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程序构造--从损害救济模式向风险防控模式的转向

由于制度设计的先天性局限与司法运行的实践理性,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程序构造采取事后损害救济模式。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对损害救济模式泛化性适用的根源在于:案件线索发现的“刑事化”、公益诉讼运行的谦抑性、侵权责任认定的依赖性。然而,损害救济模式不足以实现公益的全面、全过程保护,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程序构造遭遇理论正当性与实践危机性的拷问。以风险预防原则为理论分析工具,可以发现损害救济模式未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度理念,亦未审酌个人信息公共利益损害不可逆转的特征。为有效预防个人信息风险,及时制止个人信息公共利益损害,有必要适时转换公益诉讼模式,对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进行风险化改造(风险防控模式),以适应该制度体系化发展的需求。

法律真实性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本文从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和证明规则的角度，论述了客观真实（证明的终极目标）与法律真实（证明的最低标准）的关系，阐述了民事诉讼证明活动最低标准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对民事诉讼中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理论根据、基本方法和限制条件做了概述。

论信息技术运用境域中的当事人诉讼权保障

电子信息技术的变革为诉讼进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影响着当事人的起诉权、受送达权、证据提出权、庭审辩论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在智慧法院快速发展的当下,民事诉讼不同阶段中信息技术对当事人诉讼权的影响方式、后果应充分关注,并针对不同情形明确具有针对性的诉讼权保障机制。

论民事关联刑事诉讼

通说认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文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刑事诉讼可以与民事诉讼相分离;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更具现实和法律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