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环境司法机制的发展:从环境法庭到环境法院

为促进流域的司法保护,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成立了专门的流域环境法庭。但从流域环境法庭和流域环境巡回法庭的实践情况来看,还不能满足流域整体性保护的需要,也不能适应流域法的发展需求。我国流域司法机制建设,宜从流域环境法庭逐渐转到流域环境法院。流域环境法院的建立在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按照流域法的保护理念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流域环境法院的建设首先要合理设置审判机构,其次要科学设计程序制度,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生态修复目标司法确认的类型化构造

生态环境修复目标决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配置程度。司法确认生态环境修复目标的实践中存在损害前状态和功能的适用不合理、可接受风险水平被基本弃用和具体指向笼统模糊等问题,其原因在于司法中恢复原状思维的影响难以消弭以及现实危害的规制被过度关注。司法应当将生态环境修复目标划分为基线水平、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和生态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然后根据生态环境的特质确认适宜的修复目标。对于价值较高的生态环境应当将其修复到基线水平,对于价值特殊的生态环境,即便在经济不合理的情况下,也应当将其修复到基线水平。对于人类密切相关的受污染生态环境应当将其修复到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当生态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较为宽松之时可以考虑将其作为修复目标进行适用。

破解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基于陆海统筹原则

我国海岸带环境案件存在管辖权冲突、法律适用有争议、原告资格不明确、诉讼性质认定有争鸣、诉讼程序衔接未确定、司法执行机制不完善等环环相扣的问题,造成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究其根源,主要在于陆海“二分法”的分类思维影响较大,其与陆海统筹合为表里的内涵尚未得到全面、深入的理解。为破解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既要重视海岸带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将其确立为类型化案件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又要贯彻陆海统筹原则,实现司法规则内在融贯、法治环节协调一致。

碳中和背景下蓝碳保护与发展趋势及中国因应

蓝碳具有比传统绿色碳汇更强大的碳捕获和存储能力,保护与发展蓝碳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中国蓝碳资源禀赋优越,蓝碳挖掘潜力巨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当前,蓝碳保护与发展在国际层面面临着蓝碳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全球碳交易体系缺失等挑战,在中国层面也面临着蓝碳生态系统危机重重、蓝碳监测与核算体系不完备、蓝碳交易体系不健全、缺乏成熟的蓝碳法治保障等问题。从国际社会实践看,蓝色碳汇已然由科研概念阶段迈入实用工具阶段,未来蓝碳纳入气候变化法律与框架将是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之必然;从国内实践看,中国对于蓝碳的相关研究已经由跟随转至逐渐引领,国内各项政策试点也在有序推进。面对国内外蓝碳发展局势,中国自价值、技术、制度、立法等多个方面作出因应,着力挖掘蓝碳资源固碳增汇潜力是把握蓝碳发展机遇的必然,对于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价值重大、意义深远。

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功能实施路径研究

自然保护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进行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体现。我国的自然保护地既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保护的关键区域,又是开展科学研究、实施环境教育、传承生态文化、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基地。如何在科学合理保护自然保护地的前提下,在自然保护地内划定适当区域有效实施环境教育成为应当关注的重要议题。

气候司法本土化的三重逻辑:规范、价值和功能

在全球气候治理司法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司法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呈现出全面积极的态度。气候司法作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新领域,亟须形成体系性的本土化方案。气候司法本土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彰显主体性,需要将气候司法的概念体系、功能定位、审判机制、裁判体系与规则等置于中国法治现代化特定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之中予以把握,其内在逻辑是涵括规范体系、价值序列和功能定位的动态体系。当前,中国气候司法规范体系中的多层次立法呈现间接、倡导属性,且多元化司法规范创制不足,体系化任务尚未完成,继而诱导出气候司法规范的周延性困境和融贯性难题。在此情形下,气候司法所保护法益的识别和核心价值尚未被清晰地析出,且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政策权衡、经济诱因等诸多外部因素限制着对气候变化案件的价值判断。这些都深刻地影响气候司法作为公益型司法与治理型司法的双重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为此,气候司法本土化的方式与进路需要基于规范、价值和功能三重逻辑及其呈现的问题或要求展开。首先,强化多重规范秩序的塑造,从公私法协同出发推动气候变化立法体系化,通过强化次级气候司法规范凝聚共识,借助多元法律解释方法提升气候司法规范体系的融通性。其次,以利益为核心建构法律论证的权威,通过涉碳利益的衡量强化裁判的实质理由,通过气候环境利益的多维保护强化裁判的开放性,通过外在因素与法律因素的平衡强化裁判的权威理由。最后,精准塑造气候司法的双重功能,以风险预防原则构建预防性公益型气候司法,以政策的司法化构建服务于“双碳”目标的治理型气候司法。

