威二者的属性,任何形态的警察执法权威的获得,归根到底取决于警察权力及警察行为能否得到公众的认可、信任和支持。因此,应从确保警察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警察防卫权法定化、警察权责明确化、规范化等方面完善警察权力制度,重塑警察执法权威。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

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一种司法保护措施,它不仅体现了国家抚慰被害人的人性化治国理念,也表明了国家自愿承担国家义务的负责态度。国家补偿制度确立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学说:国家责任说、社会福利说和社会保险说。各国的国家补偿制度因受不同理论思想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从各国的具体制度设置来看,构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及时补偿原则、优先保护原则和就低不就高原则。确立国家补偿制度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要件:第一,适用补偿的对象。第二, 申请补偿的条件。第三,补偿审议的机关。第四,补偿范围、金额及方式、补偿程序等。笔者认为,从现在经济层面、认识层面、制度层面等诸方面看,在我国确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监察体制改革中的留置措施:由来、性质及完善

留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监察委采取的12项调查措施之一,但在改革试点中存在性质不明确、适用条件宽泛、审批程序部分失当、期限过长、救济不力及外部监督与制约缺失、被调查人无权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等诸多问题。作为监察委调查活动中限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唯一措施,留置兼具刑事侦查与行政执法的双重属性。为了保证其正确适用,切实保障人权,应当进一步明确留置的性质,取消对严重职务违法的嫌疑人适用留置措施,明确留置只适用于具有法定情形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对"正常留置""临时留置"适用不同的批准程序并改变监察委采取留置措施一律由"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的机制,设置留置的一般期限和延长期限,并赋予被调查人在留置期间获得律师辩护或法律帮助的权利。

关于国家赔偿标准的问题与建议

《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标准是一个与民事赔偿标准不同的低赔偿标准,在8年的实践中暴露出诸多缺陷。当初确定低标准的认识,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国家赔偿的标准,应当在总体上高于民事赔偿标准,应当坚持完全赔偿原则、充分实现赔偿功能的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和公平原则。建议在国家赔偿标准方面进行修改:一是扩大赔偿范围;二是取消最高幅度限制;三是应赔偿全部直接损失和合理的间接损失;四是增加精神损害赔偿;五是增加惩罚性赔偿;六是提高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七是财产市值计算要有利于受害人。

行政监管模式变革

传统行政监管模式过份强调通过政府的管制形成有序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这一模式日益遭遇危机,出现了"令行禁止"的治理理想与"禁而不止"的监管现实的矛盾、公众呼唤行政监管与不信任行政监管并存的困境。变革行政监管模式,需要治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化,变外控式的守法模式为内生式的守法模式,监管手段要做到刚柔相济、张弛有度,开发和运用新型管理手段,根据监管领域的特点安排具体的监管手段和方式。

我国食品安全认证制度构建——以信息规制为视角

信息不对称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食品安全认证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化规制方式。食品安全认证引入独立的第三方,对经营者的资质及其产品质量予以客观评价,为消费者的理性决策提供信息支持。但是,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影响食品安全认证功能的发挥。我国食品安全认证制度改革应当增强认证机构的独立性,实现认证标准的统一和国际化,健全认证监管的体制与手段,完善认证责任追究机制。

论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性——“警察执法权益保护”之我见

2000年"警察执法权益"诞生,现在,它已经成为公安理论及实务界的热词。但对其置疑也从未间断。"警察执法权益"的提法使国家权力与个体利益挂钩,因而存在法理上的矛盾,故宜用警察职业保护取代警察执法权益保护。建立并维持公共机关是国家的传统义务之一;现代社会,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国家义务越多,对国家权力的保障也必须越到位;公安机关承担的繁重任务也要求国家必须加以特别保护。明确警察职业保护的国家义务性,有助于完善警察职业保护立法,有助于从国家层面统筹解决警察职业保障问题,有助于国家机关积极主动地履行其保护警察权益,有利于正确处理公安机关、警察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我国警察检查权剖析——从制度建构到现实考察

近年来公安机关在检查执法中常常发生将治安检查权等同于刑事搜查权的现象,受到了来自法学界和普通公众的质疑,警察对此亦感到委屈和困惑。治安检查“搜查化”的原因主要来自检查权的制度性缺陷和公安机关在执法实践中对法律和制度的误解两个方面。检查权与搜查权应当有明确的界限;警察在公共领域行使检查权与在公民私人领域行使检查权应当适用不同的规则;在公共领域进行治安检查应当以保障警察执法效率为主,适用宽松的法律控制,当警察针对私人领域行使检查权时,应当适用严格的法律控制;从尊重和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角度着眼,公安机关应重新确立住宅检查和人身检查的规则。

“内反腐”——我国高校反腐败建构模式的缺失及其对策研究

腐败行为作为与权力相生的痼疾,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即使作为高等人才培养摇篮的高校亦莫不如此。多年来我国高校的反腐败模式为"内反腐"模式。这一模式极大的制约了我国高校反腐败的执行力。对于高校这一特殊主体而言,应当走出内反腐的模式,强化公民参与和培养公民廉洁意识。

政务处分与党纪处分适用衔接的若干问题

政务处分与党纪处分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两者的适用衔接是国家监察与党内监督有效贯通的现实要求。应当认真研究并妥善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的文件性质界定、具体规范中有关“规定”的外延分析、违法与违纪行为的事实厘清、处分程度的轻重匹配、党规领域中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如何调整政务处分行为等问题,从而实现政务处分与党纪处分在纪检监察执纪执法实践中的有效适用衔接,进一步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