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之罚:犯罪附随后果的法治化重构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发展至今,依据之广、数量之多、波及人员之众,早已超出预期。目前,该制度面临的正当性质疑主要包括:种类繁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对象泛化违反罪责自负原则、条件随意违反特殊预防目的、后果严苛违反罪刑均衡原则、自动开启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对此,建议坚持保安处分的定位进行法治化重构,即按照罪刑法定原则重构规范根据,按照罪责自负原则剔除间接后果,按照比例原则取消轻罪附随后果,按照预防再犯目的建立前后实质关联,按照再社会化要求创新复归社会通道,按照司法终局原则畅通权利救济程序。

我国流域环境刑事司法保护机制的优化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进程中,我国流域环境保护理念逐步从一元空间观向国土空间观转变,这要求识别流域的空间特征并针对性优化刑事司法保护机制。当前的刑事司法保护面临三个困境,具体为以打击水域环境犯罪为中心、环境犯罪线索来源单一、重要生态区域特殊保护缺乏。建议构建流域国土空间的能动预防犯罪机制,确立公安机关的枢纽地位,推行三方面优化措施,即公安机关绩效管理的综合化、公安机关“一对多”行刑衔接的精准化、公安机关与检法协同保护的专业化。

轻罪化背景下我国复权制度的构建

复权制度有其自身的正当性与运行逻辑,在域外形成了三种不同模式的立法实践。我国冗杂无序的刑罚附随制裁体系长期存在弊病,在轻罪立法扩张与犯罪整体趋轻的背景下,刑罚之后附随延续的各种严厉制裁更显不妥,加之轻罪领域“去标签化”制度的缺失,催生了我国构建复权制度的现实必要。首先,修正和整饬现行刑罚附随制裁体系是制度构建的前提;其次,基于轻罪化背景下的犯罪治理要求,明确以“定向权利恢复+犯罪记录封存”作为轻罪复权模式;最后,在此基础上构建复权制度框架,同时创立复权附带审查机制,对刑罚附随制裁制度形成反向制约与动态监督。

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监检衔接路径研究

开展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有助于消除企业职务犯罪风险,优化营商环境。但实践中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程序运行不畅,多数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止步于监察阶段,无法进入检察机关视野,从而无法进行合规整改。即使已经移送检察机关的涉职务犯罪企业,仍然面临着不起诉门槛过高,合规主导权不明以及合规程序不畅等问题。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二)》对惩治行贿犯罪的相关规定,通过对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过程中的启动主导权、合规范围和启动时间等程序关口的梳理,可以构建以监检衔接为核心、以提前介入监察为抓手的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路径。

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定罪和量刑中的适用

客观主义主张以客观行为为定罪的基础,主观主义更侧重人身危险性的考量。根据我国刑法"行为是犯罪"模式的界定,应当适用客观主义进行定罪;基于刑罚的防卫目的,应当以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考量的重点,适用主观主义标准。

归责视角下共犯意思联络的规范理解

意思联络关乎共同犯罪之共同性本质的理解,共同性本质决定共同归责之条件和范畴。当前,理论通说及实务观点多从心理因果关系、共同故意之前提等方面把握意思联络,对其归责的独立价值探究不足。于共同实现构成要件而言,意思联络具有明确的目标方向性、概括的行为指导性、显著的实践必然性,有别于作为主观归责基础的共同故意,是客观结果归责的事实依据。在不同共犯类型中,共同正犯的意思联络具有类协议性质,体现出促进共同关系、支配犯罪结果实现的归责功能;狭义共犯与正犯之间的意思联络强化其犯罪辅助作用,夯实心理性因果力的事实基础。欠缺意思联络的片面共同正犯无法交互归责,从属正犯行为的片面狭义共犯仍具可归责性。

论违反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递进式规制模式:从行政命令到刑法惩罚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中行政前置程序的识别、行政前置程序的规范化和各层次规范要素等问题,实践适用存在困顿,理论研究也相对阙如。从法理上看,违反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涵盖民刑衔接和行刑衔接两种模式。与前者相比,后种模式规制的主体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并带有明显的立法递进式色彩。设置这种模式有助于网络信息技术发展、保护和保障机能的双重实现以及刑法谦抑性原则的遵守。从前置模式来看,“责令改正”属于行政命令,规制的对象是网络平台以及需规范的具体程序。从后盾模式来看,当法益遭受实质侵害时,违反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刑法惩罚模式才会启动。刑法惩罚模式开始启动时,需对“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进行实质限缩和将本罪认定为复合罪过形式。

