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非实施主体的价值评判与法律规制——以网络化开放创新范式为视角

在传统视角下,专利非实施主体(NPE)主要产生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漏洞,它们通过滥诉和滥用禁令救济等方式攫取了不合理的高额利润,会产生阻碍创新、损害消费者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等消极效果。但实际上,NPE的产生与网络化开放创新密切相关。NPE是知识产权二级市场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产物,它在许可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专利许可模式由事前许可向事后许可的转变。同时,NPE也反过来促进了网络化开放创新。它可以促进技术流动,降低企业获取技术的搜寻成本,提高小企业和个体发明人的创新激励。因此,NPE并没有“原罪”,而是一个中性的市场主体。对NPE的规制思路,应当从基于主体身份的规制路径转变为基于滥用行为及其权利源头的规制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利法律问题思考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发明人主体资格、其生成物的可专利性及审查条件、权利归属、责任承担等方面对传统专利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与其生成物的区分是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法律问题的前提,发明人主体资格并不影响生成物中的技术方案作为专利法的保护客体。在审查条件方面,可以适当地采用综合对比原则以确保新颖性审查的准确性,调整“本领域技术人员”的拟制以提高创造性的审查标准,同时要坚持实用性的审查标准。在权利归属方面,经人工干预的发明,其专利权应当归属于发明人;未经人工干预的发明,应当参照适用职务发明和委托发明制度来确定其权利归属。在侵权责任方面,由于人工智能本身无法承担责任,应当将侵权责任分配至其背后的相关主体。

论专利制度的市场自然属性

市场自然属性是指发明创造、运用和寻求保护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际中应对生存与进步的生命本性,也是人的自然特征,不存在外因作用也能随市场需求而自然进步发展。发明创造是自然人寻求克服困难、提高劳动效率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本能,把发明创造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中,也是人们实现发明创造目的的自觉行为,将发明创造成果通过一种方式,如获得专利证书而得到社会和国家的认可同样是人的本性需求,无需其他因素影响和干预。基于对专利制度的起源、沿革和市场机理进行深度分析,探讨专利制度的自然属性及其内涵,分析政府、市场以及专利制度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专利制度应该遵循人的本能属性并符合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社会调节规律,不需要过多的外因干预,方能健康有序地推进。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选择许可环节的自由

拥有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人,通常会依据标准组织的专利政策,承诺按照公平、合理和非歧视(FRAND)条件向标准实施者发放专利许可。标准实施者可能是符合该标准的产品零件或组件的供应者,也可能是更大的系统和终端产品的制造商。在收到请求后,专利权人是否有义务向任意环节的标准实施者发放专利许可,是物联网时代的重要问题。在个案中,法院要综合考虑标准组织专利政策的字面含义、标准实施者的现实需求、专利权人的管理成本、相关行业的交易习惯等因素,对专利权人在特定标准组织的专利政策下的许可义务的范围作出合理的解释。原则上,如果标准组织并未明确限定许可层级,专利权人无须承担全面许可义务,可以合理选择许可对象,此所谓专利权人“不告就无须许可”的原则。如果专利权人主动针对上游厂商维权,则会触发许可义务,即有义务向其发出许可。在专利权人独立对外许可不受影响时,作为替代选项的专利池,可以在其与专利权人之间的授权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专利许可的层级。专利权人坚持终端许可的策略,通常不会实质影响上游组件或终端产品的市场竞争,反垄断法并无直接干预的必要。上述解释思路能够避免技术标准被专利挟持,同时确保专利权人获得合理回报,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

专利申请相关遗传资源公开要求新条约及我国因应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缔结的《产权组织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条约》规定了申请专利的发明基于遗传资源的应公开遗传资源的原产国或来源,基于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应公开传统知识持有者或来源的强制性义务,同时规定缔约方应通过国内法实施,并可自主决定违反公开要求的行为的制裁和救济措施。这不仅是第一项有关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保护的多边条约,而且是国际专利协调领域新的里程碑,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我国积极参与该条约的起草和缔结,并建立申请专利遗传资源公开要求制度和推动区域经贸协定纳入相关规定。但是,我国尚无相关传统知识公开要求制度,因而为准备加入该条约,应建立健全申请专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公开要求的一系列制度。

