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反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递进式规制模式:从行政命令到刑法惩罚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中行政前置程序的识别、行政前置程序的规范化和各层次规范要素等问题,实践适用存在困顿,理论研究也相对阙如。从法理上看,违反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涵盖民刑衔接和行刑衔接两种模式。与前者相比,后种模式规制的主体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并带有明显的立法递进式色彩。设置这种模式有助于网络信息技术发展、保护和保障机能的双重实现以及刑法谦抑性原则的遵守。从前置模式来看,“责令改正”属于行政命令,规制的对象是网络平台以及需规范的具体程序。从后盾模式来看,当法益遭受实质侵害时,违反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刑法惩罚模式才会启动。刑法惩罚模式开始启动时,需对“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进行实质限缩和将本罪认定为复合罪过形式。

刑事合规的本土化障碍与理论纠偏

刑事合规的推行存在着本土化障碍。单位犯罪中自然人处罚从宽、合规后仍成立单位犯罪、不合规未必构成单位犯罪,都成为事前合规难以推动的理由。原因在于,自然人责任与组织体责任并行模式是我国认定单位犯罪所接受的方案,该模式也应当成为理论认可的方案。责任并行路径拓宽单位犯罪的认定范围,为事后合规的广泛适用提供法理基础,也使我国单位犯罪双罚制与单罚制、法定与事实单位犯罪法律后果不统一的问题通过事后合规对公平正义的“二次分配”得以解决。事后合规作为刑罚替代措施不受报应论检验,因而单位承担预防责任而非道义责任构成“放过企业”的理由;而在“放过责任人”的问题上,承担过失责任的主管人员不应成为单位故意犯罪的惩罚对象,如是理解可以缓和与策应“重罪不起诉”的法理冲突与现实需求。

设立犯罪之间界限和区分标准的合理性辨析

认为“传统刑法理论为了区分犯罪而刻意寻找和设立犯罪之间的界限和区分标准,会造成犯罪的认定困难”的观点,是对证据法裁判原则存在误解的表现。在存在竞合关系的犯罪中设立界限和区分标准,不会给犯罪的认定造成任何困难。对于部分区分标准曲解构成要件或者缺乏法律依据的问题,可通过完善区分标准以解决这一问题。犯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并非对立关系,即使设立了犯罪之间的界限和区分标准,也可以运用犯罪竞合的相关法理处理问题。基于此,除了在具有中立关系的犯罪之间没有必要设立界限和区分标准外,在具有对立关系、特别关系、交叉关系的犯罪之间均具有设立界限和区分标准的必要性。

刑法修改中的若干主要问题

刑法需要完善已有共识，这种共识并已成为具体的修法行动。据悉，刑法修改已进入第１１稿阶段。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在四川乐山召开的全国刑法学年会的中心议题也是刑法的修改。作为法学刊物应义不容辞参与这一工作，努力反映广大刑法学者的意见，以促进修改的刑法尽早出台并尽可能完善与科学。在本期笔谈专栏，本刊约请了六位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当届青年理事，就刑法修改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发表意见。同时，在专论栏目中，本刊还发表两篇有关刑法修改的论文。

适应市场经济 完善刑事立法

适应市场经济完善刑事立法赵秉志肖中华刑法作为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和规范市场经济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修改我国刑法已是摆在立法机关和刑法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任务。本文拟就市场经济体制下刑法完善的几个宏观问题作一探...

刑法第13条“但书”的出罪功能及司法适用研究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规定"但书"是立法定量模式的需要;离开"但书",无论在立法上或是在司法上都将无法完成罪与非罪界限的区分;适用"但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减少短期自由刑的弊端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书"的司法适用,应当坚持与形式犯罪构成相结合原则、综合考察原则与必要限制原则。

中国刑法的最新改革

中国刑法的最新改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秉志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博士生肖中华一、前言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以刑民合一、刑主民辅特点而著称的中华法系，曾是世界法系中一个品格独具而影响深远的法系。俟本世纪初，随着封建帝制在中国的根除和西方大陆法系文...