能源规范“入典”的立法选择与逻辑证成

能源规范是否要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以及如何纳入是当前理论研究的热点,学界对此形成“纳入说”“不纳入说”两种主张,且两种主张产生的根源是学界对环境法和能源法之间关系的认知差异。环境法和能源法“理念不同-规制耦合”的双维关系要求确定现实问题针对性作为能源规范“入典”判断的元规则。以相对集中的形式将能源规范专章规定在“绿色低碳发展编”中符合了生态环境法典回应时代需求又增益内在体系的实践逻辑。能源规范纳入生态环境法典,对“绿色低碳发展编”以经济闭环为基础的内容架构进行重塑,形成了以“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为核心趋势的结构因果关系的逻辑样态。以此,生态环境法典“绿色能源”章与“绿色低碳发展编”中的其他章形式平等又实质耦合。通过能源规范“供给-结合”底层逻辑的进一步安排,最终使得“绿色低碳发展编”的宏观、中观、微观编纂逻辑得以多维呈现。

“双碳”背景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同时也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综合考量中国当下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同源性,“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关涉价值理念、立法、法律实施以及多元参与四个维度。从法律的规范逻辑出发,以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为进路,强调系统思维,借助AGIL图式分析,从纵向分化与横向交换两个维度全面检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存在的架构缺失、功能离散、动力不足等问题;整合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中相互分离的社会实体,在明确绿色低碳原则、效能原则、综合调整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健全刚柔兼济的法律实施机制,推进建立网格化多元共治格局,以期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社会资本参与“责任主体缺失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提供了基本的规范依据,然而,社会资本无法完全替代环境行政机关的独特作用,厘清二者的功能边界并规范其交互行为尤为必要。既有研究多基于环境行政机关与社会资本之间协作与制衡的宏观视角,无法有效应对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中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受阻、利益协调机制缺位、参与程序失范与回报路径规范程度不足等实践困境。对此,兼顾现代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共性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个性,从畅通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构建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参与程序与优化回报路径等四重维度探求环境行政机关与社会资本之间动态的复杂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替代性修复制度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为了贯彻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全面修复理念,替代性修复作为能动司法的智慧成果应运而生。但是运用替代性修复的实践过程中,大量间接补偿生态的修复方式不仅违背环境公平,而且无法实现生态环境恢复的应然目标,根本原因在于其适用前提欠缺规范性解释。为使替代性修复制度回归本位,第一,其“替代”之内涵应理解为对他物进行修复以替代原物;第二,其行为本质应确立为通过直接补偿生态,以提供相同质量的生态环境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第三,其关键环节在于选取与受损环境相关联的替代区域和替代要素。完善替代性修复制度的规范构成,首先以直接修复和替代性修复为基础概念,整合环境法律的多重术语;其次以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前提为基准,对适用替代性修复予以合理限制。

论湿地保护领域中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的湿地保护模式具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机会主义”“多元规制机构的协调难题”“持续性的运行成本支出”等相对劣势。为实现对于湿地生态的全过程保护,督促湿地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有必要将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湿地保护体系。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提出时机和诉讼程序。

流域保护区域协同立法的功能定位与规范进路

《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为长江、黄河流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流域保护区域协同立法“入法”后,需要明晰其权力空间与运行规则,提升其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流域保护区域协同立法在本质上仍属于地方立法,是功能主义进路下解决跨行政区域流域保护难题的一种选择,是流域整体性保护的立法回应。就其功能而言,具有落实国家立法确立的流域保护整体目标的实施性功能,以地方合作为中心,解决那些通过单独地方立法难以解决的跨行政区域地方性流域保护问题的协调性、自主性、创新性功能。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明晰其立法层级,建立地方立法规划协同机制,改、废、释的协同机制,交叉备案与后评估机制,深化公众参与机制,完善流域保护区域协同立法的运行规则。

新时代我国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国际习惯法地位逐渐清晰并巩固。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与科学性,实现当前生态环境法治改革的逻辑自洽,亟需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未来的环境法典中应当明文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其展开宜采总分模式。风险预防原则的三种强度版本是相辅相成、彼此衔接的有机统一体,灵活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且发生可能性应达到“合理怀疑”程度的生态环境风险活动。协商合作型生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耦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于法律理性之中,将实体上生态环境风险共识的形成纳入程序性的法律制度过程,是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中国环境立法年度观察报告(2023)

