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逃税行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前置条件

《刑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这一前置条件实现对逃税行为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已受行政处罚”要求客观上完成罚款的缴纳,但不妨碍行为人行使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也与行为人内心是否主动悔罪无关。逃税罪立法中该前置条件的限制适用情形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并不冲突,其中规定的“五年内”的起算时间点应考虑所受处罚的种类及其具体执行情况。这一前置条件以行政处置手段影响对逃税行为法益侵害的终局评价,故在逃税案初犯处理过程中,行政处理程序应前置于刑事追诉程序。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认定及其防范

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定义不科学,将“实用性”作为商业秘密的法律特征并无必要;“经行为人采取保密措施”的规定将商业秘密的外延限制过窄,应改为“行为人具有保密的意思”。侵犯商业秘密罪在立法上采用结果犯的模式易导致理论和司法上的混乱,若将其改为行为犯,有助于理顺侵犯商业秘密罪理论体系中的各种矛盾,解决司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处罚过失的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应将其非罪化;建议重构完整和科学的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体系,修改、完善商业秘密刑事立法,强化我国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罪的防范机制。

“P2P网贷债权转让”的刑法介入——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实质解释为视角

司法实务对P2P债权转让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界限的认定存在争议。究其本源,主要是在国家金融垄断主义立场下,作为民间借贷的一种类型,P2P债权转让形态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合度。出于协调法律体系之目的,结合2015年6月出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实务界应立足于保护金融秩序法益之本位,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解构为短缩的二行为犯。以此合理划定P2P网贷债权转让的犯罪圈,给民间金融提供生存的合法空间。

非法经营罪中“非法买卖外汇”的理解

"买卖"作为普通用语包括买和卖两个方面的含义,但对于刑法中"买卖"的含义要结合犯罪类型的本质以及刑法规范的目的予以确定,不同刑法条文中"买卖"的含义也不一定相同。非法经营罪在客观方面是一种经营行为,主观上以营利为目的,非法经营罪中的"非法买卖外汇"也必须被解释为是一种经营行为。非法买汇自用行为虽然破坏了国家对外汇的管理制度,但其没有营利的目的,不是经营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P2P网络借贷犯罪及其刑法治理研究

P2P网络借贷是将原有的资金借贷流程通过网络平台来实现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多种新型的运营模式,这些创新模式积聚了许多风险,也成了非法集资等经济违法犯罪的高发区域。基于经济犯罪自身固有的特征以及刑法谦抑性等因素的影响,刑法在介入P2P网络借贷犯罪的治理时应当极为谨慎,需要贯彻轻缓化的刑事政策精神,注重刑事责任实现的多样化。完善刑法治理制度可以从曾加资格刑的种类、完善非刑罚处罚制度、修改个罪的犯罪构成与刑罚适用等方面着手进行。

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网络化动向与应对

互联网经济给农耕时代和工业革命带来迥异的生产经营要素和方式。当前破坏电商平台等互联网经济体的正常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活动日益加剧。扩张解释是应对新型犯罪的出路,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现有规定可以提供主客观方面的前提条件。"互联网+"经济的深化和转型要求立法加快完善步伐,发挥破解破坏生产经营罪适用法律困局的终极作用,应结合域外立法经验,确认破坏市场秩序与网络经济的正常生产经营为犯罪客体,规定简明罪状,界定生产经营的外延,确立单位的犯罪主体资格,修改法定刑种类与量刑档次。

刑法“假药”界定的妥当性辩护

药品管理法规定的按假药处理的法律拟制假药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将生产、销售此类假药行为纳入犯罪圈,从而在假药的界定上保持刑法与行政法的一致,不仅是法益保护、我国二元处罚体系和当前刑事政策的迫切需求,亦是假药犯罪之抽象危险犯属性的必然体现。在生产、销售假药罪的量刑上,完全否认部分法律拟制假药与实质假药在危害性程度上的区别,可能会导致刑事处罚的不公,应允许被告方进行危险反证。

新型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文明转型时期，由于众多因素影响，使得在经济领域，除猖獗依然的传统经济犯罪之外，又出现了诸多新型经济犯罪，其危害之重，乃始料不及，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新修订的刑法（下称新刑法），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大了用...

高利转贷罪有关问题浅析

高利转贷罪是一个新罪名。本文着重探讨了该罪的构成以及认定高利转贷 罪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对金融工作人员与借款人互相勾结，套取无息或低 息信贷资金，高利转贷案件的处理提出了建议。

数字版权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的主观目的检视

根据我国刑法第217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营利目的”。然而,在数字版权时代到来之际,过于强调行为人主观上的营利目的,不仅徒增了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的证明难度,而且极有可能放纵一些主观上不具有营利目的但客观上侵犯了著作权的行为。目前,有学者主张保留对该罪名的主观目的限定,另有学者主张可以放宽对该罪名的认定标准,并认为在网络环境下并不需要行为人具有营利的目的,但这些观点并不能为数字版权的保护提供充足的刑法规范依据。因此,通过修改刑法取消该罪名的“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定,不仅有利于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负担、契合数字版权保护的特征,而且与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相一致,是未来针对这一问题较为妥当的解决方案。

