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法律机制研究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内含减少污染的负外部性、增加生态系统的正外部性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三重意涵,存在“经济-环境”关系的二元协调,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但是,现有“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机制、“资源配置-经济发展”促进机制、“减污-降碳”合力机制难以涵盖全部要素。在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美国“经济增长-能源转型-环境治理”系统模式、欧盟“生态优先-能源结构优化-绿色发展”综合模式的基础上,或可引入“碳减排-污染防治-生态产品服务-绿色低碳发展”四位一体的协同模式。该模式以科学合理、经济性和生态环境完整性、多元主体参与为基本原则,以全国碳市场建设和能源转型为主战场,以绿色资金配置和绿色技术发展为两大侧重,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论《民法典》中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司法适用

我国《民法典》第1234、1235条授权满足规定条件的机关和组织运用民事法律责任手段追究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违反国家规定或一般注意义务的侵害行为、损害事实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侵害行为要件上,除了将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认定为侵害行为之外,法院还可以将违反一般注意义务的行为认定为构成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侵害行为。我们可以将《民法典》第1234条中的“能够”和“修复”分别解释为“技术上、经济上和法律上都能够”和“基本修复、补偿性修复和补充性修复”,以便推动生态环境实物修复责任的司法适用。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修改司法解释为虚拟治理成本法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等生态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的运用提供切实依据,以便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责任的司法适用。

从分散到综合: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体制碎片化困境及出路

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体制存在执法主体众多、执法依据繁杂、执法协调机制薄弱等执法体制碎片化问题。环境行政执法体制碎片化问题有3个成因,一是分散型环境管理体制的历史惯性,二是“环境”“资源”法律概念整体性认知阙如,三是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整合力度不足。借助整体性治理两阶段理论分析可知,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体制的发展处于从协调到整合的过渡阶段。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行政执法体制,一是要突破认知,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培育整体性环境行政执法理念共同体;二是需地方先行先试,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整合“环境”“资源”执法事项,尝试建构地方“超级综合执法”体制;三是要通过国家文件和立法确认,建立超边界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按日计罚中“拒不改正”的认定标准与适用方法

拒不改正作为按日计罚的关键构成要件,其认定标准在实践中并未达成统一。相比于客观结果标准,主客观相结合标准具有范围限定、精细灵活、利益平衡、过罚相当的优势。根据文义解释,拒不改正之“拒”有极强的主观意味,“不改正”则承载着客观内容,二者相互渗透。拒不改正主客观相结合标准的具体适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通过行为与结果、主观与客观的融贯,以层次化的认定体系细化成立拒不改正的正向认定标准;另一方面,区分排污者、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不成立拒不改正情形的认定,能够补强反向排除规则。

大数据时代的中国环境法治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多显现出原则性强与规则性弱的特点,导致其在应对具体环境问题时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大数据应用于中国环境法治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其对完善国家环境治理战略目标,对构建与完善国家与地方互动合作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对环境法基本理念的实现及基本原则的规则化设计,对构建与完善环境法基本制度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大数据时代,中国环境法治研究在方法样态上将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格局。而大数据成功应用于中国环境法治研究的关键,就在于研究者对大数据与中国环境法治研究的关联性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对大数据应用于中国环境法治问题研究的功能效用持有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大数据应用于中国环境法治问题研究的基本原则与具体要求有着十分透彻的了解。

论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入《环境保护法》——以环境私权对环境公权的制衡为视角

面对当前环境行政执法不力的现实尴尬,在强化环境行政执行权的同时,应考虑引入公众参与和私权因素,以环境私权制衡环境公权。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是一种能够有效解决环境恢复或生态修复等行政义务执行困境的间接行政强制方式,它是私权在公权中发挥作用、公众参与环境行政执行的体现。从大陆法系各国(地区)行政执行制度的发展和行政代履行制度现有规定来比较分析,行政执行权都经历了从强化到限制的过程,代履行制度的完善需要私权与公权相互制衡。我国应以《环境保护法》修改为契机,完善环境领域的代履行制度,应统一明确规定代履行的主体、程序与费用保障,通过代履行基金的私法债权求偿与公法债权征收两种方式的结合来保障义务人对代履行费用的切实承担,以保障污染者负担原则的贯彻落实。

推动我国城市垃圾分类法治化探讨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垃圾问题日益突出,垃圾分类回收处理问题十分紧迫。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陆续出台,试点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但就整体而言,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状况并不乐观,在法律体系、系统配套、公众参与、政府监管等方面尚存在着突出问题,亟待运用法治的力量调整和解决,以确保管理部门、专业机构和普通民众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责任,推动垃圾分类回收处理取得实效。

倒置与推定:对我国环境污染侵权中因果关系证明方法的反思

针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因果关系复杂的特性,我国立法中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意在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然而,该规则中对因果关系的"推定"未考虑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是否具有常态关系这个大前提,逻辑缺陷明显,以此"推定"的因果关系可靠性低;且被告对因果关系不存在的反证难度极大,使被告几近承担绝对责任。法院审理环境污染侵权案件时往往排斥或变通适用该举证规则,导致司法实践与立法脱节。而因果关系推定在逻辑结构上具有完整性和周延性,原告须对大前提(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有常态关系)和小前提(基础事实)进行举证,据此推定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则对因果关系不存在予以反证,既可针对因果关系这个推定事实直接反证,也可就原告举证的大小前提进行反证,这给被告提供了较大的抗辩空间,能够较好地弥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不足。

我国环境法基本制度的总体评价和未来走向

我国环境法基本制度的总体评价和未来走向●中山大学法律系李挚萍一、我国环境法基本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我国环境保护起步晚，直到７０年代末才受到一定的重视并逐步展开。面对污染已经相当严重，而刚从文革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中国，国力不强，百废待兴的历史背景，我们不可...

