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微信证据排除规则构建

在互联网应用常态化下,微信早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易存储、易提取等优点使得微信证据成为诉讼双方当事人使用最为频繁的电子数据证据之一。但由于其具有流动性与虚拟性,存储方式与取证方式呈现多样化,导致恶意截取、私自伪造证据等问题层出不穷。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在民事诉讼领域已初步确立,但在具体适用方面尚缺乏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体系和规则明细,亟需确立微信证据“三性”审查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

民事诉讼中区块链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问题研究

当前,理论上仍存在区块链电子数据的原件之争,法院对区块链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也颇有不足,完善区块链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规则具有必要性。立足于区块链存证技术对电子数据真实性的保障逻辑,宏观上应依据区块链电子数据的不同类型和存在的不同阶段构建其真实性认定的基本框架。链上生成的区块链电子数据为原件,可自我鉴真,应推定其为真实;链下生成的区块链电子数据为复制件,应遵循最佳证据规则。在区分入链前后两个阶段的基础上,推定区块链电子数据入链后的形式真实性,并采用过程审查和补强规则来综合认定其入链前的真实性。微观上须统一区块链存证平台的资质标准,细化平台中立性认定标准,以完善区块链电子数据真实性审查规则。

论仅有转账凭证之借贷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对《民间借贷规定》第17条之检讨

原告仅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为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以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为由否认借贷关系的存在,这是司法实践中一类颇为常见却很难处理的案件,其主要待证事实往往最终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针对该类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各地法院曾经存在四种不同的处理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民间借贷规定》第17条则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但是,该条款对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之设计有违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理,不当降低了借贷事实的证明标准,混淆了附理由的否认和抗辩以及本证与反证的关系,从而造成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当,故应当对该条款予以修正。

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证据研究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在诉讼领域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电子数据证据应运而生。依托互联网这个媒介,并借助各种电子设备形成的电子数据证据,在认定案件事实、寻找法律依据的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在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电子数据证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被列出,有了独立的法律地位。然而,由于电子数据证据的高技术性和掌握难度,传统证据理论很难直接应用于电子数据证据,学术界关于电子数据证据的概念和适用规则也多种多样。现如今,电子数据证据是司法活动中常用的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总结其法律本质和适用规则对司法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线诉讼证人出庭作证规则研究

在线诉讼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尤其是证人的在线出庭作证规则应该主动求变适应时代发展。基于此,文章通过研究证人在线出庭作证规则的基本情况,并提出完善证人身份认证程序、规范证人在线出庭作证的环境、完善证人在线出庭作证规则等建议,以完善我国目前在线诉讼证人出庭作证规则。

论技术侦查证据的使用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技侦证据材料法庭审核的三种规范模式,在未来的实践运作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潜在性问题:法庭审核的三种规范模式蜕变为单一的庭外调查;而辩护律师又难以介入庭外调查程序;加之技侦种类的不明确,庭外调查最终可能异化为秘密审判。唯有明确技侦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线索指向和证据使用的双重功能定位,恪守最后使用原则,理清技侦手段所获实物类证据材料和作为人证的言词类证据材料的分类审核程序,才能将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使用效果发挥极致。

“攻击防御方法”之平衡——简论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原则要求法院保障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不仅应消极对待双方当事人,而且要积极辅助在“攻击防御方法”掌控上出于弱势的一方当事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和律师收集证据的手段和程序之规定既不利于当事人“攻击防御方法”的平衡,又有违法院中立地位的要求。我国应当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取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

法官调查取证制度的合理构建

法官调查取证是与诉讼模式选择密切相关的重要的诉讼制度。法官调查取证在时间上应当在庭前完成,主体上由专门庭前法官承担,在方式上、原则上采取间接取证和例外直接取证。按法定程序进行证据交换质证后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作为庭前的法官调查取证,不是庭审程序的必经程序。一般情况下庭审程序之前没有法官调查取证程序,只有在遇到法定情形才可能为之,即庭审程序前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法官调查取证,庭前取证服务于庭审程序,通俗是说庭前调查取证程序并非必设,即便启动时也只能限定在最小范围和有的确需要调查的必要,并且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或者之前告知利害关系人,他们有权提出书面异议,以衡平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从而提升价值绩效,最终形成制度性的"中国特色"。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与转化

证据的衔接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重要的一环,现阶段的证据衔接存在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基础性的问题多视角地加以审视。完善证据衔接制度,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既需要立法层面的制度设计,也需要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

论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

事案解明义务是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有的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提出证据材料及忍受勘验等义务,其在弥补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弊端、解决当事人诉讼武器不平等、促进诉讼以及协助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辩论主义的限制和修正,事案解明义务在我国已初步确立,但尚欠缺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前提和规则体系。确立约束性辩论主义,构建事案解明义务规则体系,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殊为必要。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

