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登记

在我国应当将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现存的关于这种不动产信托仍然以其委托人为前述不动产的登记所有权人的情形需要改变。要致使《中国信托法》能够为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前述登记提供民事实体法依据,需要将下述两项规定中的某一项增补入该法中:一项是以“无委托人的信托的信托财产权转归受托人享有”为其内容的规定,另一项是以“无委托人的信托的信托财产权置于受托人的名义之下”为其内容的规定。有可能在我国确立的只能够适用于这种不动产信托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应当考虑将与其适用对象相适应的下述两项规定纳入其中:第一项是记载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规则的规定,第二项是关于其适用能够将这种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置于由法律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设定的义务的承担者的地位的规定。

我国涉外信托法律适用的困境及完善路径

涉外信托纠纷在国际司法领域频频发生,各国关于涉外信托的法律冲突现象普遍。我国涉外信托冲突法规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妥善解决涉外信托存在的法律适用难题。《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7条的规定主要存在最密切联系原则缺位、意思自治适用范围受限、连接点过少等问题。通过比较分析信托制度应用发达国家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海牙信托公约》,从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延伸意思自治原则适用范围、软化系属公式连接点、建立信托领域案例指导制度以及加强国际法治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入手,提出完善涉外信托法律适用的可行性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困境与出路

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作为一种新兴流转方式,可在激活农村土地要素和提高农民经济利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良好条件。当前,我国许多地方开展了土地经营权信托试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存在土地经营权信托法律关系主体资格不明确、登记制度不完备、监管制度不完备等法律问题。对此,应通过明晰土地经营权信托法律关系主体资格、完善土地经营权信托登记制度和土地经营权信托监管制度等途径进行优化。

新时期我国家庭信托的法律困境及策略

家族信托起源于美国内战之后,由于其具有传承性、隐私性等特点,使其成为家族财富传承的一种重要手段,然而我国相关法律对家族信托的规定却相对简单,故此从家族信托的概述入手,着重阐述了家族信托的概念以及家族信托的财富保护以及家族传承功能;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家族信托的规定的漏洞;探析我国家族信托在确定所有权和登记制度方面的困境,最后针对我国家族信托在法律法规方面的困境给出家族信托所有权归属受托人、采用登记对抗和登记生效主义相结合登记制度的建议,以此助推家族信托在我国的长远发展。

论股权家族信托的价值功能与制度创新

股权家族信托是我国产权保护事业的晴雨表,建议联动修改《公司法》《证券法》与《信托法》。信托产权结构包括信托财产所有权与信托收益所有权。为增强信托财产公示公信效力、保护信托财产独立性与完整性,建议将《信托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的信托财产登记效力明确为设权效力,而非简单的对抗效力。鉴于股权信托登记制度真空容易导致受托人、善意相对人与股权受益人之间成讼,建议推进信托股权登记制度的统一化、数字化与透明化改革。建议基于理性自治理念设计股权家族信托治理规则,包容多元化治理模式,构建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三权分离模式,允许自愿设立保护人,明确受托人的诚信勤勉义务与四商合一的理性受托人标准,导入开曼“STAR”信托与维尔京“VISTA”信托的创新规则。主张《证券法》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允许境内外股权家族信托成为A股上市公司的诚信股东。建议《证券法》原则上推定家族信托与创始股东或实控人互为一致行动人,但允许自证清白。为落实税收中性原则,建议同步完善股权家族信托友好型的税法规则。

《海牙信托公约》中的信托实体法规范与信托法理

在《海牙信托公约》中,有三项规定属于与信托法理论联系紧密的信托实体法规范:一项是关于将信托财产独立性理论条文化的规定,它体现着这一理论向信托实体法规范的转变;一项是关于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名义所有权理论来设计的规定,它体现着存在于这一理论中的与信托财产有关的“名义所有权”,在从法学概念向法律概念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一项是关于其立法设计方案的形成受到二元结构所有权理论极大启发的规定,它在信托立法史上开创了关于这一理论转变为法律规则的先例。这三项信托实体法规范仅为这部国际公约所独有,致使该公约中的信托制度,成为一项堪称“法理入法”的典范的、理论色彩浓厚的信托制度。