美国非专利实施主体禁令救济适用经验的梳解与借鉴

美国作为非专利实施主体的发源地,非专利实施主体禁令救济适用的司法案例与实证研究丰富。美国非专利实施主体禁令救济适用历程表明,产业主体是适用规则转向的重要驱动力量。禁令救济有着衡平法原则的回归,由一般适用向严格适用路径转向的趋势,一定程度起到对非专利实施主体的规制作用,同时也存在制度失灵风险。我国对非专利实施主体停止侵权救济的适用,原则上应保留其获得停止侵权救济的基本权利,遵循利益衡平原则,对当事人之间利益以及公共利益进行权衡;方法上宜采用一般适用为主,不予适用为例外的进路,通过设置考量要素进行要素测试分析,以决定是否以损害赔偿救济替代适用。

现代化中医药专利保护的制度困境与出路--基于对中医药特点与专利保护适应性的反思

符合西医药特点的专利保护制度在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适应。尽管现行专利制度已对涉及中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特殊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但在本土语境下据此保护主要根植于我国传统知识领域的中医药发明创造时,中医药的复杂性、整体性、道地性和时节性、差异性等特点仍未得到充分体现,并由此产生中医相关发明创造不具有专利适格性、专利审查缺乏一般性指导规则、申请文件难以通过合规性审查、申请主题的可专利性要求过高、关键性概念缺乏细化指导规则等问题。为此,可从专门审查标准的制定和商业秘密的补充保护两方面出发,寻求前述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以应对中医药专利保护的适应性需求,从而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立良法促发展保善治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

今年1月20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下称专利法实施细则)将正式施行。此次修改的专利法实施细则,在原细则的基础上新增30条,删除4条,条款数量变为149条,是历次细则修改中变化最大的一次。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是知识产权法治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对落实新修改的专利法、完善我国专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将系统提升我国专利工作水平,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激励创新的作用。

完善专利审查标准加强专利权源头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首先要从源头抓起,这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起始和基石。只有强化了源头保护,后续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工作链条运转才能更顺畅。加强知识产权源头保护,就是强调对知识产权创造阶段加以引导。专利审查工作是助力科技创新、引导创新创造的重要方面,是专利权产生的基础和专利保护的源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审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制度,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适用一并审理行民争议制度研究——兼评三起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引发的行政诉讼案

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制度自建立并实施以来未能得到有效适用,特别是在涉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该制度,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以三起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行政案件为视角,对一并审理专利侵权民事争议的制度构建,从适用要件、例外情形、裁判形式,以及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的受理要件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该制度的适用和完善提供更为有益的思路。尤其是在涉专利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中,积极推动一并审理行民争议制度的发展,符合实质性化解矛盾的司法审判导向,有助于防止程序空转,提高审判效率。

论比例原则在医药假冒专利中的适用——以《专利法》六十八条为对象的考察

【目的】论证比例原则的适用既有利于实现医药假冒专利者承担合理的民事责任,又有利于医药假冒专利行政责任的合理适用,同时有利于两者的有效衔接。【方法】运用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阐述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的医药假冒专利类型,为比例原则在医药假冒专利适用中提供样本。【结果】有限度地适用比例原则对于医药假冒专利的侵权构成与责任承担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结论】2020年《专利法》第六十八条的修订,加大了行政处罚的力度,并扩充了行政处罚的情形,有利于打击医药假冒专利人。

技术自由实施分析的实务探析

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地位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走向海外市场以获取更高收益,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往往会面临来自竞争对手的专利侵权诉讼威胁,尤其是在美国、日本、欧洲等知识产权保护严格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可能会遭遇销售禁令或巨额惩罚性赔偿,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活动。而预先进行细致周密的FTO尽职调查,则是破解此类困境的有效手段,有助于企业提前识别并规避潜在风险。

美国药品专利“常青”行为的规制经验及其借鉴

药品专利“常青”是专利药企业通过延长核心专利药的产品生命周期来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为。目前,我国对药品专利“常青”行为的规制经验不足。为有效预防和规制该行为,有必要以首例反向支付协议案为线索,洞察药品专利“常青”行为在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探究其目的及表现形式并考察美国的规制经验。最终提出我国规制药品专利“常青”行为应秉持利益平衡原则、提高创造性授权标准、要求“反向支付协议”事先报备和事后审查以及明确并细化“专利药跳转”行为规则的应对策略。

