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

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是把好立案关的首要内容,即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广义地包含着渎职犯罪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认定。在渎职犯罪因果关系存在的前提下,应对渎职犯罪间接因果关系、渎职犯罪造成危害结果的可能性、渎职犯罪因果关系中断等说法予以澄清,以确保渎职犯罪因果关系认定无障碍。在涉及多种身份主体的共同渎职犯罪案件中,应在“捆绑的因果关系”中逐一认定各种身份主体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同时,在存在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中,“条件”或“条件关系”的概念与“孤立简化法则”,是应予准确领会和掌握的哲学理论武器。

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中徇私要件的认定与分析

渎职犯罪中的徇私是指犯罪动机;在犯罪论体系中属于主观责任要素。徇私要件的含义不能等同于生活用语,一些没有超出一般社会观念容忍度的私情私利,不属于刑法中的徇私。为了本单位利益的情形不能认定为徇私。在共同渎职行为中,是否具有徇私目的应遵循“责任个别”的认定规则;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以认定具有徇私目的并成立相关渎职犯罪的共犯。徇私情应当与个人私交、上级指令进行区分;认定徇私利须与渎职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联。

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认定

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较为常见,通过搜索近10年来相关案件,发现对于损害后果之一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适用中存在着随意扩大解释、适用标准存在差异、过分强调媒体报道和群众上报等问题。引起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包括概念本身的抽象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明确、不合理以及司法习惯等,从科学界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合理内涵、明确认定的基本原则和方式以及厘清与损失后果的区别等角度,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民事枉法裁判行为定性研究

民事枉法裁判行为作为一种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为,在实践中仍存在单独适用较为困难,以徇私、徇情作为定性前提等问题。结合当前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可将法官是否积极履行特定审判义务作为考量其行为是否属于枉法裁判的基准。结合民事审判的特点,对于法官没有查找、适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或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作出裁判,以及怠于在庭审前分配当事人的法定证明责任、怠于在庭审中履行调查取证权等情形,都可将之吸纳为民事枉法裁判罪客观表现之一,再结合产生的危害后果判断是否构成犯罪。

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渎职犯罪立法的再思考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渎职罪的立法存在传统结果犯立法模式,法条竞合处理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未直接保护生态法益,法定刑过轻等问题。为此,应在坚持生态法益为危害结果内容、理顺法条竞合关系、将生态法益作为直接保护对象、提高法定刑等原则的基础上,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

试论徇私枉法罪中“徇私”的理解与认定

“徇私”应是构成徇私枉法罪主观方面的必备的犯罪动机要件。“徇私”应是指徇个人私情私利,而不应包括“徇单位之私”。“小集体”、“小团体”利益究竟是单位利益还是个人利益,司法实践中,要注意结合具体案情,区别对待。

食品监管渎职罪疑难问题探析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不仅包括县级以上各级食品监督管理部门中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且包括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该罪的行为方式包括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且每种行为方式均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决定了该罪为结果犯;在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人员过失竞合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场合,只有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直接或必然因果关系时,才能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刑事责任;主管人员构成该罪以其存在"监督过失"为基础。

挪用型犯罪的界定及其立法完善

挪用行为在挪用型犯罪的构成体系中,应当是罪体的核心要素;在刑罚规范的地位中,应当是各条刑法罪行规范模式中的重心。挪用型犯罪是以挪用行为作为基础形成的一个与我国刑法分则体系排列布局不同的分类标准。作为行为形态的一种,必然有其独立于盗窃、侵占、诈骗等实行行为的品格,挪用行为要求取自自己占有和暂时使用的意图。据此,挪用型犯罪应是规制"挪"行为的刑事立法,无须将"使用"行为也规定进去;挪用者的身份不限于行使公共权力(公务)的人,也不限于具有民事上的代理权的人,挪用行为只要求存在信赖关系。

30名贪污受贿人员心理蜕变过程的质性研究

本研究运用Nvivo8.0质性分析研究工具,对30个贪污受贿等腐败案例进行剖析。结果表明,贪污受贿行为"39"和"59"年龄现象不明显;不同年龄段贪污受贿的心理动机存在差异,并且主要集中在"攀比失衡"、"贪婪与诱惑"、"为利益关系人牟利"、"虚荣心"和"自傲"5类;贪污受贿人员的心理状态随着犯罪行为的发生发展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他们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复杂的心理过程。研究贪污受贿人员的心理蜕变过程,并加以利用和正确引导,对预防贪污受贿犯罪具有积极的作用。

模型建构视野下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之区别

近年来,刑法学界在涉及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两罪的认定时争议颇多,尤其表现在对两罪主观罪过形式及客观方面特征的界定上。实际上,刑法所建构的犯罪识别模型(犯罪构成)虽然来源于生活原型,但由于人为概念系统固有的拟制功能,法律规定往往高于生活事实本身。据此,在犯罪模型上将所有故意性的一般渎职行为统一拟制为滥用职权罪,将所有过失性的一般渎职行为统一拟制为玩忽职守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于事实原型本身,但却是十分必要和切实可行的。

