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伦理道德视角阐释重构我国亲属拒证权问题

亲属拒绝作证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许多国家的诉讼法典或证据立法中都有明确规定。目前,我国现行诉讼法虽对此尚未做出相关具体规定,但法学理论界关于是否重构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的激烈论争却存在已久。本文拟从我国传统伦理文化视角,来阐释重构亲属拒证权的重要现实意义及提出几点重建构想。

困境与突破:我国亲属拒证权制度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创设亲属拒证权"出庭豁免"模式,宣示了人伦亲情普世价值的回归,立足于权利本位赋予亲属证人出庭选择权。但该制度存在目的与手段、权利与权利、形式与实质的悖论,给实践带来诸多困境。域外立法普遍采取亲属拒证权"证言豁免"模式,实现了程序正义与人伦亲情的统一。有必要放弃"出庭豁免"模式,从体系定位、主体范围、实质内容、程序保障等方面重构亲属拒证权。

对亲属拒证权的几点补充

我国刑事诉讼草案重新确立了亲属享有拒证权,这无疑是法律的一大进步。但是该法条存在诸多不足。笔者在此提出几点补充:首先明确亲属拒证权是一项权利,其次扩展亲属拒证权的范围,再次将三类案件排除在亲属拒证权的案件范围,最后,提出违反了亲属拒证这一法律规定的后果及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