大数据视野下环境侵权诉讼证据制度的优化

大数据时代对环境侵权诉讼证据制度既形成了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存在着技术鉴定与法庭审判"两张皮"的现象,学界主要精力大都投放于规则的设计之中,大数据对于破解环境侵权取证难、判断难等问题的突出作用尚未引起广泛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极为稀少。大数据不仅是一种依据,也是一种法律方法论。将大数据融入到环境侵权诉讼证据制度的优化进程中是当前环境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一大课题,也是贯彻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应有之义。对此,制度设计者一方面要突破法学,进行文理结合的前瞻性探索,构建环境侵权证据立法的大数据分析平台、环境侵权证据的全天候监测体系、环境侵权民事救济的大数据证据分析系统等多个大数据平台;另一方面要回归法学,在环境侵权诉讼证据制度中构建大数据的权利图谱,进行法学方法论革新,构建事前预判与事后及时取证相结合的新技术范式。

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战略既是一种新的发展观，也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它的目的是通过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环境与发展和谐共进。目前，该战略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众多国家指导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需要法律的保障，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思想、新要求又极大地推动着法制建设的发展，两者的互相促动关系在环境法领域尤为明显。

环境公正、系统信任与垃圾处理场接受度

兴建垃圾处理场是解决当前"垃圾围城"困境的重要手段,而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是影响垃圾处理场建设与运营的重要标尺。本研究以厦门的垃圾处理实证调查为例,从环境公正的视角分析了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问题。结果显示,环境公正是影响公众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的重要因素。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是基于分配公正做出的决策行为;持有自私分配公正观者;承担的垃圾处理风险越多,风险感知越强烈,获得风险补偿越少者,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越低。而且其决策行为也会受到程序公正(风险沟通、选址程序公正观)的影响,参与风险沟通越多,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越高;反对政府与专家决定模式者,越容易出现垃圾处理接受危机。同时,环境公正还会通过系统信任间接影响垃圾处理场接受度。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转型背景下的实施困境及法律对策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在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背景下,其经历了从独立的生态空间管控制度,到从属于总体国土空间管制体系之中的重大转型。在这一制度转型背景下,当前生态保护红线的实施受到一定的阻碍,而相关研究对此关注不足,主要问题包括:“三线一单”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不足,“三线一单”的适用方式不明确,生态空间治理中的体制性障碍。对此,未来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完善与发展,需要在生态空间管控体系中确立生态保护红线的强制性效力,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的适用方式。同时,针对我国生态空间治理中的体制性障碍,还应强化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机制。

公众自测环境信息行为的法律思考

公众自测环境信息行为的特征显示出,它与我国现行环境监测制度下的环境监测行为存在着重大差异。公众自测环境信息行为具有多重的现实价值,支持其正当性的法律基础是知情权中的知情自由。我国现行环境监测制度并没有禁止这种行为,公众自测环境信息行为可以自由实施,也无必要专门制定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调整,但是,其行为的法律边界是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略论推进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的法律保障

环境执法通过促进守法和对违法的制裁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有效的环境执法需要公众参与,公共利益是公众参与和环境执法有机结合的逻辑纽带。文章在阐发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的目标和意义、分析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的法律保障措施建议,以期促进我国环境执法的健康发展。

西部能源开发中政府生态责任的法制保障问题探讨

能源开发是西部经济及社会发展总体布局中的基础和支柱,但目前西部地区能源开发的生态环境负效应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强化政府在西部能源开发中的生态责任,是实现西部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维护公众环境利益、弥补市场缺陷与维护区际公平的必然要求。为规制政府生态责任,需要强化可持续能源开发的政府综合决策责任,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政府主导的能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激励机制,完善西部能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保障公众有效参与能源开发生态化进程,建立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

西部环境立法的若干问题研究

文中阐述了西部环境立法的目的及价值取向,西部环境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西部环境立法的模式选择,环境权的承认及其确立和基本制度的设计规范。

碳封存项目责任风险管理之资金机制探究

由于碳封存项目的长期性和潜在损害的广泛性,因而应当构建应对责任风险的资金机制。我国碳封存示范项目可以采用"责任上限与政府财政负担相结合"的资金机制;未来规模化的推广项目则可以采用保证金、责任保险和补偿基金等资金机制。由于我国碳封存项目还处于示范阶段,因此这些资金机制构建中面临的诸多特有的关键问题还需依赖碳封存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才能最终予以解答。

环境权之辨析

文章以如何界定环境权的法律保护范围为出发点，而论证环境权的概念。同时，通过对环境权概念、权利主体和客体的探讨，对环境权的性质加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国内外学者将“环境权作为生存权的一种形式”的观点提出理论争鸣，认为环境权是一项与生存权相互交叉。

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问题探究

时当大数据产业迅速发展之际,环境保护部成立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领导小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环境资源依法利用与保护中大数据应用的重要作用。中国环境资源大数据应用的有利条件可以概括为大数据技术为精细化治理与规模化治理、静态治理与动态治理、即时治理与长远治理提供了辩证结合的可能。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的现实经验主要集中在环境资源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方面。虽然从理论上看大数据参与环境资源法治建设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但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面临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系统基础建设不足与大数据应用环境资源法治各领域个性问题突显这两个方面。相应的应对策略主要集中体现在提高数据收集能力、加强环境资源法治建设各领域数据化应用水平、加强环境资源数据信息收集体系化制度建设与大数据科研投入及人才队伍建设这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