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能动司法助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乡村旅游越来越受人们喜爱,乡村旅游经济也迎来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乡村旅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司法力量的保驾护航。服务乡村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司法机关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题中之义。能动司法在应对乡村旅游经济的新形势新业态方面具有理念和实践价值。面对乡村旅游经济在游客权益和旅游资源保护、旅游环境的改善、旅游业优化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可通过建立以能动司法理念为统领,提升法院案件审判职能,健全行业部门联动机制,常态化法治宣传引导的路径机制,做实“抓前端、治未病”,实质性化解矛盾,彻底性解决问题,为乡村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能动司法智慧和力量。

论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根据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互相配合有助于形成反腐合力,互相制约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公安机关在与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中要把握好与监察机关的管辖分工,协助监察委员会采取搜查、通缉、限制出境、技术调查、留置等措施,在配合监察机关工作过程中,通过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做到互相制约,防止在办案中可能发生的错误。公安机关还要根据我国立法的变化,适时做好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

健全完善我国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制度体系研究

法律援助质量是法律援助工作的核心,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职能的充分发挥,关系到法律援助事业的持续发展。健全和完善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制度是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文章以法律援助办案质量为研究视角,考察我国法律援助质量现状,分析问题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从立法完善、经费保障、队伍建设和评估监督四个方面切入,探索法律援助质量保障的体系构建和制度完善,以提高法律援助实施质量,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

公开与公正之博弈: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审判”析论

"媒体审判"源自西方,中国是否存在"媒体审判"尚存争议,但互联网时代媒体对司法介入范围更广、层面更深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媒体不当报道予司法造成的消极影响需要规避。"媒体审判"现象的出现是传媒与司法角色定位失当导致的,对所谓的"媒体审判"不应简单予以认定,应该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从主客观两方面结合予以衡量。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不宜过分夸大,还媒体真实传播功能,实现"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才是媒体与司法应有的关系定位。

法治视野下的司法公正

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司法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治得到维护和实现的程度。目前,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是立法、审判和管理等制度方面的因素。要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应完善立法,逐步实现司法独立、确立司法权威,完善司法监督体系。

宪政制度视域中的刑事司法权

人权优位和司法权优位的现代宪政逻辑是刑事司法权中警察权、检察权和司法权正当化配置的理论基础,其实质根据在于国家权力自身的正当化和人权保障证成权力正当化。

公设辩护人制度与律师职业市场化

市场化使律师职业的商业性得以凸显,商业化运作对于律师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但过度商业化对律师职业会产生分化作用。律师在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在谨慎甄选委托人,在甄选过程中,经济因素往往占据着重要地位。刑事案件辩护率低、效果差与此有很大关系。公设辩护人制度是对律师职业市场化弊病的有效矫正。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研究

司法化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的重要一极,又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落实的必要路径。对此路径的认识缺乏以及规划错位,必然会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制度绩效的发挥,进而直接影响到国家犯罪控制的效果与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必须科学规划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的道路。就其未来实现而言,应该让最高司法机关承担刑事政策解释之重任,并把刑事政策解释作为各级司法机关的行动指南,违者必究。

论司法回应民意的模式转换

对民意进行有效回应是现代社会中司法机关维持其判决正当性与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而在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还同时存在着对民意回应范围过窄和回应方式不当两方面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在压力型回应模式下,司法机关一方面受现实条件制约缺乏对民意进行主动回应的愿望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因为受到外部干预而必须在某些情形下将民意作为判决依据。要解决这种矛盾,需要从民意进入司法的制度化渠道建设和司法机关在审判活动中的运作方式及功能定位的改革上着手,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回应模式的转换。

转型社会背景下司法权威的重塑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着急剧变化,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突出,亟须通过法律途径实现社会的整合,以此促进和谐中国的建构。作为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和纠纷解决的重要手段——司法,在近些年来却一直倍受质疑。这不仅造成了司法权威的缺失,也为社会的治理带来了负面影响。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法官对案件的裁决方式和结果以及司法权威机制的完善是司法权威得以重塑的关键。

现代司法技术与经验法则的运用

经验法则是利用事物发展常态而形成的规律,而适用于证据司法场域的特殊法官心证过程。借助现代司法的自由心证技术,以及盖然强度的适用效能评估,可以促进经验法则更加符合民众实质正义观感,促进基于证据事实裁量的纠纷解决结果的可接受性。