刑事合规的本土化障碍与理论纠偏

刑事合规的推行存在着本土化障碍。单位犯罪中自然人处罚从宽、合规后仍成立单位犯罪、不合规未必构成单位犯罪,都成为事前合规难以推动的理由。原因在于,自然人责任与组织体责任并行模式是我国认定单位犯罪所接受的方案,该模式也应当成为理论认可的方案。责任并行路径拓宽单位犯罪的认定范围,为事后合规的广泛适用提供法理基础,也使我国单位犯罪双罚制与单罚制、法定与事实单位犯罪法律后果不统一的问题通过事后合规对公平正义的“二次分配”得以解决。事后合规作为刑罚替代措施不受报应论检验,因而单位承担预防责任而非道义责任构成“放过企业”的理由;而在“放过责任人”的问题上,承担过失责任的主管人员不应成为单位故意犯罪的惩罚对象,如是理解可以缓和与策应“重罪不起诉”的法理冲突与现实需求。

认罪认罚量刑从宽的正当性证成:实质责任主义理论的引入

当前学术界关于认罪认罚量刑从宽正当性根据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基于特殊预防刑理论的法定从宽以及基于契约自由理论的交易从宽,两种理论分别源于实体法领域和程序法领域,在证成量刑从宽正当性问题上:特殊预防难以涵盖量刑从宽的正当性根基,而契约自由亦与量刑从宽的正当性不适配。肇源于德日刑法学界的实质责任主义理论以法秩序的复归为核心,具有扩大量刑情节选择范围的理论机能。利用实质责任主义理论证成量刑从宽的正当性,能够避免陷入悔罪条件的争议,兼容法定从宽以及契约自由的法理,彰显刑事政策,在冲突中开辟了一条圆融的统一正当性理论的道路。

刑法修改中的若干主要问题

刑法需要完善已有共识，这种共识并已成为具体的修法行动。据悉，刑法修改已进入第１１稿阶段。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在四川乐山召开的全国刑法学年会的中心议题也是刑法的修改。作为法学刊物应义不容辞参与这一工作，努力反映广大刑法学者的意见，以促进修改的刑法尽早出台并尽可能完善与科学。在本期笔谈专栏，本刊约请了六位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当届青年理事，就刑法修改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发表意见。同时，在专论栏目中，本刊还发表两篇有关刑法修改的论文。

适应市场经济 完善刑事立法

适应市场经济完善刑事立法赵秉志肖中华刑法作为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和规范市场经济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修改我国刑法已是摆在立法机关和刑法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任务。本文拟就市场经济体制下刑法完善的几个宏观问题作一探...

刑法第13条“但书”的出罪功能及司法适用研究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规定"但书"是立法定量模式的需要;离开"但书",无论在立法上或是在司法上都将无法完成罪与非罪界限的区分;适用"但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减少短期自由刑的弊端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书"的司法适用,应当坚持与形式犯罪构成相结合原则、综合考察原则与必要限制原则。

中国刑法的最新改革

中国刑法的最新改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秉志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博士生肖中华一、前言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以刑民合一、刑主民辅特点而著称的中华法系，曾是世界法系中一个品格独具而影响深远的法系。俟本世纪初，随着封建帝制在中国的根除和西方大陆法系文...

论袭警行为的刑法规制

面对暴力袭警频发,警察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的形势,一个重要的对策就是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予以严厉惩治,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有效保障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但是,法律对警察权威的特殊保障并不意味着警察权的扩大,更不意味着警察权的滥用。

试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

刑法修正案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对刑法典某一条文或某一部分进行修改或补充的规范性文件。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种立法模式,并作为刑法立法的一部分。从应然角度来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不应包括增加新罪名、提高法定刑或将轻刑种改为重刑种。刑法修正案的效力级别与刑法典相同,它作为补充立法模式不同于单行刑法,也有别于立法解释。自从1997年的《刑法》施行以来,我国现已颁布五个刑法修正案,可见刑法修正案已成为修改、补充我国现行刑法典的一种主要方式。

对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若干问题的实证分析

通过发放调研问卷与访谈等实证分析的研究,揭示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就普遍关注的刑侦体制改革、警察出庭作证两个专题进行理论探讨与反思,就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两项权力的并存与交叉问题进行初步的解剖。

刑罚执行中的人身危险性研究

在刑罚执行领域,人身危险性是指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的构成应该是以罪犯的犯罪人格为核心,以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外部条件,以罪犯的行为表现为外在表征的系统。人身危险性标准的提出,可以为罪犯的分类矫治、减刑假释、再犯预测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单位犯罪研究

单位犯罪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泽宏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期间，我国立法机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等１０多个法律、《补充规定》、《决定》中规定了５０多种犯罪可以由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构成。与此同时，准确地说是自８０...

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意义

被害人的承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被害人承诺包括关系人的合意和被害人的同意,其中,关系人的合意是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事由,而被害人的同意则是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狭义的被害人的承诺则仅指作为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而存在的被害人的同意。由于关系人的合意中并无所谓被害人的存在,因而刑法理论中的被害人承诺,凡未作特别说明,一般专指狭义的被害人的承诺即被害人同意,而法益衡量理论,则为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的刑事正当性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和说明。

试论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协调与立法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问世极大推动了国际反腐败事业的发展,中国对该公约的签署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但与公约的要求相对照,我国现行《刑法》还存在着诸多立法上的缺陷与空白,亟需进一步协调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