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多维结构变迁与能动者策略

推动执法权属地化与综合化是夯实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但在政策实践中,并不必然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事权下放后,基层治理结构的实质性变革如何形塑执法主体的行为策略,以提升事权承接的有效性,是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文章从“结构—过程—功能”的视角出发,对一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考察,构建理解多维结构变迁中能动者策略生成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改革过程中,综合执法部门所嵌入的横向结构在权力、责任和资源维度发生系统性变迁。执法主体在基层治理结构所设定的规则约束与行动空间中,基于复杂性和概率性两个维度,划分四种类型的执法任务,并能动地创设动员式、裁剪式、扩容式等执法策略,衔接再配置的结构性要素与复杂外部事务治理环节,从而有效回应“块块”运作规则和事权下放的内在要求。

刑事司法领域自动化决策的风险与规制

自动化决策在中外各国的刑事司法领域已有广泛应用,其原因在于自动化决策符合刑事司法预防和打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实现案件公正办理的需求,也有相应的观念和技术条件予以支持。然而自动化决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可能带来准确性不足、公正性偏离和机械性三方面的风险,应采取措施对自动化决策进行规制,以达到补足准确性、保障公正性和消解机械性的效果,实现自动化决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法治化应用。

数字时代司法质量量化评估的困境与因应

科学有效的司法质量量化评估既是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检验司法改革成效的重要方式。小数据司法质量评估以线性因果关系为分析逻辑,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司法数据,对具体司法活动进行评价。小数据司法质量评估在优化司法管理、检验司法改革成效、维护司法公信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价值。但它存在数据质量不高,指标体系科学性不强,实效性弱的问题。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司法质量评估具有数据来源丰富、数据种类广泛,以及评估体系客观、全面等优势。目前,大数据司法质量评估面临着高可用司法数据不足、算法偏见等问题。在构建以大数据分析技术为主的司法质量评估体系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方法所具有的优势,同时也要克服现有不足。通过完善司法大数据库的建设,充分发挥大数据司法质量评估的优势;通过明确大数据方法的应用范畴,保障大数据分析方法在司法质量评估中应用的合理性;通过融合小数据量化评估和定性评估范式,弥补大数据司法质量评估的不足。

一体化视野下自由刑执行衔接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的自由刑执行需要司法机关、执行机关以及安置帮教机构的协同配合。然而,多部门在自由刑的执行过程中呈现出交付执行衔接脱节化、执行变更衔接割裂化、执行完毕衔接滞后化、执行监督衔接形式化的现实表征。自由刑衔接困境的形成是执行理念、执行体制以及刑事治理体系综合形塑刑罚执行机制的结果。为此,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系统观念统合多部门之间的工作理念,以特殊预防为目标统筹指挥不同机关的协作配合,以刑罚适应性原则促进自由行执行与刑事治理体系的协同发展。遵循国家的顶层设计,从刑罚执行的管理机制、指挥机制、协调机制三方面入手,促进自由刑执行全链条管理、统一性指挥、适应性协调的现代化转型。

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化路径——以12309检察服务中心入驻社会治理中心为契机的展开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入驻社会治理中心后,成为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阵地。针对入驻之后的12309中心面临的功能定位不清晰、法律监督质效待提升、资源整合不到位、运行机制欠完善、信息充分共享与有效利用须加强等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内涵挖掘与外延扩展。为此,入驻后的12309中心应当适应角色,整合资源,围绕助推社会治理,以数字赋能不断丰富法律监督履职内涵、强化履职手段,并通过矛调事项案件化办理、检调对接、公开听证、司法救助、检察建议等法治化方式和手段的运用,使检察履职始终保持在法治化的轨道之上。

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数额的司法决策因素检视及因应

品种创新是种业振兴的关键,识别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的司法决策因素,以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水平,进而激励育种创新,实有必要。以2002-2023年侵害品种权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例为样本,分析其时空特征,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法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适用“泛化”且判赔额较低,提高法定赔偿上限的立法举措效果甚微;法定赔偿参考因素缺乏量化标准,维权合理开支定位不清;锚定效应、审判经验等因素对司法决策影响显著。为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质效,建议采取如下措施:通过严格适用法定赔偿,消除举证责任障碍,降低证明标准,以克服法定赔偿“泛化”适用;通过确立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和规则,另行计赔维权合理开支,以避免裁判的主观性;通过提高司法决策信息质量,提升法官素养,提供司法决策空间,以减少锚定效应,保证裁判的公平性。

