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

各国在处理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时主要采取两种模式,即单向域外适用模式与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前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政策性的特权,在处理域外侵权行为时往往不会发生外国的知识产权法被本国法院所适用的情况,但会出现本国知识产权法适用于发生在域外行为的情形;后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民事权利,对于发生在域外的行为,本国法院既可能适用本国知识产权法律,也可能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律,是否发生外国法律的适用取决于一国立法对较为中立的连接点的界定。我国在立法上采取了以“被请求保护地”为连接点的双向域外适用模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并不进行法律选择而是径行适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这将导致在司法上采取了将中国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于域外行为的单向域外适用模式。我国应在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上回归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并在具体纠纷裁判中丰富和明确“被请求保护地”的含义,同时设置“无所不在”侵权行为的特殊法律适用规则,限制当事人共同选择适用法的范围以及确定公共秩序在准据法选择中的适用,以实现维护本国利益的目的。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分类和程序分野

民事公益诉讼入法的十余年间,司法实践的发展形态与立法者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检察机关迅速在公益诉讼中处于一家独大的领导者角色,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可能的隐患。面向未来,应当区分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功能和纠纷解决功能,并根据两个功能配置不同的程序规定,在坚持检察机关主导诉前程序的同时,强化法院审判权在公益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以此实现从一家独大到双轮驱动的转变,更好地实现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和目的。

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体系定位

独立的制度空间是发挥独立价值的基础,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其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的关系,讨论在刑事罚金和行政罚款之下还有无独立的制度空间。在功能上,三者具有同质性,均旨在惩罚遏制违法行为;在适用的案件范围上,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与食品犯罪趋同,并被行政处罚所包含;在金钱罚手段上,针对食品违法行为,《刑法》与《食品安全法》规定了足够的金钱罚手段,客观上无需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予以补足。因此,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并无大范围适用的必要。但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相对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具有自身的制度优势,其适用范围应据此确定,以形成相互区分又有机衔接的规制体系。

指导性案例制度的运行思路再定位

指导性案例制度旨在通过各级法院参照适用前案的方式,推进法律适用的统一。但该制度的运行存在效力不明确、供给量不足、适用范围不广等诸多问题。鉴于遵循先例以实现同案同判的运行机制与指导性案例以确保法律适用统一的运行机制具有相似性,通过分析判例法上遵循先例的运行条件,融入指导性案例的运行环境观察其运行效果,发现由于两者的法律适用逻辑存在根本性差异,指导性案例制度实现法律适用统一的效率性、稳定性、权威性和发展性等方面皆不尽如人意。指导性案例应当回归其指导示范价值而非硬性拘束,并围绕覆盖司法分歧和增加案例竞争,完善相应的遴选与退出机制。

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制度的废除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诉前公告争议很大。现行司法解释要求履行诉前公告程序,保障其他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优位性,目的在于限制公权力介入私权领域,发挥其他机关和组织在民事公益诉讼上的专业优势,但是其未关注到我国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现实弱势,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诉前公告制度呈现“空置状态”,基本没有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告后介入诉讼,反而导致与刑事审查起诉期限之间的冲突,干扰刑事审判的正常进行,不利于保障诉讼效率,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应当废除刑事附带公益诉讼案件的诉前公告制度。

民事在线诉讼当事人权益保障的检视与路径探索

当事人权益保障体现了以当事人为中心的诉讼理念,确保了实现诉讼效益与程序公正的统一。在线诉讼中单一的程序选择权类型难以满足双方当事人需求、证人远程作证提高了质证难度、异步审理稀释了直接言词原则、个人信息保护与庭审公开之间存在张力。应当根据被选择事项性质合理确定选择权类型、加强证人远程作证技术保障、肯定异步审理的价值并明确边界、具体衡量审判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价值利益。

论互联网平台个人信息侵权诉讼中的要件事实确定

要件事实的确定取决于实体法规定,并作用于从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的全过程。若要件事实无法确定,将会引发疑难案件,在互联网平台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尤为突出。司法实践表明,严守法条主义无法解决疑难案件,应当在该类案件的法律发现与法律证立中考量后果主义。在法律发现过程中,解释实体法以确定要件事实的核心内容,并加入举证困难等因素对规范结构进行适当调整,由此构成以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由三者共同构成的过错评价根据事实作为原告的请求原因,以过错的评价妨碍事实作为被告抗辩的要件事实结构。在法律证立的过程中,将要件事实裁判思维融入司法裁判中的论证中,注重运用以后果主义和协调主义为核心的二阶证立对释法说理进行必要的调适。