数字人民币应用中个人金融信息的风险及其法律防范

随着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和场景创新的不断提速,个人金融信息逐渐丰富,使用更加频繁,个人金融信息风险也相伴而生,主要表现为数字人民币应用中个人金融信息面临的技术风险、数字人民币指定运营机构对个人金融信息扩张性使用的风险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化”存储个人金融信息的风险等。尽管现阶段我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法律法规逐渐增多,成效明显,但是针对数字人民币应用中个人金融信息风险的法律防范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立法规制的分散性、监管机制的滞后性、救济机制的单一性以及指定运营金融机构对个人金融信息授权使用自律的欠缺性等。因此,亟需通过健全数字人民币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立法体系、完善数字人民币个人金融信息风险的监管机制、建立多元化的救济机制以及强化指定运营金融机构对个人金融信息授权使用的自律义务等措施,以完善数字人民币应用中个人金融信息风险的法律防范。

我国商业银行法律监管研究

我国商业银行在其创建之初就与宏观法律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其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在发展过程中促使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得到完善。加强对商业银行的法律监管,可以保证商业银行合法合规经营,规避各种法律风险,提高市场竞争力。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也不断变化。总结商业银行法律监管的特点以及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并进一步分析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法律监管在监管模式、内部监管、非现场监管、社会监管以及同业互律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最后根据相关问题提出加强我国商业银行法律监管的对策。

《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弱势”困境的实证分析

裁判文书数据显示,《信托法》不仅在被援引总量和单独被援引数量上少于《合同法》,且在被援引位置上也放在《合同法》后面,呈现出信义义务条款被《合同法》诚信条款取代、信义义务被视为合同义务、合同法免责条款用于规避信义责任等现象,导致信托纠纷司法路径“合同法化”倾向、信义义务被弱化的问题。究其原因,既有理论概念模糊、信托立法粗疏的因素,又有裁判思维惯性以及缺乏文化内生动力的影响。改变《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的司法“弱势”处境,尚需落实信义义务的立法确认,完善信义责任和免责规则,对司法识别进行多维强化并将信义观念内化于心。

农地信托监察人之理论反思与制度建构

基于弥补监管漏洞、保护弱势群体、降低维权成本、保障政策实施、实现权利重构、监督信托机构等因素,有必要在中国农地信托中引入信托监察人制度以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发展问题。从中国现行法角度考察,农地信托作为私益信托,其当事人虽可依据意思自治原则自行设立信托监察人,但欲取得诸如起诉权等公益信托中的部分监察人职权则唯有通过法律的规定方可实现。在中国农地信托监察人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于监察人设立方面,应当采取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确立监察人的强制设立规则;于监察人选任方面,可以通过招标投标的方式,以农业主管部门为招标人,由该部门负责人员联合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村民委员会与农户代表共同组成评标委员会以选任信托监察人;于监察人职权方面,农地信托监察人同样应当享有公益信托监察人所享有之起诉权、实施其他法律行为权以及报告认可权三项权利。

我国营业信托中忠实义务的认定、违反及归责路径研究

忠实义务作为一项法定概括性义务,很难也不宜完全具体化。在营业信托纠纷案件中,法院判断受托人是否违反忠实义务,既要明确《信托法》第25条规定的任意法性质及其涵摄范围,亦要区分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在受托人主观要件与行为要件等方面的不同。法院不应拘泥于传统的忠实义务类型化理念以及线性客观归责思维,宜在结合信托目的、最佳利益标准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借助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受益人提起第三人诉讼、对信托合同进行补充解释等方式,明确受托方责任。由于国内立法层面尚未引入信义义务,且司法实务对信义义务的制度需求并不迫切,故无必要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引入信义义务。

财富传承视角下家族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研究

家族财产信托具有隔离债务风险、实现财富传承的独特功能。财产信托以信托财产之独立性为基石。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固有财产,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功能。在信托被认定无效、被判决撤销或被“击穿”时,信托财产丧失独立性,可能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

目的信托研究:理论证成、制度建构与本土方案

我国《信托法》目前仅调整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并未承认目的信托,存在立法漏洞。理论上,目的信托系介于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之间的客观存在,契合社会现实需要与信托价值取向,在受益人原则已事实突破的背景下,本着意思自治原则,目的信托应当得到法律承认。制度上,为防止目的信托制度被滥用,应当明确目的信托的适用范围、目的信托监察人和目的信托存续期限这三方面的规范。有鉴于此,应当重述我国《信托法》第2条之“特定目的”,使其射程包括非公益目的;相应地,应当增设“目的信托”一章,从正反两方面界定目的信托的适用范围,置备信托监察人的选任规则、权利和义务等规范,并合理规定目的信托存续的最长期限。