司法警官职业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现状和路径——以警察类专业群为核心的考察

司法警官职业院校属于行业办学高职院校,其警察类专业之间共性要素多,专业基础相通,职业面向均为人民警察,教学资源高度共享,适合组群建设。目前,全国16所司法警官职业院校中有10所入选省级以上“双高计划”建设项目。其中,警察类专业群在省级高水平专业群中占主导地位,但存在专业群组织形式以“跨院系整合”为主、专业群课程体系不健全、服务行业水平不高等问题。加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路径有:健全专业群组织管理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推进科教融汇;加强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构建专业群师资队伍建设机制。

“一带一路”背景下涉俄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加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是落实“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涉俄法律人才培养是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持续推进“一带一路”与深入推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背景下,培养通晓法律外语、涉外法律知识、掌握涉外技能的法律人才,是确保我国“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为了解决我国涉俄法律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和困境,应积极拓展涉俄法律人才培养领域的覆盖面,逐步增加人才培养数量,健全涉俄法律人才分类培养目标体系,更新培养理念,优化涉俄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置,突出实务特色,健全俄罗斯法师资及教材,创新教学方法,为我国储备涉俄法律人才,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监察调查中监警协作的合理机制构建

我国在宪法层面上赋予了国家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而我国监察法所确立的其他机关与监察机关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的“依法协助原则”,在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之间体现得更为典型,公安机关的协助配合是监察机关充分顺利履行监察调查职能的重要保障。当下监警协作仍面临机制不健全、规范性不足的问题,解决监察调查过程中的公安协作问题,应结合当前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实践,通过循序渐进的制度范式,对二者的协作机制加以构建。

推进新时代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教学实践的思考

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中职业行为规范的确定性和成文化,使伦理道德知识化,具有可教性,通过内化,“内得于心”,知识有进一步道德化,形成职业伦理理念、价值和信仰。从教学目标而言,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具有理论知识、法律职业伦理理念、思政元素3个层面的内容,从法律职业伦理主体出发,应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中的法律职业主体的伦理范畴为核心内容,以法治队伍中其他法律相关职业主体为外延来构架法律职业伦理教学和研究的内容。采用访谈法、案例教学法、现身说法法、模拟教学法与法律诊所法等教学方法,并使之相辅相成,真正落实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教学目标。

新时代司法机关与法学院校共同培养法治人才的实践与思考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深入推进,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成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上海法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实践探索表明,加强司法机关与法学院校的合作对于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传统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的脱节问题日益凸显,司法机关与法学院校的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存在不足,并面临体制机制性障碍,严重制约高素质法治人才的有效供给。对此,应积极探索新时代高素质法治人才合作培养的路径,通过建立健全院校合作培养体系、优化完善实践教学模式、提升院校合作规模与效果等举措,最大限度挖掘院校合作潜力,打破院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推动法学教育与法治实务深度融合,为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新疆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为视角

司法所是基层政法组织机构的基本单元,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是实现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结合新疆相关实践探索,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工作存在认识和理解不到位、管理体制不顺、队伍力量配备不齐、履职能力不强等问题。有必要在正确认识规范化建设实质内涵的基础上,科学部署安排规范化建设工作,理顺管理权限,优化职能定位,配齐配强队伍力量,强化司法所监督和服务职能,与基层法治资源形成合力,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既“矫”又“治”: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问题分析与诊治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为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热点议题,司法工作者逐渐认识到社区矫正中的社会治理元素以及二者融合对未成年犯再社会化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实际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实践中,出现矫正参与主体角色定位不清、双重价值认识不充分等问题。要化解现有难题,需厘清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流程与框架,从角色定位、个性化矫治等方面,寻求辨证施治的诊治之策。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培训路径探究