欧洲专利局数字技术审查规则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现行专利制度面临许多新挑战。欧洲专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EPO)作为成文法和判例法相结合的政府间组织,得益于里程碑式判例推动,成功创立了独特的数字技术相关专利审查规则。文章运用历史研究法,全面分析21世纪以来EPO在数字技术相关领域的专利立法、规则修订、判例法发展沿革,证明了顺应科技发展而相应完善审查原则的高质量判例对建立新领域专利保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并从调整“三性”标准、遴选重大典型案例、持续细化审查指南、制定中国特色规则等四个方面提出对我国完善新领域新业态专利保护规则的具体建议。

机械领域中公知常识的认定及举证

在机械领域专利审查中运用“三步法”进行创造性评述时,时常会涉及区别技术特征如机械部件结构及驱动、传动方式等具体设置是否为公知常识的判断,因此,深入、全面和系统地研究机械领域审查中公知常识的认定、充分说理方式与技巧、举证时机及策略,以及审查员如何提升自己的公知常识知识积累,对提高审查质量及审查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析放弃式修改

放弃式修改是一种常见于化学领域的特殊修改方式,《专利审查指南》(2023)(以下简称《指南》)对该种修改方式仅以连续数值范围的修改为例给出了示例性指引,从而导致审查实践中对其判断规则的理解和具体操作方式存在一些含糊不清之处。文章结合具体案例,在与其他国家/地区专利局类似规定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指南》中的相关规定以及设定相关规定的缘由进行梳理,给出了申请人在撰写专利申请时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以及审查员在面对放弃式修改的答复意见时应该如何处理的建议。

授权仿制药反竞争问题及其规制进路

授权仿制药作为专利药企业推出的一种竞争策略产品,本应具有丰富药品种类、提升消费福利、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向效应,但是当专利药企业以排除、限制竞争的目的推出授权仿制药时,该商业策略可能阻止独立仿制药进入市场并减少竞争,从而推升药品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健康利益。其中尤以非授权型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和解协议、扼杀式并购的外观表现最为典型。针对这两种行为,美国、欧盟已采取不少反垄断执法行动,以增加药品市场竞争、降低药品价格。现阶段专利药研发主要聚集于美欧大型药企,我国仍然是仿制药生产和使用大国。因此,建议对非授权型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和解协议宜从严适用推定违法原则,对涉及授权仿制药的药企并购宜审慎审批,并设置授权仿制药与独立仿制药的药品价格差,以促进我国药品市场竞争、提升消费者福利、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专利创造性判断中公知常识认定问题研究

公知常识是专利创造性判断中常见理由,但既有的法律法规对其的认定规则并不完善,专利审查和司法裁判中对通过举证证明和说理证明来认定公知常识的顺序和界限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坚持专利创造性判断中,保护具有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应当明确举证证明和说理证明的先后顺序,并有必要通过引入“众所周知的事实”来对需要举证证明和说理证明的公知常识进行划分。在此基准下,尝试扩大公知常识的载体范围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并使得公知常识的认定趋于客观化和公开化。

创造性评判中技术特征之间的协同作用

在化学领域专利申请的审查过程中,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产品往往具有组成成分较多的特点。因此,在按照“三步法”评述权利要求创造性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区别技术特征较多的情况,往往需要判断技术特征之间是否具有协同作用,技术效果是否为简单叠加。笔者尝试从如何判断技术特征之间是否具有协同作用这个角度来探索如何审查区别技术特征较多的专利申请案件。

创造性审查中改进动机和技术启示的判断

审查实践中,关于发明显而易见性的判断包含以下三个层次:能否发现技术问题以产生改进动机;现有技术中是否存在技术手段能够解决所述技术问题;是否能够将该技术手段与最接近现有技术相结合以解决所述技术问题,带来技术效果,并且获得改进的技术方案。针对上述三个层次提供相应的案例,说明当缺乏改进最接近现有技术的动机,或者现有技术中并不存在技术手段以解决所述技术问题,抑或客观上存在技术障碍,这种技术障碍使得技术手段无法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结合,即无法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使用该技术手段作出改进进而获得技术方案,此时认为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非显而易见的,进而认可发明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