民事二审撤回起诉禁止再诉规则研究

针对二审中原告撤回起诉又再行诉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设立了再诉禁止规则,但该规则存在不当限制原告诉权、不当比附重复起诉、不当设定处置后果等三重缺陷。基于比例原则,我国不宜续采再行诉讼禁止模式。为实现二审原告撤回起诉再行诉讼的规制转型,我国应从再诉失权转向费用偿付,并在诉讼费用偿付模式的本土展开过程中,从偿付范围和偿付路径等方面完成标准建构。

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出庭率、驱动模式与治理转向

证人出庭是发挥证言功能的关键环节。实证调研显示,对民事诉讼证人出庭率低的印象与实践并不吻合,新《证据规定》对证人出庭率提升作用疲弱,新时期证人出庭陷入程序约束软化、证言功能虚化和证言排除理由异化的困境。基于证人出庭作为私人激励结果、避险技术工具和心理慰藉支点的多维解说,从历史成因、驱动模式和诉讼经济角度展开深层再阐释可以发现,社会标准化趋势及证言不确定性造成的审查难题严重削弱了证言的证明价值,证人出庭驱动模式错位进一步诱发了其证明功能紊乱,微观和整体视角下的经济考量又助推了法官不信任、不依赖证人倾向的形成。治理证人出庭问题,应从关注出庭率转换至提升证明质效,在确定必须出庭证人范围的前提下,矫正出庭驱动模式以修复法官对证人的信任,并因应在线作证趋势,促进其规范化。

表见代理证明责任分配论略

《民诉法解释》第91条以规范说为蓝本确立了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而规范说旨在对实体规范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确立证明责任的分配。《民法典》第172条规定了表见代理下相对人请求被代理人履行合同内容的请求权基础,奠定了表见代理证明责任分配的基准,但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存在不完善及矛盾之处。从实现制度设立的意旨出发,立足于相关实体规范所内含的风险分配,并基于体系化解释,应将被代理人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之一;对于可归责性与善意且无过失的证明责任分配,应遵循规范说的分配路径,明确可归责性属于权利妨碍规范、善意且无过失属于权利发生规范,分别由被代理人与相对人承担证明责任。

论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化

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未成年人、妇女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作为抽象化的特定群体,由于其具有相对性,需要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范围存在着难以有序拓展的问题。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需要制度化的内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和程序规则的设定。在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中,社会公共利益既是审理对象,又是起诉条件,作为起诉条件的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由实体法予以规定。同时,为解决程序规则的合法性、冲突与重复问题,应尽快制定《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通过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配合,实现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化。

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危机与程序统合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可谓壮观,但风生水起的背后隐藏着渐趋严峻的制度危机。危机的三重外在表象是“超简化立法系统性不足”“司法解释规则碎片化趋势”和“程序属性、制度功能异化”,其内在法理本质则是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实然性功能错位。将欲挽回残局,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与“司法解释”须回归应然性功能构造。为此,要立足于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明确要求,依托已纳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之《检察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一并考虑)的立法进程,提出“民事公益侵害阻断程序”的理论性支撑概念,结合相关立法的一体化配套修改,推进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性程序统合。

小额诉讼四重独立性的理论建构

我国现行小额诉讼存在着严重的理念、程序、制度与主体的非独立性问题。小额诉讼四重独立性模型承续既有的小额诉讼程序独立性理论,增添法理独立性、制度独立性与主体独立性,从理念、程序、制度与主体四重维度建构全新的小额诉讼理论框架。小额诉讼四重独立性模型在阶梯式结构的接续展开过程中培育小额诉讼共同体,为小额诉讼的未来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引。普惠性司法与程序相称性两种理论共同构成小额诉讼四重独立性模型的正当基础。全面构筑小额诉讼的独立性体系,可以从制度利用者的立场系统性重塑小额诉讼的指导理念,在简易程序之后设立专章规范小额诉讼程序,形成供给充足、品格独立的小额诉讼制度集群,建立专业化的小额诉讼审判组织。

