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行为之定性

用拾得的他人信用卡在ATM机上取走大量现金的行为,既不能定盗窃罪,也不能定侵占罪,而应该定信用卡诈骗罪。以"机器不可能被骗"作为否定信用卡诈骗罪成立的理由不可靠。认为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如同拾得他人的钥匙后用钥匙开门取走财物的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拾得信用卡并不等于拾得了信用卡上记载的现金,而信用卡本身也不能成为侵占罪的对象。信用卡诈骗罪具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罪的特殊性,不能用传统的观念来解释。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是《刑法》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若按其他罪定罪,就违反了有法必依和罪刑法定的原则。

从政府“独角戏”到社会“总动员”:“十二五”时期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路径与策略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过分强调政府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的管理权力而忽视公众的参与,就难以发挥公众积极性,不利于实现性别比升高问题治理的目的。应从现实实际出发采取措施,有的放矢,大力促进社会总动员。

“一物多卖”拒不返还财产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处理

针对“一物多卖”等合同纠纷引发的刑民交叉案件,司法机关往往在认可合同效力的同时扩大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合同诈骗罪来处理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纠纷。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存在犯罪构成要件识别上的偏差,也是对民事主体自由支配民事权利的抑制。慎重选择民事或刑事程序解决“一物多卖”拒不返还财产的刑民交叉案件纠纷,可以实现法律价值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也能够充分发挥司法行为在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以及维护法律规范调整机能方面的功能。

象刑与五刑

象 刑 与 五 刑 都 是 中 国 古 代 的 刑 罚 制 度 。 五 刑 是 指 四 种 肉 刑 与 死 刑 ， 即墨 、劓 、膑 、宫 、大 辟 五 种 刑 罚 ； 象 刑 是 以“画 衣 冠 异 章 服”的 办 法 来 模 仿 、效 法 五刑 的 一 种 惩 罚 方 式 。 五 刑 行 于 阶 级 社 会 ， 而 象 刑 则 行 于 原 始 社 会 末 期 的 尧 舜 时代 。《尚 书·尧 典》和《皋 陶 谟》中 的 五 刑 实 际 上 是 指 象

刑法分则的四种规定

有些文章对法定拟制与注意规定进行了研究,但是该项研究有待完善。刑法分则有四种规定,对四种规定的界定是否科学合理,关乎到能否准确定罪量刑,也涉及对法律规范的正确理解,立足体系解释原理,对分则的四种规定才可能做出合理界定。基本规定是对定罪处罚的最一般规定;拟制规定是对构成彼罪的行为却按此罪论的规定;指示规定是指示司法工作人员在多种结论中如何选择一种作为处理案件的结论;提示规定是为了引起司法人员的注意而做的规定。

论罚金刑执行困境的破解

我国罚金刑面临着执行上的困境,一方面大量财产刑在判决中被适用,另一方面财产性执行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形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有罚金刑的刑罚性质被漠视,财产归属难以查清,保障罚金刑执行的后续措施欠缺。完善我国罚金刑制度,可以从利用信用惩戒平台对拒不缴纳罚金的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治,建立罚金刑易科制度,明确罚金刑执行主体,强化检察权的作用等方面着手。

论唐代杖刑制度的发展变化

The heavy-stick punishment is one of the fiv e- punishments in Tang Dynasty, it experienled a lot of changes in practice: The h eavy-stick punishment was often used as appended punishment; sometimes it was us ed to kill capital criminal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ang Dynasty there was a ne w type of heavy-stick punishment--hitting the back only with heavy-stick. The he avy-stick punishment in Tang Dynasty is heavier than what was stipulated in the Tang Code in practice.

城市化率上升背景下低生育率常态化分析

中国城市化发展最迅猛的30多年,伴随的是中国的生育率从高到低变化。对低生育率的分析多种多样,本文则是通过城市化发展的视角,分析城市化下住房、教育、医疗、休闲娱乐等经济压力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城市化不是影响生育的直接原因,但是城市化的发展与低生育率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城市化率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低生育率将是常态化的社会现象。

管窥“刑罚世轻世重”与“严打”行动

从西周“刑罚世轻世重”原则出发,分析“严打”行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示人们“严打”只是“重典治乱世”的手段之一,要达到整治社会经济秩序、保一方平安的目的,更需要平时的齐抓共管,严防重惩,力争达到刑罚“世重”一时、“世轻”一世的理想境界。