人民法院对司法警察实行培训,是我国司法警察管理工作改革的一部分。随着近年来各级法院所受理案件数量持续增加,法院司法警察培训模式已然成为亟待优化的现实要求。通过与域外警察培训模式比较,现阶段我国司法警察培训仍存在诸多问题。我国对法警培训建设可考虑从个体特征分析、师资力量、物质保障这三条具体路径进行综合优化,以期提升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总体素质,更好回应我国新形势下复杂多变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务工作。

完善我国涉港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机制的几点思考

内地与中国香港之间的送达,系“一国”之内的区际送达,既不同于内地各省之间的送达,也有别于国与国之间的涉外送达。目前,参照涉外送达规则建立的涉港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机制,既不能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也难以适应涉港司法实践新需求,造成送达效率和送达成功率较低、送达途径不对等、送达主体单一等困境,严重制约涉港民商事审判质效。为此,建议在“一国”之内构建一套有别于涉外送达的灵活高效便捷的涉港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机制,通过优化送达程序、拓展送达方式、扩大送达主体等举措,有效实现两地送达规则深度衔接。

高水平专业群背景下构建司法警官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全画像

提升司法警官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是深层次地推动司法警察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司法警察类专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在新时代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大环境下,教师教学能力监测应当立足教学过程本位,实施教师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全面监测,重视教师教育过程中各种因素变化。本文基于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大背景下,通过文献检索法、半结构化访谈法确定司法警官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模型,以此制作调查问卷面向500名司法警官院校教师发布,通过分析得出司法警官院校教师教学能力的五个因子:授课能力、个人能力、学管能力、学术能力、警务能力共27项因素,确定了因子间的相互关系和良好的适配度,从而明确了司法警官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全画像”的构建方法,为全国同类司法警官院校在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师自身专业发展过程中提供发展性借鉴与指导。

我国司法强制亲职教育的缘起与规范发展研究

强制亲职教育是司法机关强制要求失职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制度,在实践中以亲职教育令的签发与执行为标志。强制亲职教育是在家庭教育失衡现象凸显的社会背景下作出的制度选择,对改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教育理念、教育能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亲职教育令的签发几乎完全依赖自由裁量,执行上各行其是,专业化程度不高,效力保障措施单一,很难发挥实效。为了保障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强制亲职教育的实效,我国需规范亲职教育令签发的自由裁量权,将离婚案件、涉家庭暴力案件、遗弃案件等严重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以及未成年人故意犯罪案件列入法定强制亲职教育的范围;推动强制亲职教育专业化与社会支持的协同发展,并构建多层级的亲职教育令效力保障机制。

司法警官院校刑事执行专业群建设探索——以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为例

刑事执行专业群建设是司法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核心所在。近几年来,国家对高职教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提出新标准,监狱工作提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迫切需要融合与创新,面对这些新要求、新问题,为促进司法警察类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彰显司法警察类高职院校办学特色,应从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群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教师教学队伍质量提升、产教融合、社会服务等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

司法类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共建共享模式探析

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院校围绕产教融合、支撑行业发展而衍生了各类新型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为此,司法类职业院校开展了多种合作办学模式的探索,但存在产教融合不深、合作范围较窄、合作办学模式单一等问题。司法类职业院校应围绕区域经济的发展,紧密对接行业、企业的发展需求,积极推进与行业、企业的深度融合,借鉴其他类型的高职院校,创建适合司法类职业院校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推动司法类高职院校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司法鉴定收费的反思与完善——基于F省的观察

实践中,因司法鉴定费用过高引发的妨碍当事人选择鉴定、判决偏离客观真实等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尽管各地采用多种方式降低鉴定费用,但因未改变商业化主导的司法鉴定收费体制,致使改革效果未达预期。事实上,司法鉴定的公法属性决定了司法鉴定收费制度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我国司法鉴定收费制度亦需围绕公益性原则予以重新定位。相应地,我国司法鉴定收费应当采取“成本收费+法院监管”模式,如此才能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负担,消解司法鉴定的适用障碍,使司法鉴定更好地发挥其司法辅助功能。