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及清偿问题研究

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是中国法律领域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清偿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困惑和挑战。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法律规定的研究,以及实际例子的分析,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清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研究发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主要需要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人的身份、借款的用途等因素进行判断。在清偿过程中,夫妻之间可以协商分配偿还责任,也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清偿。因此,在处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时,必须结合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以保障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

公民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的价值冲突与契合

公民财产权是国家税收的源泉;国家公权则是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国家征税权不能无度行使,公民人性尊严是国家征税权的限度。国家征税权的限度可以获得经济解释。税收法定原则是控制国家征税权的基本路径。公民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的理想关系,是在宪政制度框架内达到均衡。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房地产税改革

央地财政平衡是房地产税制改革的价值导向。新一轮房地产税制改革应凸显房地产税的财政职能,将其作为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体制、构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关键环节。具体内容包括:将房地产税、租、费的改革统一纳入,整合开发、交易和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收,按"房地一体"模式,开征"房地产税";扩充税基,夯实其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财政基础;尊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在中央主导下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遵循法治原则,先立法、后改革。

论房地产税法的功能定位

明确房地产税法的功能是确立房地产税立法宗旨的前提与基础,对当前房地产税法律制度的改革与重构具有引领、推动、规范与保障的作用。从财税法功能理论框架内房地产税法的三重功能分析,我国目前对房地产税立法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功能之定位均存在认识偏差,这将可能造成理论上无法构建周延融贯、逻辑自洽的财产税法功能体系,实践中受制于多重目标与多方利益掣肘而无法及时出台房地产税法。房地产税法的功能应定位在以保障组织财政收入为主、宏观调控为辅,这既是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对尽快出台房地产税法的客观要求,又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举措。

建立健全我国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若干问题

建立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税法与社会保障法上。建立我国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更加清晰地明确财产权,加强公民私权意识尤其是财产权意识,树立与市场经济相符合、与和谐社会相吻合的法律理念。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不仅会成为每位公民、每个家庭缴纳个人所得税、遗产与赠与税等财产税的基础,也会成为个人和家庭享受社会福利和保障的依据。因此,建立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具有重大意义。建立健全我国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分层次、庞大的系统工程。近期应尽快制定并实施《公务员家庭财产申报法》,时机成熟后再制定我国的《税收基本法》,规范除公务员以外的其他公民家庭财产申报的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根据本辖区公民的具体情况,分别实施管理。全国范围的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基本建立后,应及时制定与实施我国的《遗产与赠与税法》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法》,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等。这也许是我国建立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路径。

再论我国房产税立法的目标定位与价值选择

明确立法目标是房产税立法的前提和基础,但目前盛行的多元目标论因固守传统国家主义观而不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理念,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饱受质疑,其合理性也因试点效果欠佳引发热议。立法目标定位的不合理将给房产税改革进程带来不可预期的负面效果,也会影响居民对该税的遵从度。因此,有必要强调房产税的财产税本质,突出其受益性特点,明确房产税与公共服务的对应性,确立以保护纳税人权利、实现居民公共服务需求为核心的立法目的,以推动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真正落实。

论我国房地产税的本质及其立法要点

近十多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房地产税的立法与改革工作,但因房地产税事关公民切身利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人们对其开征目的和功能见解各异,在税制设计上尚未达成统一意见。房地产税立法应从其财产税、资源税和受益税的固有属性出发,以给纳税人提供必要而非基本公共服务为立法目标,坚持"宽税基、低税率、简程序、强权利"原则,实行税收立法权上收中央立法机关、管税权下沉县级政权的征管模式;通过以支定收、合理赋税、加强预算管理和用税监督、稳定总体税负等途径做好综合配套改革。

房地产税的制度配置与利益平衡——基于税收公平的视角

量能课税是房地产税法贯彻税收公平原则的基本理念,其正义价值具体体现为垂直和水平两个层面,既相互关联又相辅相成。在制度配置上,房地产税法需要在税制要素、评估技术和配套安排上加以完善,并着力解决独特国情下的若干具体问题。在利益平衡上,房地产税制涉及到财政事权、政策位序和立法改革,都需要在循序渐进的思路下加以妥适推进。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需要在确保经济稳定和实现分配正义中寻找到协调之道,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基础之上,实现税收公平目标的有效达成。

房地产税立法中的地方自主空间

中央统一立法、允许地方参与,这是单一制国家房地产税立法的共识。目前,我国已经确定税收法定原则,统一立法成为既定前提。鉴于房地产税具有高度地方性,其立法又必须嵌入地方视角,纵向授权不可避免。这种模式既有来自宪法、立法法的支撑,也源自当前丰富的税收立法实践。而要保障其高效实施,需要在税收法定原则指导下,围绕被授权的事项、主体和权能,构建多元立体的机制;另一方面,还有必要为未来地方立法权的拓展预留空间。唯有如此,方可兼顾中央和地方利益,平衡地区差异,最大程度维护地方居民及公众的利益。

