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以法定原告资格为视角

在一般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有其特殊的理由,这些理由包括确保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消除原告举证的障碍等。而环境公益诉讼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的原告类型不同,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得原告在与被告之间的力量对比、举证能力等方面都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存在明显不同。双方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能力不再像在普通的环境侵权诉讼中那样对比悬殊,原本在一般环境侵权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时所考虑的因素有所改变。在此情形下,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存在较大局限性,是不合理的,不宜直接按照现有关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的规定予以推行。

公安机关“两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隐忧——以警察行政强制权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两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问题。在警务执法领域,由于两权共享机构的存在以及警察法的宽泛授权,导致了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取证主体同一,并有可能导致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中过度依赖警察行政强制措施,造成虚置刑事诉讼法、助长"不破不立"现象以及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实质辩护权等危害。为了防患于未然,应当在警察强制措施合法性概念中引入侦查比例原则,同时构建一个公开、公正的证据核实程序。从长远来看,完善我国的警察法体系则是解决诸多警察取证问题的一剂良药。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及完善

自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公安机关在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过程中暴露较为集中的是三类问题:一是对法律上表述的某些非法取证方法不甚理解,讯问中不宜把握;二是在讯问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宜发现的非法取证盲区;三是侦查机关在非法证据的"自查自排"中存在"漂白证据"现象。上述问题不仅直接影响证据的合法性、可靠性,而且成为滋生新型非法取证方式"避风港"。对此,课题组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完善建议、有效的防范措施,并建议立法机关修改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

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侦查、起诉与审判阶段,其初衷是对非法证据要"及早发现、及时排除"。但鉴于侦查理念与部门利益的考虑,以及实践中违法取证行为由显性违法不断转向"隐性违法",辩护律师不能在侦查取证过程中享有在场权,再加上刑诉法对非法证据界定模糊,这共同使得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陷入困境。要尽早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在革新侦查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务实的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行政诉讼中规范性文件的证据性质及其法治意义

狭义规范性文件是指除法律法规和规章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根据现行法律体制,所有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是广义的审查依据,然而法律法规是绝对依据,规章是参照,其他规范性文件只是参考,法院对法律法规和规章是形式审查,对其他规范性文件兼有形式和实质审查。即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是有限性审查。从观念上说所有规范性文件都应该是证据,而将规范性文件尤其是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界定为证据,法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对其进行审查,并做出判断,而且手段隐蔽。行政诉讼中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证据性质确立有充足的理由,但属于附带性审查,这种观点比较前卫与大胆,无疑也是对现有制度的一种突破,有一定的法治意义。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认定的三重维度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之认定贯穿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运行的全过程,而并非只存在于起诉或诉讼程序中。应从履职范围、履职期限、履职程度三个逐步递进的维度来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应类型化为监督职责与具体微观的管理职责,不包含抽象宏观的管理职责;对生效行政决定的履行监督应纳入履职范围;逾期未回复检察建议应被排除在“不依法履行职责”认定的履职范围之外。履职期限分为程序性履职期限和实体性履职期限,二者在不同阶段或单独存在或同时并存,导致不同阶段的履职期限计算规则有所区别。履职程度之认定应考察行政行为与结果二要素,二者的适用存在先结果后行为的顺位,且不同阶段各有偏重。

“政府信息不存在”诉讼之合理检索义务标准探究

在信息公开诉讼中,行政机关以“信息不存在”为由拒绝提供政府信息的,人民法院应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尽到“合理检索义务”。对“合理检索义务”的认定,法院应秉承“有限审查”的原则,主要以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为基础进行审查。在诉讼中,法院对“合理检索义务”的判断应采用客观的标准,主要包括检索的载体、检索的主体和检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