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协商的检察主导评析

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核心要旨的量刑协商带有典型的检察主导特征,表现在程序启动、协商过程、具结结果等诸多方面。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只有被检察机关认为是有理有据的,才有望被依法吸纳进量刑建议之中。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司法样态,量刑协商的检察主导,虽能契合中国权力本位的诉讼理念和法定主义的职权行使,却大大压缩了控辩双方协商的空间,并可能因检察官无法超越控方立场,从而引发量刑建议的合意性、合理性不足等问题。在关注可能的优化方案时,还应对控辩协商制度发展的外部环境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有不认罪案件的庭审实质化真正得以实现,作为主导者的检察官才能有内生动力与辩护方展开协商,并有望被赋予更大的自由裁量权,量刑协商制度也才能在中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审判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从减少社会对抗、化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出发,即使被告人当庭或在二审期间认罪认罚,法院也可根据情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时法院应认真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背后的悔罪真意,在从宽幅度上体现出应有的差别。被告人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仍宜由控辩双方协商,法官应恪守协商审查把关者的角色,不宜作为协商主体。当然,控辩协商时,法官可进行必要的参与和引导,适度简化协商程序。对于刑诉法规定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认识,须从罪刑相适应的底线原则出发,全面考虑各种量刑明显不当的因素,避免量刑畸重畸轻。对于被告人以速裁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上诉的,二审法院经审查后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发回重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不再按认罪认罚案件从宽处理,立法宜将此类情形认定为审判的重新开始,不再受"发回重审不加刑"的限制。

认罪、认罚自愿性的有效审查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试点两年后被纳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由此,这一制度正式被广泛适用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但是在法庭审理中,如何最大限度追求案件的实质真实,保障司法公正,缓和认罪认罚与实体真实之间的紧张关系,防止发生无辜者被迫认罪,成为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的核心问题。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能够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胁迫或受利诱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认罪认罚意思表示,将非自愿认罪的可能性以及冤假错案的风险降到最低,让被追诉人能够在法官面前表述内心真实意愿。在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中,维护控辩平衡,在特别是在审前程序,自愿性的审查即是维护被追诉人权利与主体地位、避免非自愿认罪的前提基础。自愿认罪是制度运行的正当性基础,有效审查机制是认罪、认罚自愿性的核心问题。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有关“自愿性审查”的环节尚未建立起规范、有效的机制。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判定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进行,主观方面包括被追诉人的法律认知与心理认知的判定。以兼顾公正和效率为主旨,分别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中,构建综合性、多层次、多阶段的自愿性审查机制,是我国现阶段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可行之路。应厘清自愿性审查机制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完善自愿性审查机制的应对策略。

清代族产纠纷与法律调控

宗族是由族和房等支系构成的,具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比如公共祭祀田和义田,有社会互助功能和文化教化功能,由族长和宗正管理,并且有规则保证其实施的一种社会组织。而族产作为家族或宗族的共有财产,主要有义庄田、祠堂田等。由于族产管理者如族长的权力很难受到限制,而族产本身处于流动中,所有权不确定,因此在族产所有与使用上发生了不少纠纷。尽管清代国家法与家法族规对此有不少规定,但是其效果并不好。

公民参与行政执法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而公民的积极参与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公民参与行政过程是现代民主行政、公正行政、高效行政、和谐行政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公民参与行政执法是防止行政权滥用的有力手段,也是提高执法质量、增强法律实效的有力保证,是加强公民与执法机关合作、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

平行进口利益均衡机制探析

平行进口的法律定位是国际贸易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长期争论的焦点,其在实践中是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似乎属于国际贸易的范畴,但平行进口问题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侵犯了进口国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专有权,其实质又是一个知识产权问题。各国对此立场不一,莫衷一是,TRIPS也对之采取了回避态度。究其根本,在于它涉及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物权所有人之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出口国和进口国之间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只有从知识产权法理论和国际贸易视角探析平行进口的利益均衡机制,根据我国在世界的知识产权地位、国际贸易结构,充分利用国际公约中立态度留给我们的空间,审慎决定对待平行进口中各方的态度,方能最大限度的维护我国的利益。

刑事控辩协商机制的确立与争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述评

围绕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研究,我国法学界已经形成了若干争议焦点。其中,控辩协商机制的性质、内容及其法律效力,是一系列争议的核心问题。目前,法学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质问题、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问题、量刑建议的效力问题、被追诉人的反悔问题以及值班律师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过程中,应当吸取理论研究的成果,结合中国的实践经验,选择一条相对合理的制度发展道路。

不起诉裁量制度的价值分析与重构

不起诉裁量权是与起诉便宜主义密切相联系的,法律赋予检察官对于起诉与否的选择权。各国立法对检察机关享有不起诉裁量权的大小持有不同的态度。我国立法对不起诉裁量制度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价值内涵予以认可,赋予了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但也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不起诉裁量权的过度限制从而抑制其功效的发挥,因此,我国应采取有效措施,补正现行制度的缺陷,推动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关系的理论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关系,往往与庭审实质化问题联系到一起。根据庭审实质化在两者关系中的不同作用,可以梳理出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关系的两种观点。对比、分析两种观点,提出判断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关系的核心要素:法官能否通过法庭审判对侦查、公诉活动进行制约,法院是否享有、行使实质性审判权。通过对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运作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围绕两个核心要素,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呈现为截然不同的图景;在此差异的背后,是审判流于形式、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等更加棘手的问题。这些差异与问题,折射出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关系的复杂性。