贷款诈骗罪疑难问题研究

贷款诈骗行为包括五种形式 ,“其他方法”应与前四种方法具有性质上的同一性 ;对单位贷款诈骗行为 ,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但对单位及其责任人员可以按照合同诈骗罪论处 ;贷款诈骗罪主观方面不能由间接故意构成 ,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主要应从行为人对到期归还贷款能力的认识、贷款的使用情况以及是否诚实还贷三方面进行考察。

影响力交易罪若干问题研究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一项腐败领域中的新罪名。它具有交易主体的广泛性、交易行为的多样性、交易的双向性与惩罚的双向性、交易的隐蔽性等特征。影响力交易罪是行为犯,存在未遂状态。法人也可以构成影响力交易罪。强烈建议在刑法中规定影响力交易罪。

对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区分

经济犯罪的概念可表述为 :违反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法律、法规 ,破坏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活动 ,触犯刑律 ,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认定经济犯罪应当坚持法律标准 ,对于法律无明文规定的经济行为 ,即使其违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对发展生产力有害无益 ,也不宜认定为违法犯罪行为。经济犯罪是经济违法的深层次反映 ,两者的界限 ,实际上是一个罪与非罪的界限。划清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界限的关键 ,就是要查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即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假药犯罪的国际化与法律对策研究

丰富的数据和案例表明假药犯罪呈现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并具有犯罪渗透全面化、犯罪技术网络化、犯罪集团规模化等特点,对全球公共健康造成极大危害。药品供需的失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加剧都给假药犯罪制造了机会。为了更好地应对,世界各国要加强行政监管、健全刑事规制、建立报告制度。国际层面最直接的法律对策是制定有关假药犯罪的国际公约,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以《补充议定书》的形式对假药犯罪予以规定,是最容易也最可能实现的方式。

论盗版的刑法规制——从国际条约的履行到国内立法的完善

我国加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后,针对不断增多的盗版行为,如何在履行国际条约基础之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保护制度,成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盗版犯罪认定存在客观标准过高、标准不统一、保护对象不充分、主观目的要求缺少合理性、刑罚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等一系列问题。加强盗版的刑法规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著作权刑事保护立场,立足于著作权人的损失而不是侵权人的收益;降低盗版构成犯罪的客观数额标准;扩大著作权刑事保护对象,将严重侵犯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行为纳入著作权刑事保护范围;区分有营利目的和无营利目的的盗版行为并规定不同的犯罪成立客观数额标准。从刑罚上加大现有刑罚适用范围,提高罚金刑标准,扩展打击手段,增加其他刑事救济措施,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和惩治功能。

非诈骗型金融犯罪的立法考问及制度选择

与金融诈骗罪侵害财产所有权不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属于非诈骗型金融犯罪。非诈骗型金融犯罪存在法益虚化、入罪界限模糊、处罚过重等问题。从性质上,应将非诈骗型金融犯罪定性为法定犯;应坚持法益实质侵害的观念,将法益界定为国家的金融自由交易保障权;应重视金融违规的不可避免性、制度缺陷性、被害人过错性、规制成本的经济性等因素对非诈骗型金融犯罪的重要影响,秉持刑法谦抑的基本立场,高度重视犯罪的前刑法治理,对罪犯的刑事责任的承担形式进行改革完善。

浅析刑法设置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罪

我国已经正式成为WTO成员 ,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也应当与国际接轨。新刑法虽然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 ,但其存在着重大缺陷 ,特别是对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相关规定。

网络直播中违法营销食品的刑法问题

网络直播营销模式下的食品营销行为更为复杂,在出现食品安全事件的情况下,追究相关主体的刑事责任需要根据各自法律地位和义务内容进行分析。对于直播营销平台,应考虑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或虚假广告罪进行评价;对于销售商家,应考虑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进行评价;对于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人员,则主要以虚假广告罪追究刑事责任。在一些情形下,直播间运营者也可能构成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论我国证券犯罪的刑法控制

针对我国证券市场刑法控制的困感,本文从控制分析证券犯罪的意义入手,认为刑法控制必须符合我国的刑法目的,并对国家惩治证券犯罪的强制力程度和市场对其反馈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指出当前我国对证券犯罪的打击惩罚应注意的问题。

保险诈骗罪若干问题之探析

97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规制有较多疏漏和模糊之处,笔者以为保险诈骗行为远非法定5种,应在刑法条文增设一项概括性规定以避免无限制的扩张解释;采用结果犯的构成要件设置模式既符合立法原意也体现刑法的谦抑性;有必要把保险诈骗罪由特殊主体扩充为一般主体;通过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有高度盖然性,但不具有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仅实施了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而未向保险人索赔不应并罚;法定刑的设置应注重与其他金融诈骗罪相均衡;应增设“过失协助保险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