论袭警行为的刑法规制

面对暴力袭警频发,警察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的形势,一个重要的对策就是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予以严厉惩治,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有效保障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但是,法律对警察权威的特殊保障并不意味着警察权的扩大,更不意味着警察权的滥用。

试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

刑法修正案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对刑法典某一条文或某一部分进行修改或补充的规范性文件。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种立法模式,并作为刑法立法的一部分。从应然角度来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不应包括增加新罪名、提高法定刑或将轻刑种改为重刑种。刑法修正案的效力级别与刑法典相同,它作为补充立法模式不同于单行刑法,也有别于立法解释。自从1997年的《刑法》施行以来,我国现已颁布五个刑法修正案,可见刑法修正案已成为修改、补充我国现行刑法典的一种主要方式。

对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若干问题的实证分析

通过发放调研问卷与访谈等实证分析的研究,揭示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就普遍关注的刑侦体制改革、警察出庭作证两个专题进行理论探讨与反思,就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两项权力的并存与交叉问题进行初步的解剖。

刑罚执行中的人身危险性研究

在刑罚执行领域,人身危险性是指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的构成应该是以罪犯的犯罪人格为核心,以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外部条件,以罪犯的行为表现为外在表征的系统。人身危险性标准的提出,可以为罪犯的分类矫治、减刑假释、再犯预测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单位犯罪研究

单位犯罪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泽宏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期间，我国立法机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等１０多个法律、《补充规定》、《决定》中规定了５０多种犯罪可以由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构成。与此同时，准确地说是自８０...

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意义

被害人的承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被害人承诺包括关系人的合意和被害人的同意,其中,关系人的合意是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事由,而被害人的同意则是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狭义的被害人的承诺则仅指作为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而存在的被害人的同意。由于关系人的合意中并无所谓被害人的存在,因而刑法理论中的被害人承诺,凡未作特别说明,一般专指狭义的被害人的承诺即被害人同意,而法益衡量理论,则为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的刑事正当性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和说明。

试论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协调与立法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问世极大推动了国际反腐败事业的发展,中国对该公约的签署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但与公约的要求相对照,我国现行《刑法》还存在着诸多立法上的缺陷与空白,亟需进一步协调与完善。

群体性事件的刑法伦理分析——以构建和谐西部为视角

西部的和谐,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在西部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群体性事件往往和民族问题、边境问题交错在一起,给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群体性事件的理性处置,不仅仅是刑法功能如何发挥的问题,同时也拷问着地方党政领导的政治良知。从刑法之上、刑法之外研究刑法,解读刑法背后的政治伦理,从而指引刑法审慎介入群体性事件、理性甄别群体性事件、妥善解决群体性事件。

海峡两岸刑事管辖权的冲突及解决

海峡两岸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及解决是两岸司法互助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但也是区际司法互助中最根本的问题。由于海峡两岸的特殊关系,其刑事管辖权的解决将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解决海峡两岸刑事管辖权冲突需要根据其自身的特点、类型,按照先易后难的步骤,遵循两岸司法互助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探求最可行的具体规则。

论两岸四地刑事司法协助机制创新

两岸四地自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三十年以来,对治理跨境犯罪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其中一些法律制度的创立,标准与规范的确认,执法工作机制形成以及司法实践中处置手段与方法运用已呈现雏形,并具有了自身的特色。但面对不断升高的两岸四地犯罪状况及其导致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两岸四地有必要进行通盘考量,借鉴有关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与教训,积极创造条件,探索一些有效解决的最佳途径,使协助与合作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

论网络虚拟财产刑事保护的不当性——让虚拟财产永远待在虚拟世界

虚拟财产没有价值,也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商家不当敛财、巧取豪夺的一个圈套。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违背价值规律和价值交换规则,扰乱金融秩序,严重违反金融法。如果保护虚拟财产,将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犯罪化,不但遏制不了虚拟财产盗窃案,反而会适得其反,引发更多这样的案件。并且会诱导更多的青少年和社会精英加入游戏队伍,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还会使国家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引发通货膨胀。因而,法律不是应当促进虚拟财产,而是应当限制虚拟财产;不是应当把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犯罪化,而是应当把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兑换行为犯罪化。

论危险驾驶罪的理解与适用

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应作广义的理解,不具有公共通行性的道路不属于道路交通管理法规中的道路也应包括在内。追逐竞驶包括三种具体的情形,但必须存在两辆以上的机动车,机动车驾驶人之间是否存在意思联络不影响追逐竞驶的成立。对醉酒的认定,应坚持以酒精含量为主、意识和行动能力判断为辅的标准。追逐竞驶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醉酒驾驶的主观方面可以是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抽象危险犯是危险驾驶罪设立的理论基础,也是正确理解本罪法定刑设置以及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区别的重要前提。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腐败犯罪立法的衔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腐败犯罪立法上体现出犯罪圈宽泛、刑事责任规定妥当及立法技术科学与成熟等特点。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分则中对腐败犯罪的规定在立法模式上有明显的“不严而厉”的倾向,没有起到很好的预防与遏制犯罪的效果——立法思想和立法结果都存在非理性的成分,为了加强国际合作,克服现行刑法中存在的不足,切实履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我国腐败犯罪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及法定刑都有必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