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举证时限上实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公正和效益。在以公正和效益为司法改革主旋律的今天,建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大限度发挥司法社会效益的需要,而且也是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趋于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保障,更符合国际民事诉讼立法的潮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设立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但因最高人民法院仅能对现行法律作操作解释的职能局限和实施的效力问题,特别是有些规定严格来说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存在冲突,终究不能最终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应尽快制订民事证据法或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以用法律的形式确立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

论仅有转账凭证之借贷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对《民间借贷规定》第1条之检讨

原告仅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为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以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为由否认借贷关系的存在,这是司法实践中-类颇为常见却很难处理的案件,其主要待证事实往往最终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针对该类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各地法院曾经存在四种不同的处理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民间借贷规定》第17条则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但是,该条款对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之设计有违证明责任分配的-般原理,不当降低了借贷事实的证明标准,混淆了附理由的否认和抗辩以及本证与反证的关系,从而造成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当,故应当对该条款予以修正.

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规范问题再审思

规范说是民事实体法中证明责任分配规范配置的基本原则,我国民事立法中却未完全体现该原则。最新出台的《民法典》中,显性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较以往有小幅增加;从规范说角度,我国民事实体法中的诸多问题依然未得到充分回应,条文间缺乏体系化的证明责任考量问题未得到实质性回应;证明责任提示语使用的规范程度仍有提升空间;规范说与消极事实的证明难题尚未厘清;两种证明责任表达方式的区分适用存在混乱,存在过多使用显性证明责任规定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由来已久,根本上是由我国民事实体法之“权利义务型”条文表述模式所致。短期只能以立法解释方式进行补充完善;长期而言,立法者须对民事实体法的条文表述方式进行深入、系统的考量。

论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下的证据收集

诉讼模式从"辩论主义"向"协同主义"转变的历史背景,为民事诉讼各主体在证据收集领域的协作奠定了正当性基础。民事诉讼证据收集的主体包括当事人、代理律师、法院三者,而并不包括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程序中,当事人居于主导地位,代理律师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而法院则对当事人取证行为予以阐明和指导,并可弥补当事人取证能力之不足。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应定位于分工与协作,其中分工是前提,协作是本质与核心。证据收集程序中的协作具有两层含义,其中取证主体与对象间的协作具有更为实质的意义。各取证主体与对象所负担的协作义务其法理依据并不相同,但其共同的深层根据为各诉讼主体所担负的"诉讼协助义务"。

审判中心改革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与完善——基于2013年来486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考察

完善证据规则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通过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文本规定与司法实践考察,发现非法排除规则在启动门槛、启动方式、证明标准、庭前会议与排除效果等方面存在司法与立法相背离的严重问题。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与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质上相辅相成。在审判中心改革背景下推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实,应强化侦查、公诉服务审判的意识,实现审判对侦查、公诉的有效制约;构建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新型检律协作关系;消解法律治理化的政法传统,为刑事司法场域独立运行提供条件。

我国监察证据规则的主要内容及立法完善

监察法是一部惩治职务违法犯罪的反腐之法,标志着反腐败斗争的法治化。为保障监察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监察法设置了一定的证据规则。但在仔细考察和分析这些证据规则之后,不难发现其存在某些缺陷,包括证据种类的缺失、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得不够科学、沿袭党内反腐过度依赖言词证据的惯性等。而这些缺陷的存在,可能会给监察程序的公正、效率等造成某些消极的影响,因而需要在立法上对监察证据的种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完善并从立法上规范言词证据的使用。

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研究

应当类型化分配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区分给付型和非给付型两种类别。给付型不当得利中"没有合法根据"为给付人未实现给付目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无合法根据"为财产移转客观上违反交换正义的利益平衡要求。给付型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又可区分为基于受损人自身行为产生的不当得利和侵害他人权益型不当得利,其中因受损人自身行为产生的不当得利中,"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而侵害他人权益型不当得利中,"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则由被告承担。

拯救社会公德的证据法药方——论不得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

从道德上批判社会公德沦陷固然必要,但只有更加注重法律的激励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社会公德进一步恶化。在美国,不得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通过切断从行善行为到过错责任的自然推理链条,激励着人们积极从事对社会有益之行为。而在中国,此类规则不仅拥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类似的立法规定,更重要的是它们符合构建和谐社会、重塑社会公德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然而仅仅移植此类规则显然不够,因为导致社会公德沦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综合性的鸡尾酒疗法。

中立证人观与民事证人评价制度的建构

我国民事诉讼中一直以来以中立证人观规定、理解证人,也以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作为判断证人证言证明力的重要方法。其实证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方式上与案件或者当事人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中立证人不仅是一种乌托邦的设想,同时与现代诉讼制度的改革是异质的,为此应在克服传统中立证人观的基础上,确立与之适应的证人评价法,这就是矛盾评价法。

实践困境下的过渡和妥协——论我国规范性书面证言制度的构建

证人证言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所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在我国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书面证言大量存在,而法官对其效力的认定并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目前我国对于书面证人证言的规定存在很大问题,而对其进行完善的理想路径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为此,构建规范性书面证言制度作为一个过渡手段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