略论认定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几个理论问题

当前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判断,主要集中在对其外延,即具体情形的探讨上,但对"情节较轻"的内涵,即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则探讨不多。在理论上,绑架罪"情节较轻"属于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需要司法者进行一定的价值评判。评判的基础是能够影响绑架罪罪质轻重的事实要素,评判的标准则是法益侵害的层次和程度。

对刑法上占有的理解与占有说之提倡

一般认为的保护法益是他人的财产,但对"他人的财产"如何理解,学术上未有定论。对于刑法中的财产犯罪的法益历来有本权说与占有说之争,本文首先分析比较了刑法上的占有与民法上的占有的联系与区别,指出我国民法上对占有的规定与日本民法对占有的规定的区别,并站在"占有"在刑法上与民法上具有统一性的立场,指出我国在这一问题的选择上占有说的观点更为可取。

略论传染病防治失职罪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属于渎职罪中的一具体罪名。该罪在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都有自己的特征。在司法认定传染病防治失职罪时,我们要注意新旧刑法的变化和有关的司法解释。同时,我们要对该罪的立法设计和司法解释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价。

试论当前我国缉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毒品犯罪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兴亡。目前我国缉毒工作存在诸多问题,应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我们应当改进缉毒工作,将我国的缉毒工作不断推向新的台阶。

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理论反思与制度完善——基于C市值班律师制度的实证研究

使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既是值班律师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的重要前提。“两院三部”于2020年9月联合颁布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进一步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然而,在理论层面,学界将值班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与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混同;在实践层面,值班律师的会见机制、司法审查机制以及配套保障机制仍有待落实。实际上,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属于有限辩护,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也低于有效辩护。为此,宜从理论上明确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有限辩护属性,重新审视有效法律帮助的实质内涵及判断标准;应从实践上在值班律师的履职层面和公权力机关的保障层面合力落实值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改进有效法律帮助的司法审查机制,提高值班律师的履职质量,力求在当前立法框架下实现值班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

试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阶段性特征——以东南区域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实践为例

本文通过浙江、安徽若干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典型剖析 ,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的阶段性问题作了专题性的深入探索 ,大致呈现为四个阶段 ,即计划生育突出落实四项手术阶段 ;计划生育规范化、法制化阶段 ;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阶段及计划生育管理社区化、生育文化现代化阶段。

试论汉字中蕴含的古代刑法文化

汉字中积淀了丰厚的古代刑法文化信息 ,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刑法的类型、施刑的对象与方式。古代刑法的类型较全面 ,有肉体刑、生命刑 ,也有财产刑 。

清末刑法改制述评

清末刑法改制是中国刑法现代化的进程的开端,其一方面承袭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对西方近代刑法制度的引入,构建了近代刑法体系,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建立了近代的刑罚制度。但是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清末刑法改制也有其本身的历史局限性。

云计算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问题研究——基于SLA协议

云计算作为一种新兴的服务模式,以其方便、快捷、扩展性强的特点开创了网络交互模式的新时代。云计算服务产业化已形成规模,大量云计算软件已被大众认可和接受,而这一新兴技术带来极大优势的同时,也必然存在诸多弊端,其中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成为了关乎用户切身利益的首要问题。云计算服务协议中,SLA协议作为服务提供商与用户之间的合同,是唯一一个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规定的协议,因而应用民法学中的理论对其中的侵权责任等内容进行充实和完善,保证用户个人信息权利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是推动云计算产业良好运行和发展的必要保障。

非法持有毒品罪司法适用相关问题探析

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持有毒品罪中"情节严重"的理解和适用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忽视其适用容易导致量刑不均衡,应从毒品数量和持有毒品的人员、场所的特殊性等有关情节入手对其予以准确理解和适用。对多次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行为人每次非法持有的毒品数量都不足数量较大标准,累积起来才够数量较大(甚至数量大)的标准的情形下,毒品数量不可累积计算;行为人某次或者每次非法持有的毒品数量都达到了数量较大或者数量大的标准的情形下,毒品数量可以累积计算。对于代购毒品行为的认定,应从"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等角度加以把握,以准确认定由代购毒品而成立的非法持有毒品罪。

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的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的适用存在争议,甚至可能造成越界规制的不当后果。究其原因,主要是本罪的认定和适用标准不统一。其实,可以结合公共场所的性质、人数、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确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判定标准,从虚假信息的语言表达形式、尺度、涉及社会负面事件及政府行为的虚假信息的特殊性对“虚假信息”进行合理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