2023年中国环境立法的基本特征是立法范围的拓展,人居环境保护制度在不同层级的立法中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规定,生态保护也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立法主题。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进入立法规划已经影响到环境立法研究和实践,环境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和修改的节奏放缓,特殊区域生态保护立法出台,融入环境保护制度的法律法规逐步增多。环境司法解释继续发挥重要的制度构建功能。环境类部门规章主要在碳减排立法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其他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地方环境立法总体上在多年来形成的轨道上平稳前行,立法主题、立法方式等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创新,包括人居环境立法的增多、融入其他立法的环境保护制度越来越多,但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分工不清、热衷于区域保护立法和协同立法、执行性规则设计不到位等问题仍旧存在,地方环境立法的实质内容改进仍有较大空间。环境立法研究主要关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等主题,环境法律制度的研究仍呈现点状集中的特征,并较多与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相关联,对地方环境立法的评价和分析逐渐增多。

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演进逻辑与现代化发展进路

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相互交织。从情境—目标—策略的分析框架出发,发现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变迁呈现出权力、秩序与民生的三重演进逻辑。其中,权力逻辑强调党和政府对社会资源的绝对配置和对社会力量的有效动员;秩序逻辑体现为党和政府对组织层级建设的优化和对社会运行秩序的重构;民生逻辑则注重城市居民自治及其幸福感的提升。结合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历史情境与其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语境,可从权力逻辑的柔性应用、秩序逻辑的灵活调试以及民生逻辑的功能强化三个层面构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推进路径。

环境规制与资本跨地区流动——来自新《环保法》实施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异地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新《环保法》的实施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能够显著减少重污染企业异地投资的策略性行为,主要作用途径是加强外部资源约束和推动内部策略合规。进一步研究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在减少污染转移的基础上,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数量。本文在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背景下,为构建高质量的资本流动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以中国话语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确认环境权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年年度工作计划。通过法典编纂,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的形式确认下来,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盼,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目标和方向。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研究中,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立场,认真对待生态环境新期盼带来的利益关系新变化;坚持改革开放,准确把握我国环境权益保护现状与政策取向;坚持道路自信,以中国话语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确认环境权并作出一般规定、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和救济制度,提升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加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思路和构建方法——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和逻辑主线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需要我们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总则编规则体系应当以现行环境资源保护和循环经济与能源单行法律中的共通性规则加以构建,分则各编则应当以污染控制、自然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为指向,分别构建朝向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目标的行政规制、权利衡平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调节等法律规范体系类型。鉴于共通性生态环境规则和分则各编行为模式规范均包含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还应当在总则和分则中分别设立有关法律责任及其相关的适用性、引导性和程序性规定。

基于能动司法视角的蓝碳治理环境司法探讨

在系统梳理相关规范体系和实践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蓝碳治理的司法困境及成因,探讨了环境司法能动助力蓝碳治理的路径。结果表明:我国蓝碳存在司法适用规范阙如、司法权与行政权配置不合理、司法能动与克制的标准不明、责任承担方式各异等问题;指出环境司法下的蓝碳治理守正创新,须归纳其表层现象、挖掘深层逻辑,从正面肯定蓝碳司法本土化的制度创新,将积累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模型,以环境司法能动回应蓝碳治理,保障审前有限能动、审中适度能动和审后积极能动,以免具有生命力的司法经验在司法改革中被悄无声息地抹除,以蓝碳司法能动与国际社会共谋生态文明之道。

环境司法服务乡村生态振兴的逻辑展开

环境司法服务乡村生态振兴构成一个显性议题。《宪法》新发展理念以及生态环境国家目标任务对司法权履行乡村环境治理职责提供了规范依据。中国党政体制形塑之下的环境司法具有特殊回应机能,在实现环境正义的同时能够产生治理叠加效应。体制变革之后的国家检察机关能够有效承接立法权、有机整合行政权和有序对接审判权,在制约行政权方面凸显出不同于法院审判权的特殊意涵,实现了“行政主治”与“司法督促”的良性互动。检察机关通过发挥政府履职的承接者和监督者、条块联动协调者、多元参与组织者、治理机制稳定器等功能,消解政府主导乡村环境治理机制的牴牾、缺位、僵化,赋予环境司法服务乡村生态振兴新的内涵。同时,环境司法服务乡村生态振兴也存在着过度扩张、忽略过程监督、政治俘获和过度竞赛等风险,需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