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

对于结果犯占据了近半数的渎职犯罪而言,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成为认定此类犯罪的关键。一方面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应遵循刑法因果判断的一般规则,另一方面由渎职罪所保护的法益所决定。其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法律拟制的特点。在具体判断时,既要基于渎职犯罪行为的特点进行一般考察,又要以法律上实质的原因力为标准进行因果关系的个别判断。

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重述

当前,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作为两大"主力"的多元反腐败机制存在较多不足,以致实效欠佳,且一些普遍性做法不完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可依循激活存量的思路,理顺二者的职能范围,使各安其所、各司其职,并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和措施。目前,我们应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为契机,适度拓展检察职能。如此,既有利于实现反腐倡廉、建设法治化国家,也有利于实现依法执政、建设现代化中国。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研究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实施的犯罪行为,包括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当下中国正处于职务犯罪的多发期。这些职务犯罪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也给人民安康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严肃查处。同时,为了有效遏制职务犯罪,我们必须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能力和效力,必须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规范化。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型实务工作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职务犯罪侦查改革》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必然代表本刊之立场。

职务犯罪的立法比较与借鉴

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新形势下,尤其是新《刑诉法》的实施,使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的转型迫在眉睫。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是,实践中少数侦查人员对该制度重视不够,少数案件中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全程性、与讯问笔录同步性存在瑕疵。需要完善同步录音录像的操作规程,增强侦查人员的规范意识,保证录音录像与讯问过程、讯问笔录的同步性,加大制度执行的内部监督力度。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路径是要强化对职务犯罪立案及侦查过程的监督、用量刑建议权强化对审判的监督、落实上下两级院对案件第一审判决同步审查机制及加强对刑罚执行阶段的监督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警察本身职业化程度以及制度性腐败等问题使得警察职务犯罪日益严峻,逐渐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呈现出内容上多贪利与侵犯私权,手段上更隐蔽、专业性更强且颇具群体性,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等特征。针对新形势下警察职务犯罪的新特征,有必要加强预防机制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建立"观念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创新型机制。借鉴国外立法,促进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建议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改为"概括数额加其他犯罪情节"的模式;将非特定公物纳入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将贿赂的范围从"财物"扩大至"不正当好处";取消被动型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和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适当前置贿赂犯罪的构成条件,只要实施要求、期约、收受贿赂的任一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或行贿罪且为既遂;增设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对贪利型职务犯罪增设相应财产刑,对行贿罪增设资格刑。

积极推进公务卡的使用 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

本文主要分析了在中央预算和省级预算部门推行公务卡消费制度的作用和深远意义,通过实施公务卡消费,不仅有利于促进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使用,更有利于提高公务开支透明度,防治腐败和降低行政成本,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

裁判规范还是行为规范——对滥用职权罪的功能性考察

刑法规范具有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功能。滥用职权罪应以行为规范功能为先,以“重大损失”作为构成要件限制了其行为规范功能;司法上的扩张解释虽然有助于实现该功能,却又危及罪刑法定原则。滥用职权罪之行为规范立足于规范的实质根据和价值取向,构造为义务规范,旨在保障职权的安全行使。立法和司法工作应当遵循行为规范功能,强化义务意识,预防优先。

酌定情节法定化的理据与路径

酌定情节作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核心内容,其法定化的基本法理依据是:绝对理性的幻灭与自由裁量的无可规避性,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权限导向。其法定化的现实依据是基于对我国现阶段司法现状的考察,对我国刑法学界重定罪轻量刑、重法定情节轻酌定情节错误导向的纠正,以及对域外立法成功经验的借鉴。酌定情节在刑事立法上的路径抉择为:刑法总则在规定量刑的基本原则时尽可能详尽地标举出量刑应当考虑的基本因素;以立法的形式标举出现实中较为常见、司法实践和理论总结较为成熟、含义相对确定的酌定情节。

我国跨境职务罪案协查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职务犯罪向境外发展是新时期廉政建设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内地与港澳之间在控制此类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已建立起个案协查机制,并根据情况变化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为适应港澳回归和“入世”的需要,法域间应当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提高合作档次,加大追逃追赃力度,制订协助法律规范,以健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法制环境。

湖南省公务卡发展现状调查与对策建议

公务卡是我国支付领域为进一步深化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创新公务支付模式而开发的支付工具。作为一项新兴的贷记卡业务，公务卡具有提高财政财务透明度、推进源头防治腐败工作、加强预算单位财务管理等作用。本文对湖南省公务卡发展现状做了调查，分析研究公务卡推广应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我国公务卡制度改革的风险分析及防范策略

公务卡的推行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但公务卡持卡人、使用单位和发卡行三个方面存在诸多风险。为此,发卡行应加大公务卡业务宣传力度;为持卡人增设风险提示,绑定还款账户;重新设计三方协议,清晰界定各方责任与权利;把握好市场与风险的平衡关系,加强持卡人信用额度管理,限制持卡人不良信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