我国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论纲

根据2022年修改后的《反垄断法》第60条第2款,我国在制定法层面正式创设了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然而,该款仅就检察院作为起诉主体作出规定,未涉及诉讼请求的内容、管辖法院的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等与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密切相关的基础问题。检察院提起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时,其在诉讼中兼有法律监督者与原告的“双重身份”,但以原告为主,法律监督重在进行事后纠错。根据垄断违法行为损害的利益状态之差异,检察院主张的诉讼请求当以预防性措施为主,以损害赔偿甚至惩罚性赔偿为辅。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各高级人民法院报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后可确定由辖区内部分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检察院在起诉时只需提供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或有受损危险的初步证据,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固定地由被告承担;除此之外,检察院与被告均应举证证明其事实主张,且针对某一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会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转移;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若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需承担不利的后果。

我国执行回转的制度反思与程序重构——兼评《强制执行法(草案)》第91至94条

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进入单独立法倒计时之际,全面审视与反思执行回转制度正当其时。作为一项移植于苏联的特色制度,我国的执行回转具有减轻当事人诉累、快速恢复原状、兼顾效率与公平等多重价值,但同时也存在背离审执分离与处分原则、缺乏体系建构与程序衔接等诸多问题。执行回转不属于执行救济,也不应内嵌于执行程序之中,而应定性为一种“简略式审判程序”,参照非讼程序原理进行设计。新的执行回转制度应该以判决的形式判定是否回转及其具体内容,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的路径,严格限定当事人的范围,适当扩大回转标的的范围,有效细化具体程序规则,理顺与执行程序、另诉程序、破产程序、国家赔偿程序等周边程序的关系。

家事诉讼社会化:形成脉络、理论证成、运行机制

家事诉讼是民事诉讼的特殊类型,在民事诉讼呈现社会化趋向、家庭实体法的社会性日益凸显,以及身份案件和财产案件的差异性得到充分阐释的脉络中,家事诉讼社会化命题逐步形成和发展。家事诉讼社会化具有充足的理论支撑:司法权国家性与社会性的相互兼容关系是理论基础,家事诉讼功能的实现需要社会化构建,家事诉讼社会化是家事诉讼专业性建设的核心要求,社会治理社会化的创新格局为家事诉讼社会化提供了可能性和持续性。家事诉讼社会化亟需从目前散乱无序、模糊泛化的状态迈向具体有机、系统性和结构化的制度建构。诉中可借力社会力量保障诉讼顺利进行、辅助查明案件事实、参与诉讼调解,诉外可转介社会调解、开展案后帮扶,合理建构诉中借力和诉外转介的双向运行机制。

两岸相互认可法院民事裁判实务的非均衡性研究

在对两岸相互认可法院民事裁判的司法实务,包括两岸相互认可法院裁判的基本情况、申请认可的裁判文书种类、法院裁判结果及裁判理由等进行系统考察后可以发现,两岸相互认可法院裁判实务呈现较法律规定更明显的非均衡性:内地人民法院展现了较法律规定更为宽松和开放的态度;台湾地区法院对于法律规定模糊、存有较大裁量空间的事项,采取或限缩或扩张解释,对认可人民法院裁判秉持严格和保守立场。非均衡性的根本成因在于两岸互信失衡和目标相异,台湾地区司法人员立场纠偏和内地司法品质持续提升是可能的矫正路径。

公益诉讼案件原则上不适用执行和解

法答网问题:公益诉讼案件执行过程中,是否能够和解?引言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修正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等仅对诉讼和解与调解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均未涉及公益诉讼是否适用执行和解的问题。

民事诉权的希尔伯特问题

诉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首要希尔伯特问题。面对边缘化风险,民事诉权亟需证成自身的有用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诉权先后肩负民事诉讼体制的社会主义转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立案登记制改革以及“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历史使命与时代精神。二元诉权论虽然是我国长期坚守的通说,但并未对诉权规范及其实践提供清晰的概念指引,法律文本中的诉权规范可能分别指向起诉行为、起诉权、胜诉权、案件受理等意涵。学说史的发展和迭代表明,诉权保障并不必然伴随立案登记制。立案登记制改革亟待与诉权模式转型形成联动。二元诉权论与具体公法诉权论存在亲缘关系。囿于诉之可能性等关键概念缺失以及“案多人少”的现实挑战,二元诉权论同样面临“起诉难”这一私法诉权说的实践弊病。“诉讼爆炸”“无理缠诉”并非诉权模式转型的当然结果。随着民事诉权希尔伯特问题的有效解决,立案登记制改革终将走出“历史的三峡”,实现民事诉权保障与规制的衡平与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