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的源起、功能及其基本架构

传统的物业服务模式存在未能明确物业服务企业作为服务者的角色定位,难以确定物业服务企业的给付义务是行为义务还是结果义务,以及业主权利不足等问题。这是物业服务纠纷常年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具备确定了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者地位,厘清物业服务企业行为义务与结果义务的关系,扩张业主权利等功能。但是,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虽在多地已有实践,却仅有《成都市“十四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规划》这一份政府文件对其做出定义,学界对其认识也并不统一。下一步可以围绕明确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仍归属于物业服务合同的范畴,规定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受托人,认定委托人为全体业主等方向完善其基本架构。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权的信托实现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拓宽了农业发展所需资金的融资渠道。现有抵押权实现方式在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权的实现方面存在着适用困境,需要结合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实际进行创新。信托基于其制度优势以及与抵押制度在价值、功能上的同向性和客体的一致性,可以成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权实现的新方式。在以信托方式实现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权时,应将信托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的特殊性相结合,以抵押权人决定以信托方式实现抵押权的意思表示为前提,以实现抵押权的满足为信托目的,依法设置信托流程,注重在实现抵押权的信托目的下各方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特殊规定,确保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权的实现。

《民法典》背景下信托收据交易的“重生”

信托收据是进口押汇业务中银行采用的担保工具,在银行与进口商之间建立了占有改定型让与担保关系,而非自益信托关系。对于让与担保的法律结构,《民法典》采取担保权构成说。占有改定型让与担保约定属于《民法典》第388条的“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应类推适用动产抵押的相关规定。缺乏配套登记制度的传统信托收据业务属于隐形担保,适用未登记动产抵押权的相关规定,银行几乎得不到保障。《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为动产担保创建的登记制度符合信托收据业务的需要,使其重获新生。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信托法律问题研究

农地信托是当前农村金融创新、激活农村土地财产属性的有益探索。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后,信托财产是否必然为土地经营权、信托当事人为何者、农民权益如何得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当前农地信托亟需回应的法律问题。实际上,土地经营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具备信托财产的诸多特征而可以成为信托财产,在此基础上可以确定信托当事人的法律角色,从而可以明晰农地信托的法律构造。出于对农民的弱势地位、金融风险防范等考虑,应采用设置监察人制度对农民利益进行保护。

完善我国职业放贷法律规制之探析

近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趋向于规模化、职业化,逐步形成了职业放贷人。职业放贷一方面解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金融风险。为了规范职业放贷,我国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但仍有部分问题有待探讨。从理解职业放贷及相关概念入手,分析职业放贷产生的原因、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带来的风险,立足于职业放贷的规制现状,对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实务中出现频次较高的问题进行分析,继而提出健全职业放贷规制的建议:确立职业放贷法治化运作空间,保证优质放贷主体进入市场;细化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建构分类管制的利率机制。

关于营业信托财产的法律主体地位研究

在我国,信托属于舶来品。信托作为一种理财手段,20世纪初开始在我国坊间出现并运用,并且当时的信托业以营业信托为主。2001年,我国颁布了现行《信托法》,为信托的适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制。但《信托法》第2条关于信托财产是否移转给受托人的模糊规定,引起了学界关于信托财产归属、受益人权利性质等问题的激烈争论,阻碍了营业信托的适用与发展。为了保障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实现,解决信托财产归属的争议,本文从理论上和价值判断上分析了赋予营业信托财产以财团法人的法律主体地位、信托财产归经主体化后的“营业信托”所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期推动营业信托乃至信托行业的繁荣发展。

私益信托监察人制度立法正当性之证成——以家族信托为视角

家族信托中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效用函数不同,必然存在利益冲突。家族信托监察人制度可以有效防止家族信托中的权利逾越及滥用行为,为确保家族信托受托人履行忠实义务及注意义务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的法律遵从和路径指引。在信托法中确立私益信托监察人制度,将大大缩减家族信托设立各个阶段的谈判签约成本;对私益信托监察人的设立、变更及权利、义务、责任进行合理的制度化设计,能够为家族信托委托人设立信托监察人提供制度保障,能够形成家族信托受托人权利行使的有效制衡机制,防范受托人的道德风险与自肥行为,有利于家族信托整体经济效益的增加及信托市场的可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