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中的征管困境:成因与启示

重庆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是我国房地产税制整体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突破性地将征税范围扩大到部分住房的保有阶段,其制度导向影响深远。为此,重庆建立了内外协作的税源管理系统,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税收征管机制,并通过契税征收、产权过户等环节实施程序性控制,但因在要素识别、征管手段、征收效率、纳税人遵从度等方面存在的制度性障碍而面临征管困境。通过总结来自试点地区的征管经验,分析问题的产生机制,有助于推动和促进未来的房地产税改革以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完善。

房产税实体要素设计的基本思路与构建

阐述了我国房产税制的现状,对现行房产税要素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房产税的改革应以税收公平原则为宗旨,明确房产税收作用为核心的基本设计思路。在房产税法实体要素构建上,明确纳税义务人;以房产为征税对象、以居住性房屋实际使用面积为计税依据;税率选择应以富有弹性的超率累进税率。

宪法框架下我国财产税法的变革

目次一、财产税法制变革的基础：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一）保护私有财产权是现代国家的宪法要义（二）保护私有财产权在我国宪法的辩证规定（三）保护私有财产权有待于我国宪法的完善二、财产税法制变革的原则：所有税收事项应合法三、财产税法制变革的定位：公平社会财富的分配四、财产税法制变革的路径：

房地产税立法的民生性

房地产税立法的前提是要明确房地产税的属性和房地产税的立法价值。房地产业是解决居住民生的产业,作为保障居住民生重要手段的房地产税,民生性是其基本属性。房地产税立法民生价值的确立既是立法者权衡和选择的结果,也有深厚的民本主义思想、普世的民生权利基础和良好的民生法治环境。从域外看,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房地产税立法高度重视对居住民生的保障。中国房地产税立法保障居住民生的基本思路是:坚持量能课税原则;以调控房价为核心目标;在征税对象、税率、税收优惠等方面制定差异化的税收制度。

房地产保有税立法的正当性

近十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异常发展,商品房价格一路飙升,严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幸福指数。国务院多番出台房市调控措施,但房地产价格依然呈现上涨趋势。在此背景下,以法律手段介入房地产价格的调控,通过增课以"房产保有税"为重要内容的房地产税,来抑制抬高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的投机投资行为,终于提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事日程。围绕社会各界对于课征个人住房保有税立法"正当性"的拷问,针对现行房产保有税立法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并就如何在保障城乡居民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前提下促进正在酝酿中的房地产保有税立法充分体现正当性价值,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房地产税征管的法律制约与协调

我国正进行房地产税改革与立法。房地产税由于直接触及个人纳税人与家庭纳税人利益,税收征管面临严峻挑战。房地产税征管要考量房地产的物权属性,并受到物权法制约;还要遵从税收法定原则和生存权保障原则;估价技术运用也是房地产税征管中的难题。

我国遗产税立法设计之构想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富裕阶层规模的加大,以及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催生了人们对社会公平的关注。而遗产税,作为一个新型的税种,由于具备利用二次分配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秩序,进而拉低贫富分化、促进社会公平的效用,不断地促使人们对遗产税立法进行研究。在对遗产税历史和立法理论,以及我国遗产税立法必要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针对我国遗产税立法的条件和目前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从遗产税的纳税主体、征税对象、起征点和税率、税收的优惠和减免、法律责任五个层面,对我国的遗产税立法进行了设计。

遗产税立法之探讨

遗产税立法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首先解析了其立法依据,然后 提出作者的立法设计,并分析了立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对遗产税法与婚姻法、继承法、信托法等法律制度的协调提出了较新的思路。

房地产税的债权债务性

税收不仅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成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税收中体现出的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社会契约的现实基础,税法遂成为社会契约的体现和载体。具体到房地产税,不仅具有税的一般属性,同时因其特殊的物理性和经济性而具有财产税、受益税和地方税的特性,比较直观地体现了地方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税制设计过程中,应紧紧抓住房地产税的契约本质,从征税主体、纳税主体、征税范围、计税方法、税率等几个方面搭建中国房地产税制的主要构架。对中国房地产税开征后可能出现的诸如小产权房、违章建筑、农村自建房等特殊问题,也应纳入债权债务的范畴进行解决。

房地产保有阶段税收法律制度改革刍议

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中央政府三令五申遏制房价快速上涨,为此,各地陆续出台了房产税收新政,房产税改革被推上了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笔者从房地产保有阶段的税收法律制度改革出发,力求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对我国保有阶段税收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的法律制度改革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反避税规则与企业重组所得税制的互补与共进：以美国为参照

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国家政策的宏观要求,推动了企业重组所得税制的发展,也带来了如何防止制度滥用的难题。域外舶来的企业重组所得税制十分粗略,缺乏必要的立法目的指引,操作性不强,其在反避税上的防范功能更是捉襟见肘。中国的一般反避税制度也急需理论支持。在反避税规则与企业重组所得税制均不完善的当下,学习美国企业重组所得税制演进中两规则互补共进、良性发展的先进经验,是一条达成共赢的可期路径。中国应增强反避税规则在企业重组所得税制中的显性地位,坚守经营连续性标准以强化制度体系本身的技术反避税能力,从具体的企业重组交易中践行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两条反避税标准,提高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理论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