我国司法判例制度的探索、问题与完善

我国没有正式建立司法判例制度,但有关判例制度的实践探索已经展开。在探索的过程中,存在着案例范围不清、效力不明、多元化案例指导模式弱化了指导实效以及行政性案例发展相对不足等问题。主要原因是案例与判例概念上的混同、案例指导制度缺乏整体定位以及没有充分重视行政判例的特殊价值。改进与完善之策在于实现从"案例"指导单轨制到"案例"指导与"判例"援用双轨制的转变,实行"二元案例指导"和"一元判例援用"模式,建立制定法依赖型判例为主导的判例制度,强化行政判例的创制和效力。

自媒体信息传播对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模式的影响及对策——来自案件事实修辞叙事解释的启示

自媒体信息传播凸显了司法审判中的舆论应对问题,对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模式提出了挑战,要求法官具有从语言规范性的高度把握事实信息的能力。案件事实的修辞叙事解释偏执于语言的描述性,难以解释人们何以可能达成案件事实共识,却提示我们同时从描述性与规范性的角度认识对法官的语言能力要求。在自媒体语境下,完善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模式,必须重视语言规范性在保证案件事实质量方面的作用;遴选法官,则应当关注其识别他人语言规范性的能力,给其以批判性思维的考量。

电视司法化:“看得见的正义”?——基于正当程序视角的分析

以帮忙类、调解类为代表的电视纠纷解决节目的风生水起,在预示着一种新生的具有媒介现象与法律现象双重属性的电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兴起的同时,又因电视直接介入纠纷解决使其自身陷入伦理困局。以现代法治的基石——正当程序视角批判性地分析观照电视司法化,倡导建构传媒介入纠纷解决的正当程序是一条可选择的破解困局的理论路径。

能动司法视域下合同自由的司法限制析论

能动司法理念作为舶来品之引入,反映了当前法治建设重心由法律制定转移到法律实施的形势下,提升我国司法机关公信力和权威性的迫切需求。在合同自由的司法限制上,强调人民法院实施能动司法,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自由之于合同,犹如灵魂之于生命,因此对其限制须严守立法规定,谨记"法内能动";另一方面,合同立法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之价值嬗变,表明法无具体规定时须发挥自由裁量,以法之基本原则来矫正合同自由之不当使用所导致的非正义。

能动司法与宪法司法化

能动司法本质上是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立法权的侵蚀。宪法作为法律体系中位阶最高的法,体现了法律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应作为能动司法的边界。依据宪法,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解释宪法,司法机关没有宪法解释权。但通过人大常委会"督宪权"与司法机关"司宪权"之不同层级的分工,司法机关应享有默示的授权以对普通法律做合宪性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建立的案例指导制度即在能动司法与宪法司法化之间构筑了联动关系。

智能时代环境司法机制的再造

自2007年以来,环境司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环境司法仍存在着立案难、立案少,公众参与意愿低、难度大,司法裁判社会效果不佳等难题。环境司法既面临着证据取得、事实认定、损失计算等技术方面的障碍,也受制于环境法律体系不健全、跨行政区域污染管辖矛盾、"三审合一"不能有机融合的制度瓶颈。在智能时代,打破部门藩篱,在数据开放共享的基础上推动环境司法的智能化,通过降低诉讼成本以激励公众参与、充分共享数据以提升裁判质效、精准推送类案以推进司法公正、科学评估损害以提升裁判信度、预判环境风险以实现预防理念,可化解当前环境司法中的难题,并为"智慧法院"的建设进行有益探索。

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制度研究

分析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细化鉴定费用规则,合理分配法官、当事人、鉴定人的权责,加强司法鉴定援助制度的适用以及鉴定人出庭费用标准具体化的完善建议。

司法困境与司法和谐之冲突与解构——以对司法程序利用率的法社会学分析为切入点

我国司法困境并非全都肇端于制度缺陷。实际上,它既是社会结构变动所引发的体制摩擦和阶层分化所导致的整体社会环境欠佳的副产品;同时也是司法机关超前设置了司法理想目标的不良后果。缓解司法困境,促进司法和谐,应当以和谐思想为引领,转换改革范式,规划司法和谐之理想图景,在司法治理过程中引入交往沟通技术,并着力培育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