职务犯罪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逻辑与展开

职务犯罪调查阶段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适合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并与党长期执政相适应的制度反腐“中国模式”。监察法中认罪认罚从宽本体认识、价值所在以及其制度反腐政治正当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权思想和实体从宽等理论逻辑的表述,对于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监察体系制度优势转化为反腐败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从宽建议的对象、程序和效力有其独特性。为实现职务犯罪调查阶段与诉讼阶段的有效衔接,必须深入探讨其进入诉讼阶段的制度属性,配合制约及量刑建议等具体问题。

审判中心主义与认罪认罚程序的“双重陷阱”

由于文化排异和认知不足,我国误将常识和中国传统观念作为构建普通程序的基准,落入“中国化陷阱”,导致“繁者不繁”,进一步引发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一系列病变和风险。而在构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时却抛弃最为适宜的中国传统转向西方正当程序的框架和话语体系,误入“西方化陷阱”,导致“简者不简”,制度设计叠床架屋引发恶性循环。要走出双重陷阱,关键在于厘清西方文化所孕育的普通程序与中国文化所应代表的认罪认罚制度在事实认定、价值定位等方面的巨大悬殊,从而做到二者界分清晰,各得其所。同时,在认罪认罚制度中引入“密室交流”和“律师背书”制度取代司法证明,引入律师主导的“认罪领刑”制度以简化侦查程序,省略审查起诉、公诉程序。

检察裁量权的再配置——在“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展开

认罪认罚制度构筑起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模式。检察裁量权是控辩双方协商获得成功并达成合意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当前我国检察机关享有的裁量权十分有限,无法匹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需要。主要存在裁量不起诉适用条件过于严苛、缺乏检察分流措施、量刑建议的强制约束力不够等问题,监督制约机制也有不合理之处。应当将相对不起诉范围扩大至所有的轻罪案件,通过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改良刑事和解建立刑事调解、建立被告人修复制度等完善检察程序分流措施,并赋予检察机关有限的选择起诉权,建立量刑因素释明制度,强化人民法院裁判说理,尤其是不采纳量刑建议时的裁判说理。同时配合扩大检察裁量权的需要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审关系的透析--以余金平案为视角

余金平案引发了诸多争议,在案件的背后是紧张的控审关系。余金平案中检察院与法院对量刑权争夺,检察机关偏离了所具有的中立客观性。立法一方面对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没有限制适用范围,另一方面规定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检察机关几乎具备了“准审判”的功能。对于认罪认罚制度中控审关系的优化完善,法院应当实质性行使审判权。一方面无论审判程序如何简化,法官都要进行实质审查;另一方面,无论是否适用速裁程序,法庭都应当开庭审理。鉴于检察官提出确定刑量刑能力有所不足,应当对案件予以区分,将重罪与轻罪区别开以及明确从宽幅度。

浅议民事诉讼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无论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许多不同的认识。从概念上来看,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这种权力在案件处理时是符合正义、公正、正确的要求的,它是法官职业的基本属性和本质要求,正确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于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规范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我国仲裁制度的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于１９９５年９月１日起施行，这无疑将对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起促进作用。本文分别对《仲裁法》所确立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协议仲裁制度、协议管辖制度、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等进行了阐述，论证了我国仲裁制度的新发展及我国仲裁朝国际仲裁方向迈进所作出的探索和努力。

创设行政公诉制度之我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公民民主法制观念的加强，原有的行政自诉制度渐渐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行政公诉制度应当提到议事日程。本文拟对行政公诉制度作一番初步探讨。一、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的必要性依照通说，行...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研究——人文精神、制度理性与规范设计

2014年5月1日实施的我国第三次修改后的《商标法》率先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正当性,可以从惩罚性赔偿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制度理性两个角度,通过考察该制度"强化过错责任"、"体现谦抑性、恢复性的司法理念",并借助威慑理论、矫正正义等经典理论工具加以理解。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构建,关键在于规范设计的科学与合理,以主观恶性和侵权情节的严重程度确定赔偿倍数,同时应与补偿性损害赔偿、法定赔偿、刑事损害赔偿与罚金、民事罚款、行政罚款等相关制度加以协调与衔接。

行政检察监督体制之改造——以行政权监督转向为视角

当下行政检察监督体制亟需实行适应时代要求的变革。在我国现行宪法框架下,以行政权为监督重心,从监督内容、监督范围、监督方式三个层面来构建行政检察监督新图景是一种可行选择。监督重心因应检察实务的困境而转移,在检察权向一般监督权回归新的理论范式下应重点关注行政权监督;监督范围的确定既考虑进入诉讼程序的行政行为,又顾及诉讼外的行政行为,将抽象行政行为重新纳入监督视野;监督方式选择一种多元化路径,在坚持抗诉监督的同时,吸收支持起诉、参与诉讼等监督手段。

中间裁决初探

中间裁决是仲裁庭针对某些特定案件，并就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的裁决。但对中间裁决的定义、性质，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各国有关法律或有关仲裁规则也未作明确定义。中国仲裁协会将要制定的仲裁规则中，应加入中间仲裁的内容，并明确其定义和性质，使之更具操作性，便于实践中有所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